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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如何维持在法语非洲的影响力作者：吴旭来源：《领导文萃》2024年第01期2023年7月26日，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尼政变领袖、前总统卫队长废黜总统巴祖姆，停止对法出口铀矿石，双方谈判失败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在2023年年底前撤出在尼全部驻军。
这对前几年法国政府提出的“重返非洲”战略，会有多大影响呢？要对其做出预判，就得先了解非洲地缘政治中的“法语非洲”和“非洲法郎”概念。
作为老牌殖民主义大国，法国在巅峰时期曾拥有近13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在英国之后位居第二。
其殖民地主要在非洲，曾一度占领了非洲总面积37%，如此广大的非洲地区，以法语为官方语言，被称为“法语非洲”。
从1960年代开始，英、法的殖民体系全面瓦解，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老牌殖民帝国与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层面逐渐进入平等时代。
当然，由于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等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均等，在国际商贸方面，西方国家拥有市场优势。
1945年12月，法国政府发行“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非洲各法属殖民地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业务账户”，将外汇全部存入该账户。
“法国法郎”与“非洲法郎”之间固定兑换比为1∶1.7。
截至1949年，法国通过金融手段，控制了非洲殖民地80%出口额、75%进口额。
1958年9月，法国制定《第五共和国宪法》，把“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
“共同体”各成员国在内政、经济等方面享有自主权，但外交、国防等仍由法国控制。
1960年以后，“共同体”内12国先后独立。
1961年，“共同体”参议院宣布解体。
此后，法国以双边条约、贸易协定、“联系国”等形式，与原共同体成员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双边关系。
法国的殖民体系瓦解后，法属非洲国家相继独立。
新生的非洲国家联合起来，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
这些刚独立的法属非洲国家，于1962年组成了“西非国家货币联盟”，1972年成立了“中非国家银行”，由这两个央行系统来统一发行这些新生国家的法定货币。
第1篇一、前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移民问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
本报告旨在对全球移民现状进行总结，分析移民原因、趋势及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全球移民现状1. 移民数量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全球移民总数在2019年达到2.72亿，占总人口的3.5%。
与2010年的2.07亿相比，全球移民数量增长了31.9%。
其中，发展中国家移民数量占比最高，达到70.8%。
2. 移民流向全球移民主要流向发达国家。
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吸引了大量移民。
其中，美国、德国、加拿大和英国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国。
3. 移民原因（1）经济原因：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是移民的主要原因。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选择移民到发达国家。
（2）政治原因：战争、政治迫害、人权侵犯等因素迫使一些人逃离自己的国家。
（3）家庭原因：许多移民是为了与家人团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4）教育原因：一些移民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选择移民。
三、全球移民趋势1. 移民数量持续增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移民数量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2. 移民结构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移民数量将继续增加，而发达国家移民数量增速放缓。
3. 移民地区分布不均：全球移民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4. 移民类型多样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移民外，技术移民、学生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等类型将更加突出。
四、全球移民影响1. 移民对目的地国的影响（1）劳动力市场：移民为目的地国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
（2）文化多样性：移民为目的地国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丰富了社会生活。
（3）社会福利：移民为目的地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带来了压力，但同时也增加了税收来源。
2. 移民对原籍国的影响（1）劳动力流失：大量劳动力移民可能导致原籍国劳动力短缺。
（2）汇款收入：移民汇款成为原籍国重要的经济来源。
（3）技术转移：移民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回原籍国。
第1篇一、引言新加坡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法律体系严谨，对于非法移民问题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措施。
本文将以一起典型的非法移民案例为切入点，分析新加坡法律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具体措施和原则，旨在揭示新加坡法律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方面的坚定立场。
二、案例背景2018年，新加坡警方在一次突击行动中，抓获了一批非法移民。
这批非法移民来自不同国家，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他们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新加坡，并在当地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如偷盗、诈骗等。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非法移民是通过一个跨国犯罪团伙组织的，该团伙利用非法移民从事非法活动，从中牟取暴利。
三、新加坡法律的相关规定1. 非法移民的定义：新加坡法律规定，非法移民是指未取得合法身份，未经许可进入新加坡或在新加坡停留的人。
2. 处罚措施：根据新加坡《移民法》第9条，非法移民一旦被警方抓获，将面临以下处罚：（1）罚款：最高可达10万新加坡元；（2）监禁：最高可达5年；（3）遣返：被判处监禁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回其原籍国。
3. 犯罪团伙的处罚：根据新加坡《刑事法典》的相关规定，组织非法移民团伙的组织者将面临以下处罚：（1）罚款：最高可达50万新加坡元；（2）监禁：最高可达无期徒刑。
四、案例处理过程1. 警方调查：在抓获非法移民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收集证据，查明非法移民团伙的组织者。
2. 检察官起诉：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根据《移民法》和《刑事法典》的相关规定，对非法移民团伙的组织者提起公诉。
3. 法院审理：法院依法审理此案，根据证据和法律规定，对非法移民团伙的组织者作出判决。
4. 执行判决：法院判决非法移民团伙的组织者有罪，并对其处以罚款和无期徒刑。
同时，非法移民也被依法遣返回其原籍国。
五、案例分析1. 严厉的法律规定：新加坡对于非法移民问题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这体现了新加坡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决心。
2. 高效的执法机制：新加坡警方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时，能够迅速行动，抓获犯罪团伙，体现了新加坡执法部门的高效。
60年来人口流动主要经过了六次潮流葛剑雄：如果从49年算起，人口流动经历过大概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
北方大多数地方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但是南方有好些地方还在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中，包括西南。
所以出现不少大陆人跟随着国民党迁到台湾，港澳。
还有解放后，大批的军人就地复员。
到50年代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很多农民就到城市做了工人。
当时北方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棉纺厂，很多农民、女工就进了城做了工人。
还有很多人支援东北重工业，所以也有大批的流动。
解放初到1958年，人口流动规模是比较大的，除了少数迁到境外，大量的人都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边缘到中心。
北京成为首都以后，文化名人、服务业都到北京去了。
第一阶段的流动尽管也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因素，但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是正常的流动。
北京高校多，各地的学生到北京念书。
很多人参军，参干，跟着部队南下当志愿军，另外支援边疆建设，这一阶段的流动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到了58年，中央做出决定，农村跟城市之间不能够再随便迁移。
接下来，困难时期时把城市闲散人口下放农村、机关精简机构、把右派分子或者说有问题的人赶到边缘的地方去。
所以从58年开始中国人口逐步就基本没有自由迁移了。
60年代毛泽东决定建设大三线，小三线，大批工厂从沿海发达地区迁移。
大三线在山西南部秦岭那里，四川、贵州、云南，现在汶川地震我们知道好多大的厂都是那个时候陆续迁过去的，国家把建设重点或者是国防建设重点放在大三线，各地有小三线，小三线在皖南。
沿海都不能发展，沿海铁路都没有的，最惨的是福建，因为福建对着台湾。
鹰厦铁路都是拐了一个弯从江西进去的，就是避免沿海的建设。
人口当然也不可能迁入沿海。
与此同时，大城市的户口收得非常紧，紧到什么程度？假如上海有夫妻两地分居，想要调到一起。
你得自己去找人，你太太是在西安，你要找有没有愿意到西安去，两面调好再往那儿调。
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大规模流动，一方面继续精简下放，上海支援新疆，另一方面是上千万的知青，大城市甚至包括中等城市的知青都迁到农村，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往黑龙江、云南、内蒙古各个地方迁。
非洲务工人员调研报告非洲务工人员调研报告引言非洲地区作为全球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务工人员。
本调研旨在了解非洲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在非洲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一、研究目的通过对非洲务工人员的调查，探究他们在非洲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待遇情况，为改善非洲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调研方法本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并结合了实地访谈。
我们选择了几个非洲国家的大城市，包括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和南非的开普敦。
我们通过在工地、工厂和社区进行问卷调查，以及与一些非洲务工人员进行个别访谈的方式进行调研。
三、调研结果1.生活状况大部分非洲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为简陋。
他们多数居住在贫民窟或简陋的宿舍内，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
许多人生活饮水缺乏保障，居住环境卫生状况堪忧，生活安全隐患较大。
2.工作条件非洲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如建筑工人、工厂工人等。
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工作环境较差，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
一些人还面临歧视、欺压和虐待的问题。
3.问题和挑战许多非洲务工人员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冲突和社会融入困难等问题。
他们往往在被雇主剥削的同时，还要承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和歧视。
另外，一些人还面临着健康问题和人权侵害等困扰。
四、建议和改善措施为改善非洲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和改善措施：1.加强法律保护。
相关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保护非洲务工人员的劳动权益和人权，严惩那些侵害非洲务工人员权益的违法行为。
2.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雇主应提高非洲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提供合理的福利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3.加强培训和教育。
提供职业培训和教育机会，帮助非洲务工人员提升技能和提高就业竞争力。
4.加强社会融入和文化交流。
促进非洲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和互动，加强社会融入，减少文化冲突和歧视。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 LOSOPHY 2007年第4期(总第301期)No14,2007(Serial No.301)论欧洲移民问题的成因宋全成(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欧洲的外国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的核心社会问题。
这既是进入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由“欧洲特点”向“非欧洲特点”转变、移民文化变更因素的结果,也有欧洲国家自身经济衰退、政治与移民政策摇摆不定的原因。
关键词:欧洲;外国移民;移民问题化;移民主体;移民文化;移民政策中图分类号:D5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4014708放眼20世纪欧洲移民史,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欧洲国家①的移民政策对外国移民的同化与融合功能发挥得十分成功的时期。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只要来到欧洲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与同化,就自然融入主流社会。
由此,欧洲的移民模式被看作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最为成功的移民模式。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性石油危机的爆发、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失业率的急剧攀升和失业者的大量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涌入,由各种类型的外国移民引发的潜在移民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到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后,曾引为自豪的、成功的欧洲移民政策,逐渐失去了对外国移民的同化与融合功能,外国移民问题终于成为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非传统国家安全和政治等领域的日益严重的核心社会问题。
这其中既有进入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主体特点的变化、移民文化变更因素的影响,也有欧洲国家自身经济衰退、政治与移民政策因素摇摆不定的原因。
一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外国移民主要是来自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的外国劳工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自于非欧洲国家、特别是来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比例急剧升高,而南欧国家的移民比例则迅速下降。
概论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关系理论周钢/杨国美作者：周钢，1945年生，首都师大历史系副教授；杨国美，1961年生，烟台师院图书馆馆员关于美国移民、民族与种族关系史学，国内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1〕。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外学术界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系统评介美国学术界目前流行的几种理论。
外来移民在美国的生活适应问题，还在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的20世纪初，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著名学者罗伯特·帕克1950年曾提出“种族关系循环学说”，认为移民来美之初，会因文化价值差异而同当地人发生摩擦、冲突，但日久天长，也就慢慢发生适应并被主流社会吸纳。
因此，接触、竞争、适应和同化这四部曲，是“进步的和不可避免的”〔2〕。
学者奥立弗·考克斯在1948年出版的《等级、阶级和种族》一书中，把“种族”（Race）一词界定为“依其体貌特征，在与他群的社会交往中，被外人或自己人加以区分的任何群体”〔3〕。
土著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人们按其体貌差别分出了种族上的差别，甚至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当他们首次来美时曾被认为是劣等“种族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族外通婚的发生，他们的体质特征消失了。
由此可见，基于体质特征所划分的集团，是可变的。
社会学家曾就“种族集团”（racial groups ）和“民族集团”（ethnic groups）作过区别。
按W. 劳埃德·沃纳和利奥·斯洛尔的观点，racial groups 是依据人们的体貌特征予以界定的，而ethnicgroups则是依据人们的文化差异加以区分。
在《美国民族集团的社会系统》中，他们认为一个集团与主导社会之间的文化与体质差异越大，该集团的同化步伐就越慢〔4〕。
米尔顿·戈登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把ethnic group确定为一种内涵广泛的社会集团，彼此间依据种族、宗教或民族本源加以区别，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依据历史背景在美国创造一种族群意识”〔5〕。
广州非洲籍非法移民的特征研究 摘要：街头随处可见的非洲移民是广州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的一道别样“风景”，在体现其国际化大都市特征的同时，也由于近年来的几起非洲移民“群体性”事件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广州的非洲籍非法移民的特征进行提炼和总结，能够为其他专家学者研究相关问题和有关职能部门提出解决对策时提供参考。
关键词：广州 非洲籍 非法移民 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谋生的外国移民越来越多。由于我国对外国人居留和就业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因此部分由于主、客观原因滞留下来的外国人就转化成为非法移民。广州，由于其自古以来对外开放的传统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吸引大批国内移民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国外移民，其中就包括大批的非洲移民。
一、研究对象的内涵界定 本文所述的“移民”指狭义上的移民，是国际移民的简称，即离开本人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迁徙另一国家的人[1]，既用作名词，也用作动词。学术界对非法移民的定义分歧较大，因为移民的合法性与否完全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和“主权”概念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该行为的恶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移民问题极为复杂，受一国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有时并不完全能够被法律所涵盖，甚至会引起法律内容的重新调整。因此“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界限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解释并发生转化。国际移民组织将非法移民定义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入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他们躲避官方的检查、通过欺诈来获取入境许可或通过虚假结婚而规避移民法，包括没有合法签证而企图秘密进入一个国家、使用伪造证件以及持有合法签证入境但超过停留期限而滞留或侵犯了入境相关法律没有取得获准而滞留等几种类型的人[3]。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对非法移民的定义与国际移民组织相似，但内容更加简洁：非法移民是指旅行、到达逗留、就业违背国际协议或国家法律的外国人[4]。根据以上定义，本文将研究对象——“非洲籍非法移民”限定为：从广州口岸入境时或在广州居留、就业违背了有关国际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非洲籍外国人。非洲的人种主要有阿拉伯人、白人殖民者后裔和土著黑人，各人种的语言、种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华生活圈也有着明显的界限。本文将“非洲籍外国人”再具体限定在撒哈拉以南、南非共和国以北的非洲国家公民，其肤色为黑色。
二、广州非洲籍非法移民的特征 （一）绝对数量的隐蔽性 国家统计局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首次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纳入普查范围。根据普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大陆地区）居住3个月以上或者能够确定将居住3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员共计593832人[5]；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统计，2010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5211.2万人次，外国人入出境人数最多的口岸是上海浦东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分别占总数的20.0%和16.1%[6]。综合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数据，将在华的外籍人员按照居住地划分，人数排在前3位的地区是：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可见，广东省内尤其是广州市外国人聚居和流动（包括国际和国内流动）的规模是比较庞大的。
综合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2010年，按国籍分，在中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10位的国家是：韩国、美国、日本、缅甸、越南、加拿大、法国、印度、德国、澳大利亚，无一为非洲国家；外国人来华人数居前10位的国家是：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蒙古、加拿大，无一为非洲国家；根据2008年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整理的数据显示，广州的常住（6个月以上）外国人有2.42万人，按照地区及国籍分，主要是欧美日韩国籍的外国人占53.1%，其次是非洲国家的占7.3%，再次是中东国家的占5.3%[7]；另据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透露，2007年，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外国人的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到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8]。
在官方的数据中，非洲籍移民的相对数量并不占较大比例。但是，通过笔者实地走访，从广州市民对街头黑人随处可见这一现象的直观感受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几次大规模非洲黑人群体性事件表明，当前必然存在相当数量的非洲人隐居群落无法统计，这与我国目前的出入境管理模式、范围和技术手段的不足等有关。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的黑人数量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相关人士预测总数已达20万之巨。这些数量庞大的、不接受中国政府出入境管理的非洲人，即本文所述的“非洲籍非法移民”。他们在特定的区域群居，为躲避管理可以几天不出门，靠方便面和矿泉水度日；他们有着自己特有的信息传播渠道，能在20分钟内把警察查护照的消息扩散到数以千计的群体中；更有甚者，在历经艰辛抵达广州后，将护照撕毁丢弃，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都给出入境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难题。
（二）特定区域的群居性 自1996年始，历经十余年发展成熟，大量外国移民已在地理上集结为环市东小北路、天河北、番禺大楼盘、三元里等四大“部落群”。非洲人因语言、种族、宗教和经济条件所致，他们的生活及活动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功能性特征。
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人来到广州，第一站便是三元里广州火车站附近的迦南服装城。现在以其为中心，一公里范围内崛起了许多外贸城，这里主要是经营鞋类、服装类生意的非洲人的工作区域。由于这部分非洲人普遍收入较低，他们综合考虑交通枢纽、就近便利、城中村的廉价房租和涉外管理松懈等因素，相应地集中居住生活在白云区金桂村、机场路小区等地。长期居留在广州的非洲黑人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到了一半，宗教成为这一群体互相联系的 纽带。因此，围绕着为数不多的穆斯林餐厅，在广州市越秀区洪桥街道的小北路一公里半径内，又形成了一个非洲人的聚居区。同样由于宗教原因，石室天主教堂成为了主要来自原法属殖民地的非洲人聚集地。每到周日下午，不仅参加弥撒的会众有80%是“黑面孔”，连服务人员也是清一色的非洲青年，有时会有超过1000名非洲人参加弥撒。大批非洲人聚居生活和工作的地区逐渐被广州人称为“巧克力城”，大量的非洲籍非法移民也同样混杂在“巧克力城”中。由于城中村是涉外管理的灰色地带，加之其同胞和“好心”中国人的掩护，使有关部门对这些非洲移民的数量掌握和管理存在着巨大障碍。
（三）从事行业的特定性 根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调研[9]，上世纪90年代，首先被广交会和广州批发经济吸引而来的，并不是非洲人，而是阿拉伯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批非洲人从东南亚迁往广州“淘金”，并在03至05年间形成一波非洲人来广州经商的高峰。他们主要是同原籍国家或地区开展贸易，商品主要集中于服装、鞋、手表、儿童玩具等。
这些非洲移民基本上归属四类：第一类是贸易商人，他们来到广州的时间比较早，有的已经获得了中国的长期居留权，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和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固定的写字楼上班，为老板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服务；第三类是为第一类商人将商品运回国的“洲际搬运工”，或者是没有正规注册的贸易公司、纯粹靠倒腾少量商品赚取微薄利润的“个体户”，他们为了逃避关税，通常将服装、手表等各类商品尽可能地随身穿戴出境，这一类人在非洲籍移民中占大多数；第四类则是在商贸城搬运货物，靠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这四类黑人群体都是以贸易为纽带聚集到广州的，其中属于纯劳工阶层的黑人是近几年才渐渐出现的，且人数很少。非法移民主要集中在第三、四类人中，但由于非洲籍移民的法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因此第一、二类人中由于自身对居留问题的忽视也会造成非法居留的情况。
（四）非法居留的恶意性 数量庞大的非洲籍非法移民违反了我国法律，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和社会治安稳定。与其他外国籍非法移民相比，他们具有如下特点：
1、以非法居留为主 以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2007年的数据为例，在广州市查处的“三非”外国人中，非法居留占99.1%，非法就业和非法入境只各占0.6%和0.3%。非法就业者主要从事餐饮、表演、教师等职业。非洲籍非法移民入境前取得中国的签证并不是难事，其文化素质普遍很低，难以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主要是从事小商品贸易或相关服务类行业，能在中国滞留下来是其谋生的前提和关键因素。
2、带有主观恶意性 非法居留可分为恶意和非恶意两类。仍然以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2007年的数据为例，由于疏忽等过失导致逾期居留的非恶意居留者占89.5%，主要为欧美、日韩等国公民以及外籍华人；而恶意非法居留者占“三非”人员的10.5%，其中非洲国家人员占81.3%，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加纳、喀麦隆，马里等，其特点是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住宿登记或未随身携带护照。为逃避警方检查，非洲籍非法移民采取绕道而行、闭门不出、早出晚归、闻风躲藏等办法，违法程度较为严重，相当人员签证逾期时间较长，达数十天甚至数百天，有的还多次非法居留。
（五）不断增大的危害性 1、犯罪问题日趋严重 很多非洲籍非法移民在华没有合法身份，没有技术专长，找工作受到限制，甚至连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往往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此，非洲籍非法移民的违法犯罪活动不仅涉及一般性的治安案件，还包括刑事犯罪案件，走私、抢劫、诈骗、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并不少见；由于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强奸案的犯案率也直线上升；涉毒案件呈上升趋势。根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相关数据，2007年1月至6月，该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外国人涉嫌毒品犯罪的案件共75起102人，与2006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16.7%；广州海关2005年查获走私毒品案件15起23人，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了27.5%和36.0%，查获各类毒品近53.9公斤，走私犯罪者主要来自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占涉案人数的91.3%。
与其他国籍的非法移民相比，非洲籍非法移民的犯罪案件也有其独特之处：一是他们不以取得中国国籍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为最终目的，因此，其非法入出境的手段主要是使用伪造的、他人的、或者虚假资料骗领的护照证件，且大都是个人行为，没有形成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偷渡。二是在抢劫、诈骗、盗窃等与财物有关的案件中，非洲籍案犯通常会向自己的同胞下手。这是由于同一社区间的同胞相互熟悉情况，且非洲籍移民普遍存在对中国警察的畏惧和不信任，受害者大都不会报警。三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与非洲人结合的意愿不大，因此，并没有像越南、朝鲜籍的非法移民一样出现大规模的拐卖妇女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