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影响中美关系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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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是影响中美关系的要素之一。近年，由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双方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我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准入面临严峻挑战。受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推动与制约，关税配额自动出口限制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的使用及效力已经并正在持续削弱，贸易技术壁垒（TBTs）的作用却逐渐上升，成为美、欧盟、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限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食品、轻工产品、机电产品等进口的重要贸易政策工具。美国对华贸易技术壁垒已成为我对美产品出口的障碍。目前，技术贸易壁垒已成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最主要原因。其中，以防止病虫害传播为目的的技术壁垒阻碍贸易的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①。美国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规范进口产品，我国食品企业由于无法达到认证标准，产品不能进入美国。美国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的技术要求不断增加，包括安全要求、有害化学物的禁用、用于纺织品的偶氮染料要求、可溶性重金属残留物、防腐剂、气味要求，并且对纺织品的整个加工制造过程以及原材料棉花的种植有所要求。美国的 UL 标志涉及环保规定、节能要求、电磁波和安全性能测试，阻碍了我国机电产品对美出口。贸易技术壁垒是美国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进而提出对我国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的政策建议。 一、贸易技术壁垒效应的两面性 贸易技术壁垒是指“治理进口产品销售的各项规定和标准，这些规定和标准的初始目标是纠正由进口产品的生产、分销和消费的外部性产生的市场非效率”（Roberts，1998）。根据这一定义，贸易技术壁垒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定，即由政府行政部门对产品特征及其生产过程制订的强制性要求，如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Ms）。另一类是标准，是由市场力量推动产生的自愿规范，如 ISO9000 系列标准。参与市场竞争者必须遵守规定，但不必符合某项标准。这一定义还体现了贸易技术壁垒区别于传统贸易保护措施的两面性。一方面，SPSMs 等技术壁垒不仅会导致福利损失，而且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果正确运用技术壁垒，不用于保护贸易，其福利净效应可能为正。所以，无论是 SPSMs 还是 ISO9000 系列等强制性或自愿性技术壁垒，都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即解决维护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健康、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另一方面，贸易技术壁垒可能导致“管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问题。所谓管制俘获，根据研究贸易技术壁垒著名学者鲍德温的观点，是指由于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关系过于密切，从而导致管制者制定的规范促进了被管制者的利益，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Baldwin and
Cave，1999）。这意味着一国国内游说集团可以利用技术规范和标准作为贸易壁垒，以外国生产商和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增进国内生产商福利。由此可见，SPSMs 等技术壁垒与其它传统贸易壁垒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失灵或负外部性问题，而不仅仅象其它传统贸易壁垒一样只带来福利损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如何确定并衡量技术壁垒的净福利效应？即如何衡量并判断技术壁垒是恰当的解决市场失灵的政策措施，还是隐蔽的贸易保护措施。本文尝试在格罗斯曼和海普曼 1994 年建立的著名关税模型基础上，提出一个贸易技术壁垒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通过该模型，说明在实践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存在，即便是初衷良好的贸易标准和规定也会丢失其正面效应，从而导致福利净损失。贸易壁垒被“管制俘获”具有必然性。贸易壁垒的理性化在实践中不可能实现，除非贸易中市场失灵导致的风险降至零，或不同利益集团的效用函数趋同。 二、贸易技术壁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模型 本文将建立一个贸易技术壁垒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该模型是对格罗斯曼和海普曼 1994 年关税模型（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拓展。格罗斯曼和海普曼的这一著名模型（以下简称 GH 模型）建立了关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用以描述利益集团和政府在关税制定时的互动关系。Gawande 和 Mitra 的经验检验证明该模型成功地预测了美国（Gawande，1997）和土耳其（Mitra，Thomakosetal，2002）两国的贸易保护结构。首先，关注美国政府如何制定贸易政策，包括选择贸易技术壁垒的动因。在进行政策分析前，必须明确政府的目标函数。早期的政府实证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为矫正市场失灵，其假设为政府将最大化社会福利，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霍布斯（Hobbes）、马斯格雷夫（Musgrave）（迪克西特，2004）。现代政府理论认为，早期理论遗漏了政府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层面，即政治过程。事实上，任何一个政策建议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该过程的每一步都是政治的，不仅其制定过程是政治的，而且其实施以及行政代理机构及其下设机构的选择和组建都是政治的。特别是在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常常受到立法、行政领导及其代理机构、法院、各种利益游说集团以及媒体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些集团均可影响美国政府的更迭。据此，格罗斯曼和海普曼认为，政府的目标是保持执政的连续性，而政府能否持续在位，取决于整体社会福利增进与否和竞选投入多少，所以政府的目标是整体社会福利增进和获取更多的竞选赞助。据此，格罗斯曼和海普曼建立了关税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将上述模型拓展为一个包含技术壁垒外部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二）模型含义 本文模型表明： 首先，贸易技术壁垒的制定总是与政府对特定利益集团的保护相关，贸易技术壁垒中总是包含政治交易成本的。所以，在实践中，不存在政府主观理性使用贸易技术壁垒的可能性，必须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治理和进、出口国政府的谈判使贸易技术壁垒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同时最小化政治交易成本，从而使贸易技术壁垒的社会净福利最大化。 三、政策建议 本文所建模型的主要实践意义和政策含义是：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我国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个层面须协作努力。企业主动顺应技术标准、检测标准虽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但这同时带来企业运营成本上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企业为顺应进口国的技术标准的附加成本最高占到企业总成本的10%。以标准化最发达的美国为例，该项费用占到美国农、渔、林业出口额的 12%。（Lacovone，2004）。而且，我国企业即使支付了高成本达到各种复杂、苛刻的技术标准，也只能部分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有效的解决途径是：我国政府应积极参与WTO关于技术贸易壁垒规则的修订，以促进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同时，我国政府应主动与美国等进口国政府就贸易技术壁垒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保护达成阶段性互换协议。我国各个行业协会应对由于技术标准的不完备导致我国遭受的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进行系统统计和计算，为政府谈判提供充分的依据和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