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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马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依据。
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个文明”整体发展，必须探索“三个文明”自身发展规律、三者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的规律，必须探索“三个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之间的关系。
而只有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从规律的层面把握“三个文明”的整体发展，才能使之保持可持续地协调发展，避免出现重大偏差和失误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指路明灯，他以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最终追求，在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证明其正确性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专业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研究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
主要研究方向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
而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哲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哲的建构原则。
马哲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现存世界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
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析作者：汤俪瑾张岚来源：《今传媒》2024年第07期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思政课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对高校的思想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面向广大青年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高校思政课承担着“立德树人”这一重要任务，必须通过选取合适的故事素材、运用恰当的叙述方式等途径，向新时代青年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但是，当前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待深度研究。
对此，本文分析了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意蕴、素材选择和现实路径，旨在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与吸引力。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价值意蕴；现实路径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7-0132-05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2020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大项目：“一流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0jyxm2294）。
一、引言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之后反复强调并将其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1]。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新的时代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将宣传工作重点放在向国际社會主动宣介我们的最新理论成果上，展示新时代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还要重视新形势下面向人民内部的思想宣传工作，向每一位中华儿女讲好属于我们的故事，坚定“四个自信”，凝心聚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前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历史和现实判断摘要：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当前形势和历史发展？唯物史观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作出科学认识，对历史事实作出规律性探析，进而对时代行为、制度、思想作出正确价值判断的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实践社会主义的创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益于世界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现实判断改革开放正在深入，中国国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而民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国外也有对中国发展别有用心的猜忌。
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继续前进？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当前形势和历史发展？唯物史观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作出科学认识，对历史事实作出规律性探析，进而对时代行为、制度、思想作出正确价值判断的指导。
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不论前进道路上有多么曲折，世界历史总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们的主观臆断，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心血来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实践社会主义的创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益于世界的。
在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近代，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
但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类生存状态全面异化显现出其弊端，其唯利是图本性给世界带来了生灵涂炭、全球性污染、南北问题等等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难题。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为弱肉强食的世界带来了曙光，尽管列宁领导俄共为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并没有给社会主义国家留下全面进步和科学的经验。
而中国，自1840年，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石家庄2024年初三二模考试文科综合试题卷1（选择题共50分）本卷共23题，1—19题每题2分，20—23题每题3分，共50分。
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3年我们砥砺前行。
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C919大飞机实现商飞，“奋斗者”号极限深潜，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
这些成就让我们感受到①国与国联系更加紧密②中国人民更加自信③物质基础更为坚实④外部环境更为良好A.①②B.②③C.①③D.②④2.一束光能照多远？在城市，志愿者忙碌在地铁公交、小区街巷、商超市场等场所；在乡村，乡亲们穿起红马甲，搞卫生、做绿化、助老助残……在中华大地上，志愿服务以无数微光汇聚时代暖流。
这一束束光彰显了①传承美德、充盈人生②敢于质疑、勇于挑战③服务社会、勇担责任④志愿服务、按劳取酬A.①②B.②③C.①③D.②④3.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自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对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法律规定被落在实处。
这说明①审判机关运用司法手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②正当防卫是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屏障③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④国家弘扬法治精神，将人权理想变成现实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4.某地派出所民警创建多个“社区安全交流”群，发布提升群众网络防范意识的微视频。
他们在做好反诈宣传的同时，还阻止了多起网络电信诈骗案，帮助群众止损、挽损多达500余万元。
这个事例告诉我们①网络是把双刃剑，不可沉溺于网络②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③民警积极履行职责，维护公民合法权益④提高媒介素养，学会辨析网络信息A.①②B.②④C.①③D.③④5.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他们是有着光荣历史、卓著战功的英雄部队，是奋飞斗争一线、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空中铁拳，是“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的杰出代表。
2022~2023学年度苏锡常镇四市高三教学情况调研（一）政治试题2023年3月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5题，每题3分，共计45分。
1. 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曲折历史可以划分为六个“时间段”，见下图：了解这一发展历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A.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增强理论自信B. 体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坚持人民至上C.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坚定道路自信D. 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坚持唯物史观2.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由此可见①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时代发展潮流②我国为各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般经验③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④中国式现代化借鉴了他国建设的有益经验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3. “人才贷”是江苏省面向手握技术、有迫切资金需求的人才，量身定做的信誉贷款模式——高额度、免抵押、纯信用、低利率、拨付快。
“人才贷”发挥作用的传导路径是A. 高额度→优化人才金融体系→吸引人才安家落户→赋能企业转型升级B. 低利率→降低人才融资成本→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助力产才融合发展C. 免抵押→满足人才信贷需求→促进人才高端消费→推动消费提质扩容D. 拨付快→加快贷款到账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人才创业收益4. 常州2022年惠民保获评“保障先锋”专项优秀案例。
以下为相关网站截图：由此可见，“常州惠民保”A. 发挥了第三次分配作用，缩小差距提升幸福感B. 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C. 发挥了惠民保社会保险作用，增强市民获得感D. 完善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市民安全感5. 一般来说，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在孕育期，主要埋首研发技术、优化工艺，把技术变成产品。
一旦工艺稳定、产品成熟，则进入快速成长期，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劳动者，需要贷款融资、上市辅导等相应的服务。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学习心得(8篇)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
二一三年十二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搞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
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着眼提高质量和效益，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
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要加强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注重从历史层面、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全球层面等方面说清楚、讲明白，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作者：李海青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12期[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主题是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就此而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将实现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契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要求，当代中国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都紧紧围绕现代化主题而展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2-0038-03不明确理论主题，就无法系统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当前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主题、发展是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题，还有的将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基本问题作为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遵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主题归根到底是由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具体而言是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一、将实现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契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要求以市场经济与现代民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所以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还是以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而西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以大工业为基础、具有现代政治架构的现代社会，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与国家的对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认识到这一点，痛感中西差距的中国社会精英就踏上了追求现代化的漫漫征程。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 摘 要：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关键词：西方现代化范式；马克思主义法学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 早在2005年，我国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①就在《政法论坛》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②，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反思。2006年1月、2011年5月，邓先生出版并再版了个人专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拜读邓先生的这部大作，笔者认为其中有诸多观点对推动中国法学研究颇有启迪，但也有一些重要的观点值得商榷。在此，笔者试对其中一个带有使命感的问题“中国法学／法律真的缺失了法律理想图景吗”再作深入思考③。
一、西方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缺失 邓正来先生认为，以“四种研究范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中国法学研究深深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以至于无力为中国法制／法律提供一幅作为理论指引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④笔者认为，邓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似有主观武断、思维简单化之嫌。这四种理论模式都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文化因素（法学研究范式或法制资源），但如此并不能将其等同于西方现代化范式本身，即不可以把“学习西方”简单等同于照搬照抄西方模式。采用以上四种理论模式的代表性学者，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理论模式是缺乏中国主体性思考的“西方现代化范式”。此四种理论模式是学者们为推动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而作出的理论努力，是中国法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中国法学研究提出了各种新视角，其不应被简单界定为“西方现代化范式”。
“权利本位论”发端于1988年张文显教授主编出版的《法的一般理论》中，该书认为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此后，“权利本位”被进一步讨论，引发了学界的深入思考。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张教授所言“权利本位”并不是邓先生书中所说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张教授的讨论基于“社会主义新型的权利本位”即“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⑤，而不是邓先生所指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在《法的一般理论》中，张教授强调“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优越于资本主义权利本位”⑥。他在另一文中也指出“权利和义务是法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关系的基本要素。因此，首先只有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本质和法作用的原理，才能理解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作用。权利和义务，不管其种类、形式多 么不同，其实质都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价值准则和利益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是在认真考虑法定权利和实在权利的统一问题，即权利的可行问题”。⑦显然，张教授提出的“权利本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学研究范式，而不是基于资本主义权利本位的西方现代化范式。邓先生似乎曲解了张文显教授的本意。
“法条主义”被邓正来先生界定为“中国法学中，主要是在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等部门法领域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法律专业技术的力量”⑧，这股力量主要通过对欧洲大陆法、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法以及相关问题的相关文献的“中国阅读”或“复制”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关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逻辑解释活动，为中国全面展开的立法工作或法律修正工作提供了条理化、系统化的手段。笔者不赞同邓先生的这一观点，认为得此结论完全缺乏对部门法知识体系和价值追求的有效把握。以私法为例。民法知识体系最早形成于古罗马法，1804年法国民法典、1896年德国民法典对之进行了发展，该体系至今已非常发达。⑨现代民法知识体系秉持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原则等民法理念，并不像邓先生所认为的：民法研究范式是法条主义，只追求概念清晰和逻辑上的自洽。简单地把中国私法研究等同于法条主义、概念法学，这严重不符合私法发展的历史。概念法学早在19世纪就被自由主义法学所批判，最后过渡到了利益法学。⑩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深刻揭示了法代表着一种利益。中国的部门法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各个具体领域的研究，各部门法制度、原则都有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不能简单将之等同于法条主义。
邓正来先生认为，“梁治平先生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它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种“法律文化论”的研究进路，此种研究进路主张“欲使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以西方的‘文化类型’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类型’，换言之，在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仅仅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并非足够有效，还必须彻底地移植西方‘文化类型’”。笔者认为，如此理解并不符合梁治平先生的初衷。梁治平先生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一个民族的法律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犹如其语言和习惯。”梁先生的“法律文化论”研究进路是从文化视角对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法律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差异，避免法律制度移植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同时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发掘一国优良的法律文化资源。笔者也不赞同邓正来先生所言：“梁治平将辩异的参照指标转换成为中国法律制度或中国‘文化类型’之判断的做法，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以西方的概念或观念为标准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法律文化论”的根本要旨在于强调法律制度建设中应重视法律文化的培育，通过发掘优良的法律文化资源来完善法律制度。
在邓正来先生看来，“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一样为西方现代化范式所“支配”，它致使朱苏力先生无法为中国法律的发展提供一幅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看不到他在“‘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学观的支配下以‘剪裁’或‘切割’的方式对各种中国现实问题所做的‘非中国化’处理”。其实，朱苏力先生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从朱苏力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本土资源论”的真正内涵在于强调法律制度建设中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固有的法律文化资源及实践经验，而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国外法律制度。因此，朱先生所提倡的“本土资源论”不但不会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反而是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一种超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这四种理论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多元化的思路，它倡导运用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或模式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四种理论模式都主张学习西方，同时以思考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形成 早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艰难探索。但是，邓正来先生分析中国法学研究问题却只以1978年作为起点，这切断了建党、建立新中国以来整个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不过，即使研究1978年以后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明显看到日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1978年以来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8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以此为指导，中国法学研究踏上了新的征程。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继续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法学研究始终坚持这一方向，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而不像邓正来先生认为的“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为中国法学／法律的发展描绘了更为具体的蓝图。
在1978—1988年的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法学界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广泛拓展研究领域，重新确立研究思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了全方位的法学研究工作，逐步建立了各个部门法学科研究组织并加强了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深入研究了法的概念与本质、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道德、法制与法治等重大理论问题。期间，1982年《宪法》公布并施行，这部《宪法》凝结了众多老一辈法学家的心血，标志着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初步形成。
（二）深入发展时期（1989—1999年） 1989—1999年的十年间，改革开放的深入给中国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遇，加之过去十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十年间中国法学界在理论研究、法治实践、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展开了对一系列重要法学理论问题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现代化、公法与私法划分等的争鸣。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加强政法部门自身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要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这些内容强调我国必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秩序，而不是资本主义法治秩序；应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加强执法监督，防止滥用职权，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明确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方向，为中国法制建设勾勒了理想蓝图，向世界宣告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笔者认为，中国法学／法律从来就没有缺失自己的主体性，而是始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没有主体性”的论断明显缺乏依据。
（三）繁荣创新时期（2000年至今） 2000年以来是中国法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相继召开，为中国法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这次报告继续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从严治党，完善法律监督体制。以这次报告为指引，中国法学研究继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动摇，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开展法治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该报告明确把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法律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党的领导至上）。这些无疑进一步明晰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科学研究、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基本蓝图已基本勾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