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源起与发展
摘要：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否定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也使它关注主流经济学中忽视的制度分析，因此，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复兴以来，学者们虽未就经济演化分析方法达成一致意见，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贯穿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随着这种整合分析方法的成熟，新演化政治经济学被独立地提出来，本文着重分析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宗源关系，同时通过梳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总结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逐渐清晰地分析框架。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新演化政治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陷入持久的理论危机，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学各学派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硬核”的否定，并超越新古典范式重新架构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有效解释的经济理论。演化经济学因其完全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并逐步形成一系列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引起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演化经济学在1980年代复兴后开始蓬勃发展。
自凡勃伦提出演化经济学一词，制度就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即演化经济学不只是关于经济现象的理论，而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极为关注，这使它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也就是既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又关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因此，凡勃伦所提出的演化经济学就其确切含义来说应是演化政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再次复兴，但同时也使它的理论仅限于对市场领域的分析，而一度忽视非市场领域的决策，随着经济演化理论的成熟，演化经济学也逐渐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时则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本文将通过梳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展现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宗源关系，以及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一、演化经济学及演化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演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完整一致的分析体系不同，演化经济学自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后，学者们一直争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具体含义。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随后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Silva and Teixeira (2006)在EconLit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中发现，在1986-2005年间，经济学期刊中以“演化”作为关键词的文章数量大致以指数形式增长。在2005年，这类文章占EconLit杂志文献的1%，但是Silva and Teixeira也发现对“演化”一词的关注与这一概念的一致性并不相关。[1]这意味着，学者们并未就经济学分析中“演化”的具体特点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演化经济学中并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所谓范式性的“硬核”。
由于演化经济学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体系，为了对其及其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支撑进行详尽介绍，本文采用Ulrich Witt（2008）对演化经济学细节的分析，[2]他区分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种分析方法，所依据的区分标准是本体论立场（ontological stance）和启发式战略（heuristic strategy）①的不同, 其中本体论立场是对现实的基本假设，具体到演化经济学是指对经济变迁与自然变迁的关系假设。启发式战略是指为架构问题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在演化经济学中是指“演化”的概念化。关于本体论假设，演化经济学中存在两种看法，
①Ulrich Witt所指的演化经济学中两种启发式战略实质上是指方法论上的不同。
即一元论和二元论，一元论是指经济变迁与自然界中的变迁在现实中是两个相联系的领域并且是相互依赖的过程；二元论则指经济和生物演化过程在现实中属于两个不同的、不相联系的领域。演化经济学启发式战略层面也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借用演化生物学特有的分析工具模型，如演化生物学中的三个原则在演化经济学分析中日益流行即变异、选择和保留，这类分析通常使用类比和隐喻的方法；另一中方式并不是通过类比，而是通过使用演化的一般概念。假设某类实体如物种的基因库、人类说的语言，经济中的技术和制度，人类头脑所产生的一系列观点是演化的，那么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对外部力量产生反应并发生变化，但是它们演化的特点在于它们随时间发展可以内生地发生变化。内生性变迁的最终原因在于产生新奇的能力。这种变迁发生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具有多样性。但是这些过程具有的一般特点是新奇的内生性突现。但这并不是全部，实际的变迁过程还依赖于新奇是否以及如何产生耗散，并通过此改变实体。因此，这类分析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有新奇、突现和耗散。Ulrich Witt 据此对演化经济学进行诠释，通过一个2×2的矩阵表格表示出来（见表1），并且列出每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本文采用Witt对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分类的目的并不在于详细揭示不同方法在本体论和启发式战略的具体特点，而在于运用Witt提供的线索，介绍各类分析方法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整合分析，以及它们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基础。
表1 演化经济学的诠释
表格来源：Ulrich Witt,What is specific abou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8, Vol(18):547–575.
（二）演化经济学中的演化政治经济学思想
1.熊彼特
熊彼特的理论坚持二元论并且采用一般化的演化概念，因此，虽然熊彼特为演化经济学做出很多基础性贡献，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未曾出现类似“演化”、“演化的”这类词语，是因为他反对把其理论看做是达尔文式的，反对生物学类比。[3]他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解释是“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将企业家式的创新视为变迁的源泉。
我们在此强调的是，熊彼特不仅在经济理论中论述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中，也强调政治家应像企业家一样创造并改变选民偏好、观点，或者产生新的政治产品和组织形式。同时认为政治是无理性的，因为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局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他又成为原始人了。[4]因此，公民并不是如公共选择理论所认为的是理性的无知，他们拥有政治信息，并且持有政治观点，并且大多数会投票。在此基础上，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对领导权的竞争，他认为每个集体行动几乎无不接受领导而行动—实际上这是任何集体行动的主要方法，要比机械反应进步，同时批评了民主的古典理论的理想化。
2.新熊彼特主义
与熊彼特对生物学类比的排斥不同，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将生物学隐喻融入其分析中，即启发式战略发生了变化。他们使用生物学隐喻的方法，以有限理性和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演化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