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读书报告之所以选择吴敬琏老师编写的这本《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因为自身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经济发展过程的浓厚兴趣，令我想要一探究竟；其二，也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鉴于“经济决定政治”这一观点的切实存在。公共政策近乎于政治，而政治与经济是密切联系的，政治植根于经济，又反过来为经济服务。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我觉得，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对于公共政策分析这门课程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变的，后者简而言之就是“市场经济”。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最终内向经济演变为对外开放，改革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纵观全书，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应该是世界性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人们思考的以下两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把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经济模式？而当这种体制建立起来后，他们为什么又先后提出了要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针对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而这项体制，正是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在经济制度上的体现。16世纪初，西欧封建庄园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露曙光。但是，资本主义对底层民众剥削惩治、对农民土地强占使用，这便引发了思想界的先驱人物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根据这种理想构思的社会经济体制通常具有两项共同特征：第一，实行财富的社会共同占有，即经济平等；第二，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的存在。基于这种争取所有人在一切生活领域中权利平等、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理想，“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提出指日可待。但这种社会理想没能脱离小生产的窠臼，仍然以家长制的、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作为理想社会构思的基本参照物，因此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空想社会主义”。
之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大工厂”模式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
一种在资本积累时自发发生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并将取代资本主义。但由于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爆发引起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后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反垄断措施和社会改进政策，以及马克思对于现实世界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化，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这一设想的搁浅。相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在落后国家中却得以应验。
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斯坦重提恩格斯在世时已经提到过的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思想，提出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由此形成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其后，列宁引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强制力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把国家所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实施“战时共产主义”。而斯大林在它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由此，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不二选择。
其次，针对第二个问题，当这种体制建立起来后，我们发现，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需要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保证它有效运转也需要些隐含前提。因此，它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制。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强制手段来动员资源，并把资源配置到国家制定的用途上。它的致命弱点是：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造成经济效率低下。包括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在内实行社会主义下经济体制的国家都遭遇了各种改革上的瓶颈与失败。他们的经验教训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这也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在西方各国积极努力寻求改革的同时，中国又面临了怎样的现状呢？
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概括地说，它是伴随着国内形势走向而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采取以国有经济为领导和在“节制资本”原则的指导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混合经济，到在土地改革与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全面建立，就遭到众多批评。当时，经济学家顾准一针见血
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应当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今天看来，这个理论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在当时非但没有引起注意，还被断定为异端邪说。但在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和经济情况的切实反馈中，政府还是对经济政策做出了若干调整，毛泽东也认为苏联式集中计划经济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因此，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便由此开始。
1958-1978年，国家实行“行政性分权”，但这项因政治环境影响最终由“体制改革”转变而成的“体制下放”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放权让利的意愿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混乱与“反右倾运动”的风潮。
1958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各级政府为了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充分运用自己调动资源的权力，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招收职工，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用以完成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导致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由于劳动管理权下放，职工人数与城镇人口呈现不正常的增长态势。而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费大量资源多换得的，只是一大堆虚夸数字。到年末，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做法的消极后果开始显现，生产下降、大批工商企业出现亏损、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也最终导致了“体制下放”的完全失败。
通过这个实例，所呈现给我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改革不等于放权。从某种角度来说，改革是一种社会变革，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体制下放”仅仅将改革拘泥于放权这一手段。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呈现了权力“一抓就死”，58年至76年间多次“体制下放”所造成的混乱和随后的重新集中呈现了权力“一死就放、一放就乱”，随之的收权行为又呈现了权力“一管就死”，形成“放-乱-收-死”的循环怪圈。放权固然在短时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我国在58年、70年、80年实行的行政性分权的财政体制的确为市场关系在地区之间竞争的缝隙中成长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但从长期来看，对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地放权让利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的倾向得以增长。而在当时建立民族国家和统一市场的要求下，打破地区封锁和形成统一市场就成为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