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悖论_棘手的悖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若论国际交游之广泛,徐志摩鲜有人能及。
他曾经面见过哈代、曼殊斐尔,与罗素、狄更生、韦尔斯是朋友。
在泰戈尔来华期间,他又一路陪同,担任翻译。
徐志摩在一九二○年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在一九二三年的《太戈尔来华》一文中又说,亲见伟人有书中读不到的好处,那就是感受他的“人格”。
他(泰戈尔)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圣感。
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交往的这些伟人都是西方的,或在西方获得了隆重声誉的。
而所见的伟人以老翁居多,这让他有更强烈的中西对比之感:“我每次会见西欧的‘文坛老将’(veteran writers),面对着矍铄的精神与磅礴的气概,我钦佩心理的后背总有一幅对比的影像,一个弯腰曲背残喘苟延的中国老翁!”(《汤麦司哈代的诗》)徐志摩前后翻译了二十多首哈代的诗,写有多篇评论和纪念哈代的诗文。
他对哈代极为推崇,称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扎克并列”。
他说哈代“没有那画眉的纤巧,/他有夜的古怪”。
而他在哈代家中见到的哈代,正是这样一个可敬又可畏的怪人,尤其是他怪异的外貌。
怪的还有他的性情,他一小时后就送客了,“茶也不请客人喝一杯!但谁还不满足,得着了这样难得的机会?”人格与文风合一,怪人哈代与他的怪诗彼此辉映,彼此诠释。
同谒见哈代相比,《曼殊斐尔》就显得非常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曼殊斐尔是一个年轻女郎。
《曼殊斐尔》一文情感之丰富、辞藻之富丽甚至香艳,都远非《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可比,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性别关系等的复杂运作。
对那些大师,他是又敬又畏又爱,而对身为女子的曼殊斐尔,畏消失了,都转成了爱。
在此文中,徐志摩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来到曼殊斐尔家,一直到上楼进曼殊斐尔房间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戏剧化的情节。
《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标准1.课程说明《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标准课程编码〔14060042 〕承担单位〔师范学院〕制定〔〕制定日期〔〕审核〔专业指导委员会〕审核日期〔〕批准〔二级学院（部）院长〕批准日期〔〕（1）课程性质：本门课程是本门课程是师范类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开设的一门的专业限选基础课。
（2）课程任务：主要针对小学教师开设，通过本课程学习，既可掌握中外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又可加深从文化学层面上对各门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感悟。
（3）课程衔接：在课程设置上，前导课程有高中历史。
2.学习目标本课程上编《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任务主要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机制、表现形式和基本精神，引导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理论，较为深入地掌握各种主要文化现象的特点，目的是为了提高对文化现象的综合分析能力，以便准确地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状况和当前的国情，并使这种能力和认识渗透于各门课程的进一步学习之中。
下编《西方文化史》的教学任务主要讲授西方文化2000多年来西方人文精神和制度方面的演变，以文化艺术和政治哲学、科技伦理为主，目的是通过讲述这些重要文化现象，使学生对西方文化史有较好的掌握和分析能力。
3.课程设计本课程教学过程以讲授为主，并辅以课外阅读和作业练习，重点在培养学生对中外文化历史感、相应的思辨能力以及对当前文化现象的实际分析判断能力。
通过学习中外文化，培养独立的对文化现象的分析与思辩能力和综合判断力。
4.教学设计上编：中国文化史绪论文化与中国文化教学内容：1.“文化”界说2.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3.目的、意义和方法教学要求：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化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确立学习本课程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教学重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教学难点：“文化”界说。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教学内容：1.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2.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教学要求：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历史地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成因素，并对历史地理环境的诸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中西方道德价值观比较作者：姜红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1年第2期姜红（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摘要：中西方道德伦理本位既有共通点，又互有差异，这些差异具有社会必然性对此。
应坚持多元并存、取长补短、中西整合、综合创新的观点，这对于建设和发展21世纪的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反省革新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方；西方；道德价值观；比较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1）02—0017—02一、中西方道德价值观的相同点1�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仁”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规定了等级名分与尊卑贵贱。
“三纲”和“五常”则更加明显地表现了等级附属关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的是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绝对地服从，“仁、义、礼、智、信”，规定了个人称为君子的私德。
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四基德，即智慧、勇敢、公正和节制，具有非常明显的等级意识。
中世纪基督教道德中强调“爱”、“信”、“望”三主德，神学家奥古斯丁说三主德是神的德行，而人的德性——明智、坚忍、节制和公正只是“爱”的形式，神的德行和人的德行是不同等级的，人要学习神的德性，才能赎罪上天堂。
2�人道主义中国封建社会提倡“仁”，孔子说，“仁者，爱人”。
仁是一种君子的德行的总体要求，而“义、礼、智、信”四德都是附在其中的，孟子提出人皆有恻隐之心，把仁与性善论紧紧地连在一起；汉代董仲舒“天生五谷以养人”，认为天有善心来供养人，让人得以生存，把天赋予为善的性质；到了宋代程朱关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论辩，更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把善、仁推广到了极致之处，成为万事万物的共同的与生俱来的特性。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所谓的“爱”，是爱上帝，爱邻人，甚至爱仇敌，所主张的宽大的博爱观有爱人如己的味道，包含了一定的人道主义思想。
试论中西方英雄观和英雄文化的比较听到英雄这两个字，你首先想到的是谁呢？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还是精忠报国的岳飞？是40岁仍在球场上镇定地说：“不要慌，我在这儿！”的乔丹，还是跟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还是那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酷到了家的基督山伯爵？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英雄故事长大的，那些闪耀着光芒的名字让我们循规蹈矩的生活变得精彩，让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因为“光荣与梦想”变得激动不安。
然而前不久，美国的一份英雄谱却很多中国人大跌眼镜。
“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排行前10名中有影星约翰·韦恩，还有几乎和谎言划上了等号的克林顿。
中国人疑惑了，老美们心中的英雄到底是怎样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空泛的概念，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英雄，就是一个差异表现的典型。
英雄本身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概念，每个人心中英雄的形象都会不同，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欧洲人和欧洲人之间也有分歧。
但是若从宏观角度来看，以较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对英雄的理解这个问题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西英雄观的不同，以及进而揭示的文化根源的差异。
下面，将试着从四个方面分析中西的不同英雄观，希望可以阐述得尽可能详尽。
一、生命&价值在美国评出的英雄榜里，还有十位生活中的英雄。
其中一位叫约翰·麦凯思，是越战军人，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六年，但是这六年他没有在战场上厮杀，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战俘营里。
就是这样一个战俘，回国后不仅受到英雄的礼遇，被颁发了荣誉勋章，后来还走上了政坛，在人们的赞誉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他在排行榜中列居第六。
很多中国人面对这样的结果觉得愕然。
中国人的英雄，即使不能够宏图霸业，至少也应该视死如归。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古代故事里，连乞丐都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气节、尊严，这样的字眼是比生命重要的，这与它们真正的现实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戊戌变法时，要说社会价值，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但若要论英雄，中国人更愿意选择“以死唤起民众”的谭嗣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之所以称之为“轴心时代”是因为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文化交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难以阻挡的大背景下，探讨轴心时代，尤其是中西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特点及其对今天社会的影响，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品主题纵横——知能提升一、“轴心时代”东西方各具特色的文明1．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1)农耕文明的形成①就地理环境而论，中华民族繁衍、栖息于东亚大陆，是一个大河文明的国家。
②轴心时代的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江河流域和肥沃平原，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形成。
(2)农耕文明的特点①“农业是命脉”是历代中国人的共识，而“重农抑商”也就成了每一个朝代的基本国策，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就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态度。
②内陆的广阔，也为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提供了地理环境上的可能。
这也是“统一、专制、中央集权”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特色的原因之一。
2．古代希腊的海洋文明(1)海洋文明的形成①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界处，属于海洋文明国家。
地中海、爱琴海带来了航海的便利。
而境内山脉纵横，河流交错，把古希腊分割成一块块的小平原、小山丘，使之形成了天然的政治单位——小国寡民的城邦。
②平原少、土地贫瘠，只能种一些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只有通过海洋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发展。
(2)海洋文明的特点①古希腊各城邦之内，由于利益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如雅典的民主政体等。
②航海的便利又使各城邦较早地接触到域外文化、异族文化。
③古希腊文化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易于接受域外文化的特质。
二、“轴心时代”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政治制度1．古代中国的“家国同构”轴心时代的中国也是邦国林立，但与古希腊的城邦制不同，中国是在原始氏族制没有彻底解体，从而带着浓厚的血缘色彩进入奴隶社会的，这就是从禅让制到世袭制，在这种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文化。
金克木散文：在中西文化中行走(一)金克木的散文（包括随笔），是当代散文中少有的有着“活泼的文调”、能让读者发笑的文章。
在文章里，作者经常扮着各种“鬼脸”，戏谑读者，充分展示了他的诙谐与幽默。
他的文章恰恰践履了梁实秋的散文观：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
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
他文章里这种少有的“活泼的文调”，其重要原因是运用反讽的结果。
什么是“反讽”？《辞海》是这样定义的：译自希腊语eironia，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
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早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身上已有娴熟老到的应用，那是出于论辩的需要，乃至是愚弄论辩对手的一种利器。
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后，才大放异彩。
故此，在新批评理论中，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了意义的改变，即言非所指。
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
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为读者提供至少两套代码，一套代码是“表面的”“显在的”，在字面上提供了貌似正确的道理，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
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的婉转周旋，利用历史语境的差异或逻辑上的谬误，让读者心领神会“内在的”“隐藏的”代码的“正确”和“表面的”“显在的”那套代码的“错误”，或虽然明白“错误”却依然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
反讽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与叙述者字面上的陈述往往是错位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反讽的基本修辞面貌。
反讽是现代主义给小说的审美与叙事带来的一种新的元素。
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上的反讽的研究比较多见。
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尾，《尤利西斯》利用现代人与古代英雄观之间的反讽对比营造结构等等，而反讽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运用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
散文中的反讽与小说不同，它是由散文作者——叙事者本人直接表述出来的。
散文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层。
罗素对徐志摩影响研究作者：高伟来源：《旅游纵览》2010年第12期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也是蜚声国际的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受到各阶层广泛欢迎。
徐志摩（1897-1931），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硕果累累的文学翻译家。
他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期间，徐志摩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罗素是20世纪为世瞩目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主张运用分析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开展哲学研究，形成了逻辑分析哲学派别，为当代哲学开一代新风，并对各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时，他积极致力于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活动，向那些鼓动战争的舆论作勇敢的斗争，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关切。
他这—正义行为，遭到英国政府的仇视，但也受到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同情。
作为极为敏感而又喜欢寻求新知识的徐志摩，很快注意到了罗素及其著作。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志摩就极为关注罗素，阅读了罗素1920年前已出版的哲学和社会问题的著作，如《战争时期的正义》、《社会重建的原则》《政治的理想》、《自由之路》和《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知识》等，深深地被罗素的渊博学识和见解所吸引，而罗素那种敢于不顾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的精神，更是博得了他的由衷崇敬。
此后，徐志摩一改出国留学的初衷，一心想要“从罗素”，并毅然离美赴英去剑桥寻师。
徐志摩和剑桥的渊源也起源于他决定放弃在美国的求学，决定到英国去师从罗素。
可是，徐志摩这次远渡大洋，赶赴英国，偏偏因罗素周游世界而未能如愿。
后来罗素回到英国，二人开始了非常密切的交往。
徐志摩从英国回到中国之后，不遗余力地译介罗素的作品。
罗素的中西文化观 摘要：罗素是20世纪最早认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西方思想大家。他从自己的文化观出发，分析了中西文化的构成要素，并主要从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性格品质和教育传统四个方面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与孰优孰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希望二者逐渐结合起来，这是中西文化最理想的前景。 关键词：罗素；文化观；中西文化；优劣
伯兰特·罗素（Berl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20世纪的哲学巨匠，又是一位声誉卓著的伟大思想家。罗素的思想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世纪的智者”。罗素早在幼年时期便从其父辈的藏书中了解到中国及古老的中国文化。但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兴趣并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则始于一战。一战的爆发，将不少西方人推入了失望的深渊，时刻关注着人类整体命运的罗素则首当其冲。他既哀痛西方文化的“破产没落”，又恐惧西方文化将在战火中彻底的毁灭。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罗素去了俄国，但此次俄国之行带给他的是可怕的心灵痛苦，他看到苏俄并未为西方文化开辟光明的前途，觉得西方文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这样一种心境下，罗素产生了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某种积极的因素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强烈使命感。1920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知识界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人们的思想非常激进。罗素来华后，与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发表了五大演讲，一时间，“罗素热”风靡全中国。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了深层的剖析，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评价了中西文化的优劣。罗素是20世纪最早认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西方思想大家，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唯一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因此，研究罗素的中西文化观对现实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文化观 罗素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他将文化定义为：“由知识和远虑融合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远虑。“由于远虑具有层次，我们就能够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所表现出的远虑层次来确定其文化程度上的差异”。罗素指出文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知识。“建立在迷信基础之上的远虑不能说是完美的文化，尽管它也许可以为真正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可缺少的精神习性”。 关于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积极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罗素将文化定义为，由知识和远虑融合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同时，罗素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他却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一方面，他看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他忽视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过于夸大了文化的作用。 罗素提出了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准，即“第一要看它跟其它社会相比，善多于恶，还是恶多于善；第二要看它的善与恶是仅仅限于自身内部，还是向外扩张，影响了其它社会。”事实上，从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角度，“应坚持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统一，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前进、文化进步的标准”。衡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标准，着眼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艺术的发展程度；衡量社会文化发展的道德标准，则以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念为准则。罗素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评判很显然是一种道德标准，即以道德的善恶来衡量中西文化的优劣，忽视了历史标准，显然有失偏颇，没能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 中西文化的优劣 要对中西文化的优劣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必须首先探讨一下中西文化的构成要素，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个客观前提。 罗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就是儒道佛。儒家思想是一种纯属道德而非教条的体系，却成功地造就了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中华民族。道家思想的幽默、克制、含蓄，导致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及中国有教养人士的谈话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中国人并不赞赏粗鲁的莽汉和不加限制的感情表达”。佛教主张人们要有所信仰，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摆脱失望和痛苦，从而造就了中国文化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的特点。儒道佛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包容、共同发展，使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绵延至今。而西方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希腊文化、犹太教和科学。西欧和美国的文化实际上同质的，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一是希腊文化；二是犹太宗教与伦理；三是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并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要素的代表”。这些方面也正是西方人区别于东方人的基本精神面貌。 中西文化的构成要素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中西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质，导致了中西文化有着各自的优劣。罗素从价值趋向、宗教信仰、性格特征和教育传统四个方面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进行了详尽的比较。
（一）价值取向 罗素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科学与民主。他指出，科学自身并不向人们提供任何道德观念，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新思想几乎都来自科学技术领域。罗素认为，中国文化的弱点就是缺乏科学。“中国除了现在刚刚受到欧洲的影响外，没有现代科学和工业主义”。与中国强烈束缚个性发展的科举制度相对应，西方实行的是代议制政体，它由公民自己来选择政府和选拔官员。这种民主体制的确立，使西方产生了高度的政治安定。由此得知，科学与民主乃中国之必需，只有科学才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才能打开数千年治乱循环的死结，并结束五千年你争我夺的局面。与此同时，罗素也驳斥了在科学和工业主义因素的影响下，西方文化片面强调进步和效率而不顾行动后果的错误倾向。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重视伦理道德规范。“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儒家的学说大都是一些道德规范，教人自制、中庸、尤其是谦恭。“西方人靠进步和效率，得到了力和钱，也造成了现在惴惴不可终日的西方文化；中国人总是慢吞吞的不进不退，却享受了几千年平安有趣的生活。”在罗素看来，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规范的精神对于解决西方文化之弊病大有裨益。西方文化只有吸收中国文化宽容、深沉、平和的道德品质才能得以延续下去。但他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孝道”伦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与爱国精神的发展，强化了陈规陋习对中国人心灵的暴戾统治，使中国传统文化变得不再进步了。 显而易见，中西文化的弊病正趋于两个极端。西方文化具有科学和民主的特质，但缺乏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中国虽然确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体系，却忽视了科学和民主的因素。此外，罗素对于科学的看法，是公平而正确的。“就科学本身来说，它是中性的，根本无所谓好与坏，对于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如何作价值判断，不能靠科学作最后决定，而必须从科学以外的其它方面去找来源”。这种说法既矫正了科学万能观，也矫正了科学万恶观。
（二）宗教信仰 罗素指出，中国实际上没有宗教，不仅上层阶级没有宗教，而且整个民族没有宗教。“彼等有一确定之伦理信条，既不严酷，又不压迫，且亦无‘罪孽’观念也”。在他看来，孔子及其追随者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一种没有宗教信条的纯粹伦理学说。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提倡的是一种自由的哲学。“其克制与言不尽实，与西方之神秘主义比较而更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一个外来的因素，那就是佛教。佛教认为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并强调“人而无宗教之信仰，自必失望，而彼所传达于斯世者，即救治此失望之道”。但是，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标准、道德规范始终与儒道思想一脉相承，这就是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之原因所在。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可见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罗素指出：“主宰了西方的基督教接受了犹太教的正义概念，并将其作为帮助同胞和笃信某种教条的指导思想。”从犹太人那里引申出西方人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的思想，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接受别的宗教。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之间互相排斥，互相迫害，绝不相容。但中国却不存在这种不相容，“几种不同的宗教同时存在于一处，如佛教孔子老子的教义，皆能随人适从，自由信仰，各有容忍他教之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这种兼容并蓄的伦理规范既不会产生一个有权力的传教者，也不会导致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带来的迫害。 罗素对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宗教信仰传统给西方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罗素更倾向于中国文化这种没有宗教信条的纯粹伦理道德学说。罗素作为一名西方人，能够对宗教信仰做出如此透彻的分析，原因在于罗素在青年时代就在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哺育下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并一生致力于从事反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一些人将罗素与十八世纪的伏尔泰相提并论，称他是“二十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笔者认为，科学的信仰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才是中西方文化所应共同追求的。
（三）性格品质 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把中国人的性格优点概括为：谦恭、自尊、自信、理智和热爱和平。中国人在艺术中追求高雅，在生活中追求合理。他们不欣赏冷酷无情而坚强有力的人，也不赞赏易于表露自己激情的人。“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静而内向的尊严”。除了少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外，进步和效率对一般的中国人毫无吸引力，维持稳定的局面才是中国人所向往的。“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争不断，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西方人热衷于积极竞争、不断寻求扩张，中国人对此却相当淡泊。中国人的和平主义，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一切的固有文化传统。 罗素了解中国人爱面子，他也指出了中国人性格的三大弱点：贪婪、怯懦和缺乏同情心。贪婪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把金钱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差不多个个苦力，都会为了得到几个便士去冒生命的危险。”“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的钱财。”正是这种贪婪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怯懦是中国人的另一缺点。它不仅是指缺乏勇敢行为和冒险精神，也指遇事只是一味地消极忍耐，对于社会的弊端往往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冷漠态度。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都感到震惊。“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心与心之间的隔膜，冷漠、自私、虚伪已成为中国国民性中的痼疾顽症。 罗素系统地剖析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但没有集中论述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罗素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列举西方人的心态特征，而且是一团漆黑。他所述西方人的丑陋之处包括：由精力过剩所导致的传教狂热、野心无穷、蛮横好斗、支配欲强、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以及由于对科学的迷信而产生的“机械人生观”等。西方文化先进、科学的特质，却造成了西方人性格丑陋一面。罗素之所以只强调西方人性格黑暗的一面，与他当时对西方文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沉痛心境有关。 值得敬佩的是，罗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异。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