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以约定受贿金额未实际获取为视角

工作研究：关于受贿罪既未遂标准的思考一、问题的提出受贿罪的既未遂标准事实上包含两层内容，一则是以受贿的着手为起点认定构成受贿罪的标准，另一则即是否构成受贿罪既遂的标准。

对前者的讨论尚少，后者则一直存在争议，究竟受贿罪的既遂应当以收到财物为准，还是以索取或约定收受为准，实践中采取不同的标准会导致案件处理的极大差异。

本文将从受贿罪既未遂标准这一问题的犯罪特殊形态的理论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实践探索三方面来考察和明确我国受贿罪的既未遂标准。

二、对受贿罪既未遂标准的合理性考察1、犯罪特殊形态的理论依据刑法之所以处罚犯罪未遂，正是责任主义逐步成为近代刑法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

责任主义要求，必须在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给法益造成了侵害或危险且对行为人具有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够科处刑罚，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涉及到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未能全部实现的未遂问题时，剩余的两个要素，即“给法益造成危险”和“对行为人有非难可能性”就成为了处罚犯罪未遂的两种根据。

客观未遂论以发生了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作为惩罚未遂的依据，而主观未遂论则以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或法敌对意思为惩罚未遂的依据。

显然后者明显偏离了以行为为中心，以法益保护为目的，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刑法，理论与实务上也都以客观未遂论或类似学说作为处罚犯罪未遂依据的通说。

由此可见，正因为犯罪行为虽然没有实现构成要件的全部内容，但却对法益侵害造成了危险，才需要对这种犯罪未遂科处刑罚。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区分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标识，因此判断是否构成未遂的第一步即是对“着手”的判断。

目前的通说客观未遂论要求对法益侵害造成了危险，而如何判断这种危险又有诸多学说，主要有坚持以根据发生（满足）构成要件的现实危险性来判断危险的形式客观说与坚持以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实质客观说。

对危险认定的标准不同，对着手的判断标准也自然不同。

以构成要件为标准的形式客观说下，开始实施了一部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为“着手”，而实质客观说下，既有以实施具有危险的行为时为“着手”的行为危险说，也有以造成对法益侵害具有具体和紧迫危险的行为才认定为“着手”的危险结果说。

In the days of fame, there are more failures than pride.勤学乐施积极进取（页眉可删）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怎样的导读：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区别于既遂的根本特征，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未得逞主张构成要件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为犯罪未遂；已经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为犯罪既遂。

刑事犯罪的形态有未遂与既遂之分，如果可以被认定为未遂犯的话，那根据法律中的规定，此时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进行处罚。

由此可见，对罪犯来讲区分既遂与未遂是多么重要的。

那实践中，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什么?接下来，就来为你做详细解答。

一、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怎样的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从贿赂是否到手为界。

其理由是：首先，受贿犯罪可分承诺受贿、接受贿赂、行为人谋取了某种利益三个阶段。

承诺属犯意表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并拿到贿赂，才是受贿人追求的直接结果。

因此，受贿人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其次，根据本法规定，受贿罪犯罪构成只需要一个行为一种故意则为齐备，即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行为和相应的故意。

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成功，不影响法定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影响受贿既遂的成立。

第三，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索取贿赂的情况。

索贿而未得到贿赂，仍然说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符合本法关于未遂的法定要件。

那种认为一经实施索贿行为就构成受贿既遂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二、如何区分受礼与受贿第一，关于亲属转送财物的问题。

所谓亲属转送财物是指，受托人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人不是直接将财物送给受托人，而是通过受托人的亲属将财物传送给受托人。

如果明知是转送的财物，则认定为受贿。

如果不知是转托的财物，则不宜认为是接受请托人的贿赂，而宜认定为是接受亲属的礼物。

第二，关于再找适宜的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问题，可以有条件地认定为贿赂。

购赂行为约定约定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约定收受或索取财物，但至案发并未实际占有相关财物的情形。

约定受贿不是一种法定的受贿类型，在我国刑法中亦无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

根据约定受贿人是否着手实施受贿行为及实际控制财物，可认定约定受贿不成立犯罪、受贿罪未遂或受贿罪既遂。

现结合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约定受贿情形，对如何准确认定其犯罪形态作简要阐述。

单纯达成行受贿合意的行为不是“着手”，不应对约定受贿人进行刑事处罚一般认为，当行为产生了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时就是“着手”。

根据刑法理论，着手是犯罪实行行为的起点，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之后，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未遂、中止或既遂）。

我国刑法虽然对犯罪的预备、未遂和既遂形态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并设置了相应的处罚原则，但从实践来看，不处罚预备犯已成为司法常态（单独将预备行为规定为犯罪的除外），因此，着手实际上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界限，行为人在着手实施犯罪之前，一般不认为是犯罪，不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对于约定受贿，实践中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行贿人作出送钱的承诺，受贿人对承诺表示认可，或者受贿人主动提出贿赂的要求，行贿人表示认可。

对此，有学者认为只要行受贿双方达成行受贿的合意，即便是受贿人没有实际取得财物，也表明公权力与财物之间具有交易的可能性，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也存在被侵害的现实危险，因此，这种行为应被认定为受贿罪的着手，应以受贿罪未遂进行处理。

笔者不赞成此种观点，理由是，构成要件反映法益侵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即表明具有法益侵害性。

同样，判断某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也要结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

对受贿罪而言，其构成要件主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收受财物”两个方面，且通常以是否收受了财物作为判断受贿罪成立的标准，因此，对受贿罪着手的认定就要依据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收受财物的现实危险来判断。

国家工作人员与行贿人单纯地达成笼统的行受贿合意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犯罪约定，这种约定应属于犯罪的预备或者是一种犯意流露，不会使国家工作人员产生收受财物的现实危险，因此，也就不属于受贿罪的着手，不需要对约定受贿人进行刑事处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１８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一般课题《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犯罪对策研究项目》（Ｅ０６１）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王兰高（１９６８－），男，安徽定远人，副教授，法学硕士，从事刑事法学理论研究。

论受贿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王兰高（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郑州451150）摘要：受贿罪是职务犯罪中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其实质反映了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对价关系。

当前，这种犯罪给我国反腐倡廉、严惩腐败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成为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更对打击该犯罪起到较强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受贿罪；既遂；未遂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５８９（２０１１）１８－０１６５－０２一、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界定的标准受贿罪是一种故意犯罪，与其他故意犯罪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同作用，完成犯罪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而出现了既遂、未遂等犯罪形态。

刑法理论上，以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来区分行为的既遂和未遂，既遂犯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未遂犯是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阻力，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

按照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犯罪既遂是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别具体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

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是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唯一标准。

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处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

对于导致行为人未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仅指客观情况的意外变化，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有碍犯罪既遂的主观因素。

笔者认为一般可以将“意志以外的原因”定位在与行为人实行和完成犯罪的意志相违背的界限上。

受贿罪的一般构成要件可以分析为若干方面：首先，受贿罪在客观上基本要求：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

受贿犯罪未遂问题研究【论文摘要】：犯罪形态是受贿犯罪中的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尚存争议，本文拟从对犯罪未遂的判断标准以及对受贿罪侵犯客体的分析论证出发，分析受贿犯罪的既遂条件。

提出受贿犯罪成立既遂的首要条件是实际取得财物，在此基础上，收受型受贿和斡旋受贿都应该分别根据法律规定完成“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和请求”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

其中对收受型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成立条件，本文持“承诺说”，意即行为人一旦收受财物并承诺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为更好的维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参照国外立法例，取消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消除学说界以及实践中分歧的根本之途。

【关键词】受贿罪；未得逞；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受贿罪也具有犯罪的既遂、未遂等犯罪形态。

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对于如何区分受贿犯罪的既、未遂形态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作为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之一，如何认定犯罪的既、未遂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犯罪的未遂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形态。

可见，“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相区别的基本标志。

所谓“犯罪未得逞”，目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主X构成要件说。

[1]但在理论上，对“未得逞”仍存在很大争议。

除通说外，还有观点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指没有发生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结果；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未得逞，就是指没有达到犯罪人主观上的犯罪目的，即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追求的结果没有发生。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如果将“犯罪未得逞”理解为犯罪人预期的犯罪目的没有实现，意味着犯罪未遂与既遂完全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认识，而同一行为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犯罪目的而实施，将犯罪目的作为标准，可能导致主观归罪。

我国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定义和犯罪构成做出了大量详细的规定，本文就不在此一一赘述。

在受贿罪的认定过程中，着重强调受贿罪侵害的法益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有的观点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国家工作人员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职能活动的重任，应当正确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是依法必需予以刑法处罚的行为。

1有点观点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贿罪侵害的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2国家公职人员接受行贿人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违背其对职务廉洁性的承诺，构成受贿罪。

还有点观点认为，受贿罪保护的法益不是行贿人的财产，而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

不可收买性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身；第二，国民对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信赖。

3笔者倾向赞成第三种观点，政府权力源自于公民对于自身权力的让渡，国家工作人员行使政府赋予的职权，必需在公民让渡的范围内才是合法的。

4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受益对象是全体公民，一旦职务行为被全体公民以外的第三方个人或组织收买，那么职务行为所代表的就不再是公共利益，即丧失了其合法性的根据，所以本文认为受贿罪侵犯的首要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其次，公民基于对政府行使权力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才处分自己部分权力，公职人员因其私利，使职务行为蒙上阴影，同样也侵害了公民对于公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的合理信赖基础。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不是行贿人的财产，而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

”5在行贿人与国家工作人员达成权钱交易的合意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业已对受贿罪的保护法益造成侵害，构成受贿罪。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探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腐败问题仍旧存在，不法分子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受贿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的进行和社会治理的有效展开。

为依法打击受贿活动，我们必须对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进行深入探讨。

1.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基本概念受贿罪既遂和受贿罪未遂是指在受贿犯罪中，从被受贿行为到受贿行为完结再到达犯罪的不同阶段。

受贿罪既遂是指犯罪行为已经完成，罪犯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财物；而受贿罪未遂是指，尽管罪犯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未能得逞。

2. 受贿罪既遂的犯罪构成受贿罪既遂由两个要素构成：受贿犯罪事实和罪犯主观犯罪能力。

具体表现为犯罪行为和追求个人财富的有意行为两方面。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受贿罪既遂犯罪构成的具体表现包括：金钱交易；行贿和索贿的客观和主观的各种行为。

如行贿人和被行贿人之间的直接货币交易就是典型的受贿罪既遂犯罪行为。

3. 受贿罪未遂的构成要素受贿罪未遂的构成要素和受贿罪既遂类似，但是尚未达到完整犯罪构成。

具体来说，受贿罪未遂包括主观犯罪能力和客观犯罪事实两方面的表现。

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罪未遂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有行贿和受贿的主观动机；行贿人和被行贿人之间的交流；忠诚度；物品的交接过程中的客观表现等。

可见，在受贿罪未遂的构成方面，主要考虑罪犯的主观故意和客观环境的配合。

4.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受贿罪既遂和受贿罪未遂是构成不同的阶段，二者的界限主要在于行为的完成度。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首先需要判断受贿行为是否已经完成，也就是说罪犯是否已经得到了受贿的财物。

接下来需要判断罪犯是否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并且能否将行贿等行为继续进行下去。

在对受贿罪既遂和未遂进行界定时，还需考虑罪犯的主观故意和实际行为的情况。

具体来说，如果罪犯对受贿的较为明确，或者在实际行为中已经采取了一定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其行为的罪责。

5.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处理方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受贿罪既遂和受贿罪未遂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

论贪污罪的未遂(一) 论文摘要 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所侵犯的不仅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国有公共财产所有权，历来为我国严厉打击的犯罪之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将贪污贿赂罪单列一章特别规定。同时一直把惩治贪污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抓，鼓励人们同贪污犯罪作斗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未获取财物的贪污行为能否认定为犯罪未遂，以及如何确定贪污罪未逐的标准，怎样适用处罚等具体问题亟等解决，本人通过查询有关专家学者的理论著作结合本人在司法中实践经验，提出对未获取财物的贪污行为能够认定为犯罪未遂，确认贪污罪的未遂形态，严格把握认定标准，有利于打击贪污腐化行为，也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形法原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深层转轨时期，一些手握经济管理大权的人或明或暗，或侵或骗，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廉政制度和公共财产所有权，对这些人如果仅因他们被发觉而未实际占有公共财物，或对是否占有无法认定，就否认他们的犯罪行为，那么就违背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初衷。！但是，还应注意在认定贪污罪未遂应注意把贪污未遂和贪污后的退赃行为，把贪污未遂和追缴和没收非法所得的区分开来。 犯罪的即遂和未遂是相对而言，认定了即遂的标准，未遂的处罚依据也就是相应解决了。未遂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实质上是对既遂构成要件的修正。贪污犯罪未遂之所以要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是因为它具备了贪污罪既遂的构成要件，而是符合修正的构成要件。 关键词]：贪污罪职务廉洁性公共财产所有权未获取财物的犯罪未遂的标准 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行为。 贪污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既侵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其中，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因此，贪污罪历来为我国严厉打击的犯罪之一。这不仅侵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严重腐蚀了党、政府和军队的肌体，损害了国家的信誉，而且毒害了人们的思想，污染了社会风气。我国一直把惩治贪污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抓。在刑法中，还将贪污贿赂罪单列一章特别规定。但是，在同贪污腐败作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具体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司法实践中对未获取财物的贪污行为能否认定为犯罪未遂，以及如何确定贪污罪未遂的标准感到十分困惑，刑法学界也认识不一。 一、贪污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之争论 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即主管、直接经手、管理财物的职权之便。而不是指利用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凭工作人员身份便于进出某些单位，较易接近作案目标或对象等与职权无关的方便条件。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具体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由于意志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我国刑法和刑法理论在犯罪未遂概念上所采取的综合主客观因素来限制犯罪未遂形态的规定和主张应当说是科学的。对于贪污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不存在未遂，理由是贪污罪属于结果犯。只有发生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这一结果，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因故未能占有财物，就根本构不成犯罪，更无未遂可言。第二种观点认为，贪污犯罪存在未遂，区分贪污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了公共财物。实际控制了公共财物的是既遂，未通实际控制财物的是未遂。第三种观点认为，贪污罪存在未遂形态，区分贪污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占有公共财物。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既遂，未能占有公共财物的是未遂。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主张贪污罪无未遂形态，第二和第三种观点主张贪污罪存在未遂，但同为主张存在未遂，后两种观点的共分标准又不一样。下面，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贪污罪是否存在未遂犯。我们认为，结果犯不是否定贪污罪存在未遂犯的理由，也就是说，贪污罪存在未遂形态。 1、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未遂，该规定对分则中各种故意犯罪普遍适用。贪污罪作为分则中的一个具体犯罪，只要满足了“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这一未遂条件，就应当认定为贪污罪未遂。当然，我们说分则受总则指导，并不是承认分则中的每一具体故意犯罪都存在总则规定的未遂形态。对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采取放任态度，只有发生了危害结果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间接故意也就无所谓犯罪未遂。如果接故意杀人，只有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才构成犯罪，如果被害人没有死亡，就构不上该罪。另外，举动犯的行为人只要着手实行犯罪，就构成了犯罪即遂。例如，传授犯罪方法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即遂，至于被传授人是否犯罪，并不影响传授犯罪方法罪既遂的成立，只是对传授者的量刑时作为一个情节考虑。由于“着手实行”即标志着犯罪即遂，因而举动犯也就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而贪污罪，诚如第一种观点所言，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结果犯，如果行为人着手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发生特定结果，应当以犯罪未遂论处。 2、“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结果发生，是认定贪污罪既遂的标准，而非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结果犯又称实质犯，是行为犯的对称，是指以危害行为造成某种特定的危害结果作为既遂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结果犯犯罪的成立，只决定犯罪形态是否完成。如故意杀人罪（直接故意），若被害人没有死亡，只是造成重伤，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属于故意杀人未遂。同样，作为结果犯的贪污犯罪，行为人一旦实施贪污行为，即使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结果发生，也构成了贪污罪，构成贪污罪的未遂犯。第一种观点以结果犯为由主张贪污罪无未遂形态原因就在于其将结果犯为犯罪既遂标准误作罪与非罪的标准了。 3、确认贪污罪的未遂形态，利于打击贪污腐化行为，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深层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各项规章制度尚待完善。这无疑给形形色色的社会蛀虫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手握经济和管理大权的人，或明或暗，或侵或骗，将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廉政制度和公共财产所有权。对这些人如果仅因他们被发觉而未实际占有公共财物，或对是否实际占有公共财物无法认定，就否认他们的犯罪行为，则是纵容、放纵他们继续作恶。同时，也势必挫伤反贪勇士们的积极性，与反腐倡廉的总宗旨背道而驰！相反，如果对未占有财物的贪污犯以犯罪未遂处理，对反贪斗士也是一种极大鼓舞。同时，对腐败分子施以有效的打击，对尚在犯罪边缘的潜在犯罪人无疑是当头棒喝，对他们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从而断绝犯罪念头。可以说，确认贪污罪的未遂形态，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一把有力的杀手锏。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了充分验证。 二、贪污罪未遂的标准 未遂是和既遂相对而言。确认贪污罪未遂的标准，其实也就是认定贪污罪既遂的标准。既遂的标准确定了，未遂的认定也就水到渠成。而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的，因此我们研究贪污未遂不如先从研究贪污罪的既遂入手。 本文第二种观点论及，应当以行为人实际控制公共财物作为认定贪污既遂的标准。此说又称“控制论”。“控制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依据，但对实践中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如何为控制？控制到何种程度为实际控制？长期占用公房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是否能称为实际控制？把配给个人的办公用品拿回家使用算不算贪污等等。如果对后两个问题作肯定回签，则势必扩大打击面，这与规定贪污罪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我们主张，认定贪污罪既遂应以行为人是否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标准。根据我国刑法第38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贪污罪的“着手实行”是行为人实施侵吞，窃取或骗取公共财物的一瞬间。“着手”后，行为继续进行下去，便是贪污的实行阶段。在实行中，如果行为如愿以偿，最终占有了公共财物，完成了犯罪结果，那么贪污犯罪的整个阶段宣告结束，贪污既遂成立。如果贪污行为人在实行阶段，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占有公共财物，便没有将犯罪进行到底，是犯罪的完未完成形态，即贪污未遂。因此，是否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是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占有公共财物的为既遂，尚未占有公共财物的为未遂。 1、占有的含义 贪污罪中的占有是指行为人对共财物物权的全部占有，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占有的是公共财物的完整的所有权，而非公共财物本身，这一点也正是区别于“控制论”的本质所在。“控制论”是以实际控制财物本身作为贪污既遂的标准，而“占有论”则主张占有全部物权。事实上，行为人也只有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实现完全转移，变为已有，才能最终将贪污犯罪达到终结，完成既遂。实践中常见的财会人员将公款装入个人腰包，购销人员涂改票据多报冒领钱财，仓库管理员将货物偷回自己家中都是贪污既遂。上述人员占据取得钱物的同时，也取得了对该财物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会人员可使用侵吞的公款用于个人消费；仓库管理员可把盗窃的货物自用或卖掉。通过这些手段，行为人实现了对公共财物所有权的完全占有，完成了贪污犯罪的整个环节和全过程，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需要指出，这里所称“占有”，不同于民法中的占有。民法中的占有的是所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人对物的控制。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民法又规定，占有权既可以由所有人行使，也可根据法律、命令或合同由非所有人行使，后者如借用人对借用物的占有。这大致相当于“控制论”中的“控制”，控制人既可以是所有人，也可以是非所有人。但无论哪种情况，非所有人对物的占有，其行使的只能是部分物权，只能是对物本身的占有或控制。而贪污罪中的占有，是对物权的占有，是对物权的全部占有。购销员用假发票支领现金时被发现，仓库管理员将偷盗货物拉至单位门口时被查获，都属于贪污未遂，因其都没有占有物权全部，都未真正占有公共财物。

关于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疑难问题研究论文关键词：受贿罪既遂未遂论文摘要：关于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存在承诺行为标准说、收受行为标准说或称贿赂取得标准说、谋利行为标准说、收受贿赂与实际重大损失择一说和取财、谋利双重标准说等五种观点。

应以是否收到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统一标准。

如果受贿人收到的“贿赂”是伪劣物品，应以受贿人对贿赂的认识错误来处理。

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贿赂的伪劣物品，经过物价部门实际评估的价格为零时，应按对象认识错误，以未遂处理。

二是作为贿赂的伪劣物品，经过物价部门实际评估的价格低于相对应的正牌商品的价值时，是对象部分认识错误，不能以未遂处理，应当以受贿既遂论。

关于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受贿人收到的“贿赂”是伪劣物品时，该如何处理，与犯罪未遂有没有联系呢?笔者就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略谈管见，诚望与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一、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研究受贿罪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理论界经过一番激烈的论争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受贿罪是存在未遂的。

但由于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对于该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理论界与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承诺行为标准说。

此说认为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应以受贿人承诺之时为既遂标志，即只要行为人作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即为受贿既遂。

其主要理由是：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承诺受贿已经产生了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声誉的结果，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

其二，收受行为标准说或称贿赂取得标准说。

此说主张应以受贿人是否收受到贿赂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相区别的标准。

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受贿罪侵害的客体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更主要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是否收受贿赂，取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一主要客体是否受到了实际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