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贡茶史

普洱贡茶史探讨

陈虎 李双秀

普洱茶的声名远播,除因自身特有的品种、品类和品质特征外,与其早早地就被列为贡品不无关系,可以说,在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贡茶的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细细考究,普洱贡茶的历史也一如普洱茶的历史一样神秘、引人入胜,一样的精深而致远。

在最早有关普洱茶记载的距今1100多年唐朝樊绰撰的«蛮书»(864年)中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尽管书中并未提及普洱茶这一名称,但从所记产茶的区域、历史沿革和饮茶民族等可以推断,这就是后来命名为普洱茶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银生城即今思茅市景东县,是当时南诏六节度之一银生节度的所在地,其辖地含今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区。据考证,南诏政权允许这些地方的被征服部落民族保留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规定必须以当地土特产品缴纳贡赋,茶叶便是其中之一。这种作为贡赋给南诏国王朝的茶叶也应称为“贡茶”。正是南诏王朝的统治和对茶叶的需求,使银生城成为南诏时期滇南茶叶的产地、集散地及南诏银生贡茶的中转地。南诏的统治民族蒙舍蛮(即今白族、彝族的先民)正是通过银生城收取滇南澜沧江流域一带朴子蛮(即今布朗族、哈尼族的先民)等民族缴纳的贡茶,并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12世纪,南宋李石撰«续博物志»卷七中重复了这一段话,“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银生茶是当时云南茶叶的总称,也是后来普洱茶的前身,只不过“银生茶”是“散收,无采造法”。从历史来看,云南地处边远,素有“极边之地”之称,再加上南诏的统治,因此制茶方法和技术落后于当时内地团饼茶的制作。在随后的列朝列代,银生贡茶都是皇室王宫的必贡品之一。以上是普洱茶在立名之前作为“贡茶”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普洱贡茶的襁褓阶段。

明末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时任云南右参政期间编撰的«滇略»中首次出现“普洱茶”名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其“普茶”也即“普洱茶”,制造技术已趋于紧压茶方面,并不断创新出以后的饼茶、圆茶、人头茶等。在普洱茶立名后,继“银生贡茶”的声誉和“最能化物,与六安同”的品质功效,普洱茶亦名遍天下,成为名茶。

清朝时期是普洱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普洱贡茶的兴盛和顶峰时期,正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所云:“普洱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普洱府志»中有“誉享京华”和“普茶名重京师”等记述。普洱茶经历代民间品评,地方官吏认证,最终被清皇宫策封为贡茶始于清康熙年间。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罗养儒著«纪我所知集»载:“论云南贡茶入帝廷,是自康熙朝始(公元1662年)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5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至此,遂成定例,按年进贡一次”。云南普洱茶之所以深得帝王家青睐,在于深山老林原始大茶树的大叶种茶,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气候地理、特定的加工贮藏和运输方式,造就具有茶味特别浓厚的特殊品质,帮助消化的功力最强,并有治疗、保健的作用。普洱茶的特性,明、清时代人士早有体验,并有多种文字记载,明末学者方以智认为“普洱茶蒸之成团,最能化物”;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以药性的观点记载说,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这种茶性非常适合养尊处优的皇宫贵族们的需要。阮福在公元1825年前后撰写的«普洱茶记»中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也更加证实了普洱茶入贡清朝廷的史据,有的学者认为普洱贡茶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即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设置普洱府控制普洱茶的购销权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芽茶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并得到皇帝多次赐匾,至今仍有“瑞贡天朝”一块存于世。而有的学者根据«普洱府志»记载认为,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将“普洱茶”列为贡品,并规定贡茶品种为“芽茶、团茶两种”。如此史学问题,不足而一。 但不论何家所言,普洱贡茶的制作极为讲究,首先,普洱贡茶耗费巨大,年耗银达数千两。据阮福查阅«贡茶案册»得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1000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这里可以看出,普洱贡茶的数量是不小的。一千两白银的费用,相当于全年茶税的三分之一,按照当时的“宁洱县秋粮每石折银二两”(«大清会曲事例»)计算,即等于当时的一十二万斤稻谷,数目之可观。至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则改为年贡10担,耗银万两。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贡茶由昆明宝森茶庄领款派贡生到普洱一带茶山选办,这些贡生对朝廷喜好哪一路普洱茶,哪种普洱茶是极品了如指掌。

第二,要采摘上好鲜叶,«普洱茶记»说:“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

第三,讲究花色品种和加工技艺。据张泓在公元1775年前后撰写的«滇南新语»记载:“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谷雨前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壮,采制成团,以2两4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类,取于谷雨后,以1斤至10斤为一团。”又据赵学敏(公元1765年)撰写的«本草纲目拾遗»载:“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3种。大者一团5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有伪作者,名川茶,乃川省与滇交界处土人所造,其饼不坚,色亦黄,不如普洱茶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馆还保存着当年普洱茶精品“人头茶”1个,重约5斤,形态完整,色泽鲜明,誉为“普洱茶太上皇”。清阮福«普洱茶记»载:“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芽;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月天;其因固而不解者名疙瘩茶,味极厚。”又载:“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谕»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等语,可知那时进贡的普洱茶,是在思茅采办的。清朝廷在普洱府治所在地普洱镇,设立茶厂、茶局、统管茶叶的精工制作和对外销售事宜。普洱遂成为精制普洱茶区所产全部茶叶的中心,同时也成了对国内外销售、转运茶叶的集散地。从以上史料可知,普洱贡茶和珍品的花色品种有:毛尖、团茶(5色)、芽茶、蕊茶、茶膏、女儿茶、人头茶(金瓜贡茶)、小满茶、谷花茶、改造茶(分洒面和里茶的紧团茶)、金月天(粗叶梗饼)、疙瘩茶(自然沱)等11个,品种之繁多,名目之丰富,品质之上乘。

第四,讲究等级和包装运输。普洱贡茶等级森严,皇官饮用的为普洱正贡茶,是极品明前茶。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普洱府志秸»载:“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然而,普洱茶贺纳内务府官员的及六部堂官者茶叶档次稍低,称副贡茶,仅用红缎匣子装贮。据故宫博物馆今保存的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内务府奏销档»载:“云南督抚按例恭进的上等名茶中有普洱小茶400园,普洱女儿茶、蕊茶各1000园,普洱芽茶、蕊茶各100瓶,普洱茶膏100匣。”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清宫廷最讲究的是极品普洱茶,占了贡茶的七成以上。清廷不仅看重普洱贡茶的色、香、味、形,而且注重其包装,必须以精美的云南银瓶包装,以免串味。汪士慎«普洱蕊茶»诗云:“客遗南中茶,封裹银瓶小,产从蛮洞深,入贡犹矜少。”从诗中可知,当时的普洱蕊茶、芽茶系装在银瓶中进贡的。普洱贡茶收集齐备、包装完好后,须由马帮、脚夫运至普洱府治所在地普洱茶局进行查验、封箱。贡茶准备就绪,即由督辕派戈什哈和承差解员(押运),用骡马驮离普洱,达昆明出十里铺,翻山越岭过迤东平彝(今富源)入黔、湘达直隶省进入京城,驮马上插有“奉旨纳贡”的黄旗,沿途有地方官派兵丁护送。云南地方向清朝廷进贡普洱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即1911年。

第五,讲究享用对象。清朝廷收纳的普洱贡茶,除了供皇宫享用和分送皇亲国戚外,还当作高级礼品馈赠外国使节。云南普洱贡茶从康熙至乾隆,进贡达130多年,此时的普洱茶在皇室家族中已有饮用的记载。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就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沏些个普洱茶吃。‟袭人晴雯二人忙说:„沏了一盏子女儿茶,已经吃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这一情景说明普洱极品贡茶中的女儿茶在乾隆年间已开始在皇亲国戚中流行。普洱贡茶在清朝宫廷中不仅广受皇宫贵族的青睐及厚爱,同时也作为国礼送给外国使节。公元1793年英国特派前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一行95人到来,给乾隆皇帝80岁祝寿时,清廷在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赠送了大批礼物,其中就有普洱女儿茶、普洱茶膏等。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普洱茶的描写。

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载:在普洱贡茶之中,有一种做成方块形的方茶,是准备朝廷赏赐给臣子之用,也是代表荣誉的信物。清廷在普洱府的宁洱地建立的普洱贡茶茶厂收到毛茶,“然后蒸压成正方形块状,长宽各10.1厘米,每片净重250克,是压制茶中的高档产品。在清代,民间称为普洱贡茶,系皇帝赐给臣子的礼物。”

第六、讲究产地。从众多的史料记载看来,清朝普洱贡茶产自以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等六大茶山为首的广大的澜沧江流域。其中«本草纲目拾遗»、«滇系»、«普洱茶记»及«鸿泥杂志»都有提及。据«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记载:“易武乡的茶叶产量现已次于曼田、曼洛、曼黑和曼腊各乡。在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易武附近都是茶园,所产的茶叶曾经被作为贡茶,有回甜香味,西藏和本省丽江的藏族同胞直接到易武买茶。”又载“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味最好,有吃曼松看倚邦之说。”“皇帝指定五大茶山中的曼松茶叶为贡茶,其他寨茶叶概不要。曼松茶叶质厚味美,其味甘香可口,饮后神志清醒,所以其他茶山的茶农,均得出钱购买曼松茶叶上献皇帝。”“倚邦贡茶:历史上皇帝令茶山要向朝廷纳一项茶叶,称之贡茶。年约百担之多,都全靠人背马驮运到昆明……史上昆明市设有曼松茶铺号,其价值比一般的高,故贡茶指名全要曼松茶,各山茶民均得出款统一卖曼松茶叶交纳上贡,造成五山茶民的很大负担。”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历史贡茶多来自倚邦曼松山,曾经生产过贡茶的茶山有攸乐山、易武山和倚邦山、蛮砖山等。而同样据«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载:“五大茶山的由来,就是随着贡茶的负担及茶园分布面积,划分管理的一种形式。即倚邦的曼松山、曼拱山、牛滚塘半山三山半,易武的易武山、曼腊半山一山半,故为五大茶山。如果加上攸乐一山,即为六大茶山。”其他各种不同茶山地名,都是茶商们根据各人贩运茶叶的不同来源而任意宣扬出来的,都把自己所采购的茶叶说成是名山名茶。因此,在同一时期也会出现不同几大茶山的叫法。”如此看来,古今对茶山的位置、范围及命名有着相当大的变迁。 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思茅分会普洱小组编撰的«再论普洱茶的光辉历史»据普洱县«西山碑考»写道:普洱的贡茶山为数不多,产于普洱县西门山,质地精致,为历代贡奉京师之首茶,已被历代皇帝视为异珍,称为诸茶之首、众茶之冠。普洱勐先板山茶园,为茶王诞生之地,采茶祭祀,众所周知,为历代贡茶之一。除此而外,尚有茶庵堂、西萨、宽宏、困鹿山、同心的扎拉丫口、龙潭坝、德化等区,均为历代贡茶之采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