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作者：黄真来源：《党政论坛》2018年第01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并对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作了深入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世界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走向、中国外交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也是中國对人类的重大思想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从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和价值内涵三个维度展开，力图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当前我国外交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核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早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有所提及，它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五年来，习近平至少有5次重要讲话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分别是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4年6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和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外交部分，又把“五个世界”（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讲话和报告，从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五位一体的角度全面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

从理论层面进行再概括，可以把本部分的研究再细化两部分：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向度、综合性的概念。

从空间范围看，中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都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从具体领域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多个领域。

从发展进程看，可以分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为打造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基础和必由之路，打造命运共同体则是构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结合和升华。

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理论内涵都可以被提炼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六个共”：——共存共在。

所谓“共存共在”，是指世界各国承认其他国家的存在及其合法正当性，尊重和维护他们基于国际法而拥有的基本权利，愿意在此基础上与这些国家展开良性互动。

共存共在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前提。

这里要以“主权平等与尊重主权”为重点研究内容。

主权平等与尊重主权分别是从客观和主观角度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

关于主权平等，中国认为，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

它包括：（1）任何国家，在无损他国主权的前提下，都有权按照本国意愿、根据本国实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他国不得干涉；（2）任何国家都有权在国际社会中表达本国真实意愿、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他国不得阻止；（3）任何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通过协商方式和平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关于尊重主权，它包括：（1）尊重他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2）尊重他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他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实践；（3）尊重他国隶属的文明体系和创造的文明成果，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开放、包容互鉴。

——共商共建。

所谓“共商共建”，就是“共治”，是指世界各国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共同参与跨国事务治理，化解各种跨国挑战。

共治的对象可能涉及双边事务，也可能涉及更为广泛的地区乃至全球事务。

共商共建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一路径。

这里要以“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为重点研究内容。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是在世界权势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全球性挑战肆虐人类、“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的重大国际背景下形成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包括六点研究内容：（1）制度性。

以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为原则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仍然符合世界各国根本利益，它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的制度基础，必须捍卫；（2）适应性。

全球治理必须顺应客观的权势格局变迁，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3）民主性。

全球治理必须遵循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

（4）渐进性。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而非革命者。

中国倡导的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而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5）吸纳性。

全球治理需要吸纳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

（6）普遍性。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普遍适用于全球、区域和双边关系治理，适用于所有传统领域、“新边疆”和全球公域，适用于一切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是目前覆盖面最广、最具有适应性的全球治理观。

——共享共赢。

所谓“共享共赢”，是指世界各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公平地享有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现共同获益、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共享共赢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

这里要以“分配正义”为重点研究内容。

它包括：（1）世界政治中的两种正义。

第一是平等正义，核心是主权平等及其互惠承认，也叫作“交换正义”“形式正义”。

第二是分配正义，也称作“实质正义”，它探究的是资源应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正的分配。

（2）分配正义。

平等正义的绝对化往往因国家在资源禀赋、政府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容易加剧国家的不平等，因此分配正义强调，为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繁荣必须赋予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发达民族与欠发达民族在某些方面不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意味着在政治上侧重维护弱国的主权，增长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同时隐含相对限制若干强国的某些权势；经济上在贸易条件、资源开发、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方面给予穷国更为优惠的权利，并规定富国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文化上尊重和保护欠发达民族的传统文化，支持其文化和教育，限制发达民族的文化渗透、传媒优势和话语霸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追求平等正义，又支持分配正义。

2.相较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性“六个共”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分析是研究重点，具体包括：——西方代表性理论。

（1）权力秩序论。

理论实质是依托大国实力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又可以细分为两类：霸权稳定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和经济霸权对于全球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均势治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国间权势平衡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效的关键。

（2）世界体系论。

该理论试图用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世界体系已然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等层级结构，“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半边缘”既受“中心”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

（3）普世价值论。

它主张以所谓的西方“先进”文化和社会制度来治理世界。

代表性理论有：民主和平论。

该理论认为，以西方标准界定的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不会或很少发生战争，世界稳定与人类和平自然水到渠成；历史终结论。

该理论认为冷战结束表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文明冲突论。

该理论认为，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才是避免战争的最可靠保证；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论。

该理论认为存在一个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其中各国共同遵守奠基于西方文明标准基础之上的规则规范，这些规则规范保证国际社会稳定运作。

（4）国际制度论。

该理论认为，国际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国家行为不确定性，也有利于增强议题联系，而理性的国家出于对声誉的关注和对惩罚的恐惧会有遵守制度的强烈动机，这些都保证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良性运行。

（5）弱化主权论。

该理论即为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全球治理论”，它认为世界秩序以全球治理机制（而非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由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行为主体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就影响人类的跨国性或全球性问题为对象，实现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

最大缺陷在于将地方经验和价值绝对化和普世化，具有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圈子”色彩，内含西方与非西方的政治对抗性、经济排他性、安全冲突性和文明一元性。

总体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局部而非整体的，是地区而非全球的，是封闭而非开放的，是傲慢而非平等的，是冲突而非合作的，是剥夺而非共享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背道而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内涵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

它深刻认识到当下世界“依然不算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种族仇恨、民族对抗的阴霾挥之不去；全球性问题，诸如核扩散、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毒品犯罪、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资源枯竭等无时无刻不在危及人类整体利益；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现代性拓展使得以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典型表现的道德蜕化弥漫全球，成为当代人类的一大根本性病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各国共同破解当下发展与安全难题，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所应秉持的共同价值、行为准则和手段路径。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实际上已经全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内涵，从而形成“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丰富系统的阐述，它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各国共同要做的。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自身的四大政策，分别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共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根据以上重要文献，本部分的研究重点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统领，统摄当前中国所有重大的外交战略和外交实践。

主要研究包括：1.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涵显然要求各国在实践中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实现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和平发展。

根据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论述，这里要着重研究七个方面：（1）“战略抉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根据世界潮流、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政权性质、中国根本利益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做出的战略抉择。

（2）“和平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基因”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走扩张称霸道路的可能性。

（3）“战略定力”：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会有许多“成长的烦恼”，因此要有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不为一时一事所动所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