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儒家文化与现代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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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家文化与现代教育制度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的转型，其一是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走向民主共和制，其二是“废科举，兴学校”，即从科举制走向现代教育制度。这两方面的制度转型，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的突破。这种突破是从淮军将领、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中法战争失败后所上的《遗折》开始，他说：“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靖达公奏议》卷八)张树声已认识到西方文化之体在于“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此即指其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中国不能“遗其体而求其用”，也就是主张要学其体而达其用。此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引述张树声之说，他也认为西方列强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1。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推动戊戌变法，其在制度上主张的改革，“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此即在教育制度上要“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此即在政治制度上要“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2，以实现“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废科举，兴学校”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实际上，自明代以来对科举制以八股文取士就有愈来愈严厉的批评，如顾炎武所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日知录》卷十六）至近代，郑观应、严复等都认为中国的学制改革最急迫的就是要“废八股”，康有为也曾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内云：“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3
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胡瑗的“明体达用”教学之法、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等曾起了促进的作用。如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4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所上《进呈学堂章程折》有云：“自司马光有分科取士之说，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于诸经、子、史及时务皆分科限年，以齐其业；外国学堂有所谓分科、选科者，视之最重，意亦正同。”5分科教学或分科取士本是宋代一部分教育家所实行过或所主张的，但是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科”，又以八股文取士，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一方面是学习西方的学制，另一方面实也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6。
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是从晚清的“壬寅学制”（1902）和“癸卯学制”（1904）开始，这两次学制改革已基本上采纳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设置，以后延续至今。新的教育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文、理、工分科教学，近代以后的中国学人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这种教育体制。现在反思起来，它所注重的是工具理性，主要传授的是实用知识，也就是它更重视“达用”，而在“明体”方面即在人文素质、道德修身的培养方面有所不足。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教育的功利化、市场化趋势明显，师生的人文素质、道德水平有所降低，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认识较为疏远。与此形成张力的是，近年来的“国学热”“儒学热”
1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3页。 2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0、207页。
3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8页。 4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5 同上书，第193—194页。 6 参见拙文《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和“书院热”也逐渐兴起。在此形势下，我认为这种传统文化的“热”可以补充现代教育体制的不足，但不可能恢复旧制而取代现代教育制度。它应该与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互补，或融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当它与现代教育制度融为一体，也就是实现了“新命”的“明体达用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