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本思想的具体特点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一个很古老的观念,并在历代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中得到具体体现,其认识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可以说,古代民本思想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细化,具体可分为10个方面;1.畏民;畏民者,敬畏民众也;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尊重和敬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大禹谟孔颖达尚书正义疏解“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时说到：“言民所爱者岂非人君乎民以君为命,故爱君也；言君可畏者岂非民乎君失道则民叛之,故畏民也;”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同时,孔子更是把君民关系比为鱼与水的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民为水,政为舟;畏民者犹如行舟而畏水,焉足以为政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在这一点上有较深刻认识的当属李世民,他在民可畏论全唐文卷十中说到：“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在分析过去朝代兴衰时也曾说：“可爱者君,可畏者民;”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下说：“有人说,作天子的可自尊自崇,无所畏惧,我则以为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我每出一言,行一事,都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生怕难称天意,不合民心;”唐太宗的这种畏民心理几乎存在于他当皇帝的全过程;魏征则更形象深刻地指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风平浪静能载舟,惊涛骇浪可覆舟;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乃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警世之钟,居安思危,人心向背,不可不察;2.重民;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从而对民众问题加以重视;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重民思想,而且一语中的,非常精辟;但却是孟子把重民思想推到了高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视民为贵,那么人民在地方诸侯那里应该占有怎样的分量呢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此三宝者安,失此三宝者危;诸侯之所以成为诸侯,是因有此三宝,如果丢失土地,背离人民,荒废政事,那么诸侯也就要失其位了;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西汉着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阐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他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民为国本”的道理,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都取决于人民;他还反复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民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重民思想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他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故不敢多言;”他还说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能够想到老百姓,说话办事考虑到对老百姓是否有利,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在君民关系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见地;据明实某记载,朱元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徵敛铢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其位乎”要想君主安其位,就得让民安其生;那种不停地勒紧马缰绳,又狠狠地抽打让马跑得快的驭者,没有不被颠覆的;清初思想家唐甄也十分强调“重民”的思想;他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来源,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做君主的才能安享尊位;3.得民;就是要得民心;左传上有一则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古代国人举行乡射、宴饮、聊天闲谈的场所;子产任郑国执政时,人们常在乡校中议论为政得失;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这种广开言路、让人宣泄的雅量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当政者;所以他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民心向背,决定兴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管仲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一夫大呼天下土崩”;北宋的石介说：“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宋文鉴·策苏轼主张：“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清末的王韬深刻地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中这些论述都阐明一个道理：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因为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石,民心归附,基石牢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4.知民;就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有句俗语说得很见深刻：“不知民而欺民者,不当为政;”官以民为本,不知而欺之,则根基摇动以为权谋,焉足以为民之官只有知民,才能上下一心;作为当政者,要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了解下情,才能保证施政有的放矢;如果只是坐在皇宫和衙门之中,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和百姓离心离德,欲成善政,岂可得乎尚书·无逸篇中说,要想保住“小民”,统治者就必须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知道了老百姓生活不易和靠什么生存,从而去为他们办事,才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墨子曾说过：“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可见知民之重要;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当皇帝之后,经常告诫官吏们说,你们知道农民的劳苦吗他们一年四季,身不离土地,手不离工具,吃穿住都非常简单,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所以你们“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欲,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在上者只有体察下情,才能做到上下一心;国语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周厉王暴虐,遭到老百姓的咒骂;他派人去监视,只要一被告发,即被处死,于是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洋洋自得,自以为能消除对他的“诽谤”;召公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老百姓的口本来就是用来说话的,难道能堵得住吗只有让老百姓说话,才能知道政事的好坏,从而行善备败,若堵其口,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谏,过了3年,人们起来造反,便把他推翻了;5.宽民;就是要对人民群众体恤爱护,珍惜民力、民财;孟子首先对宽民作了阐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入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他将充裕的物质生活视作提高道德境界的必要条件;他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人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要求统治者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放在为政的最首要位置;这实际体现了他对民众生存权利的关注,换言之,他是为维护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提出其“仁政”之说的;据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圣人制法,莫不崇节俭,革奢侈;”土木营建要符合民意,若只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恣其骄奢,则危之可立待也”;并称赞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孙仪,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他得出结论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一个官员,“若徇私贪污,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宋朝大思想家朱熹精辟地论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宋史·朱熹传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重要了,而爱护百姓的根本,在于统治百姓的君主能否端正心术,建立好法律制度;明代的王夫之提出“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读通鉴论卷八“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他痛恨豪强兼并的弊政,非常同情农民之苦,曾在黄书中描述过“农夫泞耕”、“酸悲乡土”的景象,主张宽以养民,慈以爱民;严惩贪吏是取得民心,国家长治久安之要务;清帝胤稹在总结时弊时说：“地方之害,莫大于贪官蠹役之削;”如果对那些贪官污吏不加铲除,无异于“养稂莠者害庄稼,惠奸宄者贼良民”;清帝弘历也说过：“减官吏一分之浮费,即留百姓一分之实惠”;百姓负担的加重,则源自吃皇粮人员的增多和官吏的奢侈糜费;6.爱民;就是要爱护民众;这在许多文献里都有大量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文王向姜太公求教“为国之大务”,姜太公明确回答：“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六韬·文韬·国务周武王也曾问姜太公：“治国之道若何”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武王又问：“爱民若何”对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汉刘向说苑·政理襄十四年记载师旷曾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孔子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要对民施仁政,要爱民,与民同乐,以民为本,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针对“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的情况,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墨子曾说：“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墨子·节用中荀子也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晏子也曾论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春秋·内篇向下二十二意为任何意愿也没有比爱护百姓更崇高的了,任何行为也没比使百姓快乐更厚道的了;7.教民;就是要教化民众;孔子是极力提倡和推崇德治的,他认为压迫百姓的政治是“苛政猛于虎”,是吃人的暴政,而行德治才是众望所归,对待老百姓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他们才能有耻辱感而安分守己;“德化”能防患于未然,而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好的政治是不搞“不教而诛”的;管仲在管子·权修中提出：“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孟子也十分重视“教民”的作用,他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上西汉贾谊把教民总结得极为详细：“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贾谊新书·大政下他认为百姓能够自觉,乃“乃贤、不肖之材”,可上可下,另一方面,百姓同时又是暝、萌、盲、愚,就是说,百姓尚有待于自觉,但凭自身是无法达到自觉的,因此,关键在于为政者的正确引导,“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西汉贾谊新书·大政他认为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那么,怎样教化百姓呢即以道教化百姓,此种道术实际上就是儒家之仁义礼法,即所谓“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西汉贾谊新书·道术8.忧民;就是常忧民众的疾苦;春秋时期的孟子首先提出了忧民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只有当君主乐民、忧民,民众才会服从君主的意愿,和君主共忧乐、共患难;荀悦把忧民提高到了志向的层面,他在申鉴·杂言上中写道：“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他认为只有忧民者才是有大志向的人;更有许多志士仁人把忧民之情付于诗篇,留下了千古绝唱,如：“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荀悦申鉴·政体；“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三国志·魏曹六代论；“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白居易新制布裘；“不能救人愚,不合食天粟”唐·无佶咏常吾直；“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唐·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哦五百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去民之患,如除心之疾”苏辙上皇帝书；“宁为寒饿嗟,不同富贵讴”宋·王令令既有高邸之行而束孝先兄弟索余诗云；“忧民之弱,由己之弱；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宋·邓牧见尧赋；“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清·魏源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他们的诗歌唱词中无不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同时也把他们关于民本的思想深深地蕴藏于其间,让人反思,让人回味;9.利民;就是施政定策要利于民众;据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曾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是天生的,君是树起来的,“君为轻”自属当然;君与民有利害冲突时以利民为要,亦属当然;左传还有记载：“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意思为只有利于百姓,才能君位安稳、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清代的钱泳、万斯大、魏源等人则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钱泳履园丛话·水利；“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万斯大周官辨非；“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清代黄宗羲更为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利民思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让人深感其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10.富民;就是要使民众富裕;关于富民的言论,在重多文献中都有记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不富,无以养民性”荀子；“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汉·王符潜夫论·务本；“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颜渊第十二；“天下顺治在民富……”明·王廷相慎言·御民篇;这些精辟的言论无不体现治国以富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有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富民上升到了治国之道、立国之道、强国之道的高度进行阐释：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意思是老百姓富裕了就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不愿意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也就是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尊重上面的政策,害怕犯罪受罚,也就容易治理了;老百姓贫穷了,就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不能安居,不重立家,也就敢顶撞上面的管束,挺而走险；顶撞管束,挺而走险,也就很难治理了;因此,达到大治的国家总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总是贫穷的;所以“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出身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晓喻大臣：“强国之道,教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体威所系;”自古以来的昏君,都是因为肆意挥霍,奢侈无度,使老百姓又穷又乏,才导致民反国败的,只有富民才是强国之道; 清代唐甄在其潜书·存言中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意思是立国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有富裕一条路;从古至今,没有国家贫穷而能成其为国家的;不过,富裕应该在老百姓那里,如果老百姓空虚,虽然官府的金库充盈,也还只能算是贫穷,也还是不能立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