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寓言的文化地位

论寓言的文化地位 一、 寓言是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文体 寓言是一种的历史悠久而生命力强大的影响广泛的文体。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寓言算起，它已经有了5000年的历史。寓言的产生时间仅仅晚于神话与原始歌谣；但是，在科技昌明的近现代，神话早已经失去了产生的土壤，而寓言创作却仍然兴旺蓬勃。寓言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各个国家。任何一个发展到了文明社会阶段的民族，它可能没有其它文体品种，而不可能没有寓言。 东亚“寓言”的词源来源于《庄子》。《庄子·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的注解“十九”说：“十言而九见信。”可见，庄子认为寓言的特点是假借另外的事物以说明道理，寓言说理的成功率非常大。可惜，庄子没有强调寓言的故事性，以致古人把寓言理解得过于宽泛，甚至把寓言等同于一般的比喻或者抒发理想的作品。 西方寓言主要有四大类型：1、fable型：以伊索寓言为代表，大多是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如：<狼和小羊>。fable这个词有寓言、童话、神话的含义。 2、Parable型：以《圣经》寓言为代表，大多是人物故事，富有宗教色彩。如：<浪子回头>。Parable这个词有寓言、比喻的含义。 3、Allegory型：一种长篇的双重结构的文体。如：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斯宾塞的长诗《仙女王》。 4、morality plays型：具有寓意或道德教训的戏剧。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的寓意剧。这四个类型概括起来，可以称为allegoric tale。 1902年，林纾、严璩合作翻译古希腊的Aesop’s Fables，取名《伊索寓言》。他们用“寓言”对译fable。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就把“寓言”与fable等同起来。其实，两者并不等同。东亚的“寓言”作品，也有与西方相近似的四大类型。如：中国的<狐假虎威>，韩国的<龟与兔>，日本的<鹳鸟、龙虾、鲸鱼>等，属于fable型；中国的<塞翁失马>，韩国的<舟赂说>等接近Parable型，它们是人物故事，不过没有宗教色彩；中国的《后西游记》(梅子和)，韩国的《鼠狱说》(林悌)，日本的《河童》(芥川龙之介)等是Allegory型；中国的《中山狼杂剧》(康海)等是morality plays型。那么，东亚所说的“寓言”这种文体，实际上应该相当于英语的allegoric tale。 日本20世纪初编纂的《大日本国语词典》，已经出现“寓话”这个词。1925年山崎光子翻译的《伊苏普寓话集》出版，正式用“寓话”对译fable。韩国学者孙晋泰编纂的《朝鲜民谭集》1930年在东京出版，也用“寓话”称呼fable型故事。日本与韩国所说的“寓话”，可能基本相当于fable型。 东西方“寓言”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双重结构，言在此(表层)而意在彼(里层)。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具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一是寄托在故事中的另外的意义。故事可称为“寓体”；作者所寄托的另外的意义，称为“寓意”，或称为“本体”。两要素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缺少一个要素就是别的文体。两要素也是充分条件，只要具备它们就是寓言。因此，我给寓言下的定义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 现代关于寓言的定义非常多。有的定义没有突出主要的本质的特征，而强调了一些非本质的特征。比如：强调“篇幅短小”、“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角”、“虚构性”之类。实际上寓言不一定短小，也不一定以动物为主角；至于“虚构”，则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寓言创作的关键不是一般的所谓“虚构”，而是巧妙地处理故事现实之间的距离，或是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或是拉近与现实的距离。只有距离适当故事，才能使读者感到是“另有寄托”。寓言的故事大概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人物故事，这类故事应该写得“荒诞”，即《庄子·天下》所说的“悠谬”、“荒唐”，以拉开跟普通人物故事的距离，使读者觉得故事中蕴涵着另外的意义。如：庄子寓言<运斤成风>，拉封丹寓言<父子卖驴>，卡夫卡的寓言小说《变形记》。一类是非人物故事，这类故事应该拟人化，以拉近跟人类的距离，使读者觉得这是“使唤动物来教训人类”(拉封丹)。如：伊索寓言<北风和太阳>，佛经寓言<猴子捞月>，韩国寓言<老鼠善窃>。 寓言不一定短小，但是大多数短小。然而，它的容量不小，可以容纳许多东西。严文井先生把它比作魔袋。用佛教的话说就是：“纳须弥于芥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我们认为寓言在人类文化中有四个方面的巨大作用：人类群体文明进步与个体成长的启蒙作用，人类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载体作用，展示各民族文化特征的橱窗作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轻骑作用。这四个方面奠定了寓言的文化地位。 二、 寓言具有启蒙或桥梁作用 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本质是完善人类自身，从而使人类更好地适应环境。寓言在完善人类自身方面曾经起过并正在起巨大作用。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寓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助产士，对人类群体有启蒙作用。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有三大里程碑：语言的产生——神话的繁衍——理性思维的发展。寓言产生在人类发展的第二里程碑与第三里程碑之际，对人类群体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这是因为，寓言的寓体(即故事)连接神话(原始)思维；本体(寓意)连接理性思维。如：伊索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动物占80%，神话人物占10%。世界最早的苏美尔寓言<狐狸求角>(狐狸向恩利尔神求角)，庄子的开篇寓言<鲲鹏变化>，其寓体都是神话故事。但是，上述寓言的寓意是理性的，即用非现实的故事模拟社会现象，宣传理性思维的成果，宣传哲学道理。正如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说的，而“要发现模拟之点，哲学思维是必要的”。为什么要用寓言故事宣传理性思维成果呢？因为只有这种宣传，在当时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在理性思维尚不发达的古代，使用寓言说理是一种大智能。他在《古人的智能》中说：“当人们的心灵仍然很原始，对于敏锐和思辨的事情未熟练甚至无耐性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去接受那些不能直接刺激感官的事物的。”“即使到今天，人们要以新的光亮照耀人类的理解力，既要克服偏见，而又不至于引起争辩、敌意、反对或骚动，也必然要循着这同一的道理，即求助于寓言、隐喻或暗示的类似的方法。”中国的庄子也深谙此理，所以，《庄子·天下》说，因为天下不可与庄语，故必须使用“悠谬之说”、“荒唐之言”。 现代人类已经进入文化昌明的时代，但是寓言对人类个体仍然有启蒙作用。由儿童到成人的思维发展，跟原始人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走着几乎相同的道路，即先发展具有原始思维特点的形象思维，而后发展理性占优势的抽象思维。幼儿阶段形象思维发达，小学、初中阶段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阶段的语文课本中寓言故事非常多。中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说，一则寓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从童年到老年。我的朋友、中国湖南省原文联主席作家谢璞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个青年人一心想当作家，而实际上他的才能不在文学创作方面；于是谢璞在给他的回信中讲了<刻舟求剑>的寓言。那个青年领悟寓言的意义，后来在别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终身感谢寓言给他的启示。 寓言的启蒙作用与雄辩力量，使得寓言对教育影响很深。古希腊早就在教育中运用寓言。伊索寓言是学校教材，低年级用它启迪智能，高年级用它培养雄辩能力。欧洲从古罗马到现代一直继承这个传统。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亲自为儿童编成《启蒙课本》(1872年)，并说这是他自己最好的著作，“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印度的《五卷书》是著名的儿童读物，相传它是毗湿奴舍里曼为教育三个蠢笨的王子而编写的。中国独立运用寓言教育儿童比较迟。受到西方影响之后，1900年才出现《中西异闻益智录》，1901年寓言才进入启蒙课本。现代，寓言在小学与初中的语文课本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考作文题，寓言式题型占了三分之一。 三、 寓言是各种精神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 人类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成果，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记录、传播、传承。人类各种精神文明的成果往往使用寓言作为载体与宣传工具。 宗教家喜欢运用寓言。如佛经500多个寓言故事，都是宣传佛教哲理的。<猴子和鳄鱼>讲贪欲使人堕入苦海，只有智能、觉悟可以挽救人类；<瓮中影>、<猴子捞月>讲色即是空；<瞎子摸象>批评外道对真理的片面认识；<猫儿问食>讽刺世间的有为法。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及其它宗教也是一样。 哲学家喜欢运用寓言。中国的先秦诸子非常重视寓言。如：《庄子》的<河伯与海若>、<丽姬悔泣>、<庄周梦蝶>等表现了等大小、齐生死、无物我的齐物思想。列子、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也是这样。西方哲学家也非常重视寓言。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寓言。德国的哲学家尼采着《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宣扬其超人哲学，叔本华用<冬天的豪猪>表现其悲观哲学和社会主张。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哲学家萨特等也是如此。 寓言往往是反映并干预政治的工具。如：《战国策》的<鹬蚌相争>、<南辕北辙>都消弭了一场战争灾祸。韩国古籍《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龟兔之说>，关系到新罗国与高句丽国的命运；同书中记载的薛聪寓言<花王戒>，也具有“一言兴邦”的作用。刘基《郁离子》中的<狙公失狙>，反映了元朝末年全国即将爆发的起义形势。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狼落狗舍>，直接反映了抗击拿破仑入侵的1812年的卫国战争，受到库图佐夫将军的高度赏识。捷克寓言家恰佩克的《鲵鱼之乱》，预见并警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