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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Y高端访谈Interview.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Rights Reserved.摄/朋张者记ECONOMY | 本刊| ECONOMY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吴敬琏教授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分析短期问题和分析长期问题的不同理论框架、增长模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分析。
吴敬琏说，在顺利度过2009年的难关之后，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各方的意见见仁见智。
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很大，其中最大的变数在于政策不同会导致结果的差异。
吴敬琏指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久已存在而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机理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对此，吴敬琏指出：“面对危机这种情况，适宜的做法，应是综合运用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
在经济和市场面临崩溃的情况下，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撑市场，保证经济不崩盘，是必要的。
同时，必须对导致经济出现危机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认真解决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而不能将救急的短期政策视为能够治愈长期问题的灵丹妙药。
”吴老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产泡沫的突然破灭和虚拟财富的蒸发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崩溃，引发了债务危机，于是大家都捂紧自己的钱袋，刹那间流动性极度短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救市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用政府信用替补民间信用来维持市场的运转。
然而，虚拟资产泡沫的破灭只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本刊记者张朋/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编者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
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契机。
吴敬琏：各级政府干预经济 加速腐败及两极分化 核心提示：在清华大学4号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十六届全球大会上，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主要是反映在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吴敬琏认为，各级政府对于资源分配控制力的加强，和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加速了腐败和两极分化。
凤凰卫视7月5日《总编辑时间》，以下为文字实录： 非常人语 吴敬琏：各级政府干预经济 加速腐败及两极分化 何亮亮：在清华大学4号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十六届全球大会上，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主要是反映在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吴敬琏认为，各级政府对于资源分配控制力的加强，和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加速了腐败和两极分化。
吴敬琏认为，目前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并非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仍旧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依旧在石油、电信、铁路和金融等领域具有垄断地位；第二、各级政府仍拥有分配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法律，还没有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太多自行决定权，并且可以通过直接审批投资、市场准入许可以及价格管制，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吴敬琏指出，对于中国快速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控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完成重大事业。这不仅创造了中国30年来快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让经济在经济危机当中未受损伤。
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是，上一个3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源于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吴敬琏认为，对中国经济的不同认识，关系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
编者按：3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并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
吴敬琏称中国在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把市场放在政府命令之下，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后果是就使得改革放慢，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产扩大影响，造成一种怪圈，粗放发展方式被强化和寻租腐败愈加严重。
到了2011年，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十八大做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决定，坚持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道路。
现在方向明确了，下一步怎么做？吴敬琏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现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来推进第三步。
编辑：姚庆涛陈芳以下为吴敬琏先生演讲全文：一、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几年出现动摇既然是高朋满座，我们就把这次讲座做得宽松一点，大家坐在一起，议论一下当年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讲到了如何重启改革，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改革问题好像是十八大以来众所关心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讲两点，一是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做出的决定，我觉得十八大做了很多决定，这是十八大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于改革是不是应该继续推进，还是应该转变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时间，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方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动摇。
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来了。
十八大决定，我们要沿着70年代末期这条路线重新向前推进。
所以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十八大政治决定的意义，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
第二，十八大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眼前应该做什么？先说第一个问题，十八大开完以后，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媒体上对十八大的意义也做了大量的解读。
吴敬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
新浪财经对此次盛会进行全程同步报道。
以下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精彩演讲实录。
吴敬琏：谢谢光华管理学院的诸位领导，使我有这个机会来跟我们集聚一堂的同仁们，对于改革30年发表我的一些意见。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是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所以今年一开年世界的好几个主要报刊都把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他们报道的主题，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我这里就想提供一些我自己的思考，准备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些挑战来自何处？第三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在哪里？因为在第二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这些严峻的挑战的根源正在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所以接下来就要讲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做。
最后我想做出我自己的回答，我认为出路就在于落实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三个最终的指标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是承认的，不管是对于中国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或者是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人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一种戒惧或者敌对状态的人，只要承认事实，他们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的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里只说在我看来三个最终的指标：第一个就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这个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这么一个国家，长期疾弱，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GDP增长了接近14倍，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
吴敬琏：方式不转变，危机难走出摘要：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先生本周在“上海发展沙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演讲会”上精彩演讲的一个小片段，吴教授说，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把转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紧迫程度的原因所在。
“十二五”规划制定前夕，国外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被请来出谋划策，有位经济学家在对“十一五”情况进行调研后尖锐提问：“‘十一五’规划相当全面，评价很高，但为何什么都没有发生呢？”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先生本周在“上海发展沙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演讲会”上精彩演讲的一个小片段，吴教授说，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把转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紧迫程度的原因所在。
在以“展望‘十二五’”为题的发言中，吴敬琏深度剖析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吴敬琏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储蓄和消费的失衡。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效率增长，提高整个经济的附加值，包括加工制造业服务化以及大力发展服务业。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就不能断言已经走出了危机。
中国和美国就像“照镜子”吴敬琏教授提出：20世纪以来，或许更早，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两个内部失衡的经济体系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可以肆意高消费，因为他们有高福利，“双高”意味着内部经济的严重失衡，也就是所谓低储蓄率、高消费的失衡。
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种失衡可以说到达了顶峰，美国居民储蓄率为零，甚至是负数，这使得经济很难维持长期的增长。
14宏观经济 │ Macro Economy2011.07Shanghai Economy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就目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从长期发展来看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
这种情况使得我国G D 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
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
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
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
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2009年到2010年，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
这导致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
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续的后果显现出来了，又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传统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
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
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可是，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
吴敬琏：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走老路是走不出来的中新网3月7日电最新一期《前线》杂志载文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该刊采访时称，“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是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
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
吴敬琏说，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为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是要转变思想，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走工业化道路。
首先，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
其次，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
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有两点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第一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这为研究开发提供了条件。
第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
再次，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
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等外围设备。
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
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
吴敬琏：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12年03月25日 14: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
这也同时带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没有明确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改革就叫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发展30年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
以下是发言实录：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
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
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
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
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
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
吴敬琏：方式不转变，危机难走出（1）2011年04月30日11:28 来源：《解放日报》吴敬琏：转型要清除障碍，改革要增强动力吴敬琏：行政干预的功效不应夸大“十二五”规划制定前夕，国外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被请来出谋划策，有位经济学家在对“十一五”情况进行调研后尖锐提问：“‘十一五’规划相当全面，评价很高，但为何什么都没有发生呢？”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先生本周在“上海发展沙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演讲会”上精彩演讲的一个小片段，吴教授说，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十二五”期间，我们把转方式提到如此重要高度和紧迫程度的原因所在。
在以“展望‘十二五’”为题的发言中，吴敬琏深度剖析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吴敬琏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储蓄和消费的失衡。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效率增长，提高整个经济的附加值，包括加工制造业服务化以及大力发展服务业。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就不能断言已经走出了危机。
中国和美国就像“照镜子”吴敬琏教授提出：20世纪以来，或许更早，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两个内部失衡的经济体系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可以肆意高消费，因为他们有高福利，“双高”意味着内部经济的严重失衡，也就是所谓低储蓄率、高消费的失衡。
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种失衡可以说到达了顶峰，美国居民储蓄率为零，甚至是负数，这使得经济很难维持长期的增长。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等东亚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高储蓄、低消费。
这两种失衡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互补关系，应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失衡，成功发展了自己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
吴敬琏把脉中国经济未来30年关键在发展方式转型来源：东方网作者：刘华宾2010年08月11日09:56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二楼大厅今天下午座无虚席，作为上海书展开门首日的系列讲座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路的思考。
提出问题:繁荣之道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如何保持今后3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吴敬琏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从经济大国蜕变成经济强国，关键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解决长期发展存在的问题，而不在于短期货币政策的松或紧上。
”吴敬琏分析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短期性”说，当前中国经济过分关注短期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往往忽略了长期增长中的问题和策略，也即是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他举例说，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飙升，各阶层人民都怨声载道，显而易见，如果继续鼓励海量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很可能造成泡沫泛滥直至在某个时点上破灭。
因此说，单纯依靠短期的政策做调整，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出现两难困境：继续用大量货币拉动增长的扩张政策，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如果很快采取收紧政策，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市场不振、失业增加和地方财政收缩。
“当前政府很好地运用了宏观智慧，虽然说忽松忽紧的调整很难受，但基本保持了市场繁荣又不至于市场混乱。
与此同时，还要把精力放在增长方式的转型上，提高增长效率和产出附加值，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历史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争“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首先要把握发展的理论，否则就会让科学发展观变成一句口号，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大箩筐。
”吴敬琏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说，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第一次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当时提出降低重工业投资、重振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服务业。
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十大经济方针提出，把经济建设转移到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来，提出要在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如果是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市场经济政策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的是吴敬琏教授，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著名的“吴市场”。
吴老今天来到了安泰讲坛，与安泰的学子一起分享对于中国目前重启改革议程的问题。
吴老从十八大的决定开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在十八大开会前出现前，中国走到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因为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延续了双重体制并轨的过渡性质状态，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过改革政府逐渐从微观活动经济中退出，进一步去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强化这个双重体制的另一重，就是旧制度，这是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推行威权发展主义政策，进一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在重庆事件中，这两种极端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即口号上是极左的，但是实际内容上又是极右的。
这种趋势在思想界有个名字叫北京共识或者叫中国模式，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强势政府。
强势政府可以动员资源，用来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增长。
2010年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声音到达最高峰，这种左的口号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2011年整个社会的思潮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改革的声音又重新起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通过这10年的改革再开倒车时没有出路的，只有坚持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例如中国的高铁奇迹，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铁道部高达2万6千亿的负债是无法还清的，最终还是要有纳税人买单。
至于重庆现象就更加可怕，通过对法治的践踏，支撑了四年高达15%的GDP增长。
还好十八大的成功召开把中国拉回到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上来。
吴老谈到了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收入差别，党中央领导非常关心并且热切希望可以缩小收入差距。
吴老认为现在这个收入差别拉大，从它基础来说，它在于生产中，我们劳动收入的份额降低，而我们的劳动者又大多数是所谓农民工，是没有知识、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得到提高。
经济资料篇——吴敬琏：中国经济未来关键在发展模式
佚名
【期刊名称】《经济研究信息》
【年(卷),期】2008(000)001
【摘要】在1月12日举行的第十届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
敬琏教授就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表了演讲。
他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在于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吴敬琏在最后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就是出路在于落实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总页数】2页(P9-1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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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但风险犹存政策如何结构性调整是关键——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金融走势分析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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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政府应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做应该做的事编者的话：世界大势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北非政局动荡、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反观国内，宏观调控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多数城市房价依旧上涨……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
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
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
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
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
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
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
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
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
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以本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无论对于总结过去还是规划未来都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中国模式”的话题，起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经过三年徘徊，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改革重新回到市场化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经过将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秘密的问题。 壹 “中国模式”论倡导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例如，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 在强势政府掌握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 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开始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所以，这一切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讲起。特别是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根据早些时候确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和对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进行了整体推进市场化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同意对当时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为民间进行创业活动提供了机会。 虽然在各个领域内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90年代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具体地表现为： 第一，为平民创业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在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下，私人从事工商业经营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遭到无情的镇压。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特别是1997年中国党政领导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一定的活动空间。 随着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的，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当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活跃起来，生产要素开始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 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此相对应，消费需求会相对萎缩，造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严重问题。 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了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真正秘密所在。 贰 此外，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heights），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不过，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下，威权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TI）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实现，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和直接进行经营活动。 中国的情况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statesyndicate，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它称为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 因此，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世纪之交包括数百万计的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也更加强劲有效。 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 正像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打破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 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 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 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叁 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一方面，由于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由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 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种种病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