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股东会_1924年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选举研究

【收稿日期】2010－06－17离奇的股东会：1924年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选举研究

向明亮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１９２４年，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发生竞选风潮，为争夺总理职位，公司股东以地域为纽带结成帮派，互相角力，致使股东会流产，进而在公司内部引发一场严重的权势与派系冲突，这场风波折射出股份制运行过程中一系列带有本土特色的缺陷和弊病，与此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内生的变化和进步，从而对其演进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也重新有了新的认识。[关键词]股东会，选举，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42－06中国史研究总第603期SumNo．6032010年第14期No.14,2010历史教学HistoryTeaching

近年来，学术界就“股份制”和“公司制”为主要

论题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展开了广泛的研究[1]，比

较有倾向性的意见是，中国的亲缘、地缘、乡缘、学

缘等传统因素阻碍了近代公司制度的顺畅发展，

如有的学者认为，股份制作为一个“舶来品”在引

入中国以后就发生了变异，从而形成“中国特色”，

以致丧失了公司制度的功能，仅仅成为企业筹集

资本的工具[2]。类似的观点还有，股份制“这种颇为

先进的组织形式到了中国人手中最初却大有淮橘

成枳的味道，且许多不符合股份制要求或原则的

因素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和股份制企业相伴始

终”[3]。

由此引出了一些问题，晚清以降，近代中国的

企业制度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走向？是趋于进步，

趋向完善，还是弊窦丛生，甚至问题越来越严重？

其“演进趋势究竟是与世界各国企业制度发展的

潮流相一致，还是始终不能摆脱自身恶性循环的

‘怪圈’”[4](p.7)？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个案研究，

对其发展趋势作一个精细化的分析。以往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于学术基础较好的晚清时期，而对于20

世纪20—30年代企业制度的变化，无论是研究基

础还是史料发掘，都显得较为欠缺。本文以这一时

期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选举风潮为例，探讨中国企

业制度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走向。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成立于1906年，是当时国人自营规模最大的水电联合企业，也是近代中国

华商企业中首家仿学西方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制度

的企业。20世纪20年代，既济水电公司已是汉口

第一大实业公司，每年获利甚丰，“凡曾一任总理，

皆可立时致富”，故“每当一度选举，莫不风起云

涌，竞争甚烈”[5]。1924年，公司定在汉口茶叶公所

举行第七次股东大会，报告上年营业状况及改选

总协理和董事人选，由于涉及权力更替，争夺异常

激烈。选举前夕竞争白热化已见诸报端，“汉口既

济水电公司改选总理，叠经本社一再披露，昨据该

公司传出消息，各股东以选举近在咫尺，办理投票

手续，忙碌非常，经理一职逐鹿者大有人在……待

开会投票之日，以观实际若何耳”[6]。

5月7日，股东大会如期召开，省署指派实业

厅厅长杨树芬，汉口总商会委派王森甫、方少岩到

场监视选举过程。由于出席股东会的各大股东迟

迟不能到齐，股东大会未能按时开会。直至下午三

点半，股东犹未到齐。无奈，杨树芬只好吩咐总理

万扌为伯清查到会股东数。经查，已签到的股东数，

共1496户，计157263股，同公司总股数346594股

比较，尚不及半数。根据公司章程第23条的规定，

股东会应有公司股数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到会，才

能议决事件。此次到会股东既未过半数，当然不能

开会[7]。此时，官厅所派监视员杨树芬登台发言：

“鄙人奉督军兼省长之命，莅贵公司监视开会，今

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殊属可惜，自应改定

期限，再行开会。”接着，杨氏不知出于何用意，竟

话锋一转，“查公司章程第24条内载，股东会因股

数不足，未能开会时，应于一月内定期再行开会，一

42‘一月内’三字，颇觉活动，自一二日以至三十日，

皆无不可，鄙意以为太远太近之期，俱属不妥，特

定于本月十二日（即阳历5月15日———笔者注）

再行开会”[8]。

杨树芬所说的章程第24条本是第23条的救

济条款，即按公司章程规定，当股东大会不足法定

人数时，公司限一月内再召集股东开第二次股东

会，第二次股东会不论到会股东人数多少，可以议

决事件。不过，杨树芬越俎代庖代定“一月内”时

间，立即引起场内股东大哗。有股东称，本公司开

会之期，只能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登报通告各股

东，不能由官厅以命令指定，从而剥夺董事会职

权。同时认为，官厅的权力仅限于监视开会，不能

逾越范围，干涉公司内部事务。于是股东中附和者

颇多，杨氏顿时语塞而退[7]。正当台下股东责杨之

声未绝之时，台上忽然又出现公司监察人胡淮琴，

胡的发言更为怪异，“杨厅长以十二日为再开选举

会日期，办法甚善，大众不应反对，且今日会未开

成，股东无权发言”。此言既出，立刻激起众怒，股

东纷纷斥责其为胡说，并责问：“股东会股东不能

发言，何人能发言？”更为奇怪的是，有类似小官僚

的某股东，出于逢迎当道者的口吻，大声向台上

喊，“今日应遵监督（指杨树芬）的示，以十二日为

开会之期”。话音未落，多数股东大呼，“绝不承认，

极端反对，遵不了，什么叫遵示”，“散会啊，退席

啊”之声不绝于缕，会场秩序顿时大乱[8]。不得已，

商会监视员王森甫出面调停，王提议，第二次开会

应由董事会再行召集日期，登报通知各股东。众股

东认为此“办法甚善”，于是会议一哄而散[7]。

股东大会本来是股东行使权利，维护公司正

常运行的重要途径，但既济水电公司这次股东大

会上出现了种种离奇现象，令记者大惑不解，并概

述为“当说不说之万扌为伯，不当说要说之杨树芬，

找钉子碰的胡淮琴”[8]。不难看出，这种种怪异现象

的背后，是公司各派围绕权力竞争而展开的角逐。

“五七”会议后的数日，外界流传的关于水电

公司股东会流产原因的说法不一，但却一致认为

此次选举未成是公司派系斗争的结果。水电公司

一向分为本帮与外帮两大派，“彼此暗斗，已非一

日”。此次选举，形成以胡淮琴和吕超伯为首的外

帮和本帮两派相互争夺的局面。外帮以宋炜臣和史晋生为幕后指挥，宋是浙江镇海人，公司的第一

任总理，从1906年至1921年，宋任职期间，长期

不开股东会，不发股息，转入宋名下的大笔资金账

目不清，引起股东的愤慨。1919年，本帮万扌为伯与

江西帮周命之联手发动“查账清弊”运动，查明宋

舞弊的实据，以此对宋发难。在两派的夹击下，宋

被迫于1921年辞去总理职务，由本帮万扌为伯接任

总理[9]。宋经历此案后，信用已失，但在外帮中仍属

实力派人物，操纵一切。

史晋生是宋的同乡，因上年卷入到贩卖吗啡

一案中，事后虽证明与自己无关，但股东仍然对其

人品有所怀疑[7]。于是，宋炜臣将公司监察人胡淮

琴推至前台，参与竞选。胡淮琴系本帮中亲外帮人

士，舆论普遍认为，“宋氏用意，盖以之塞本帮之

口，而使其作傀儡也”[10]。据传，在“五七”选举之前，

宋系已秘密开会，指派胡淮琴为总理，史晋生为副

理，陈春堂等7人为董事。此传闻得到了股东汪益

三的证实，在选举前一周，汪在报上登载启事，披

露宋氏把持选举，故意破坏大局的内幕[11]。

不过，汉口坊间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此

次选举流产，完全是本帮当权派万扌为伯与吕超伯

联手共同对付公司的实力派宋炜臣的结果。万扌为

伯继任后，“得意外之利益，营私舞弊，有账可查”，

且所用职员非至亲即密友，凡一切五金器具，均购

买劣质货。此次万扌为伯推举吕超伯竞选总理，据说

双方已经达成密约，吕竞选成功后要帮万弥补30

万元的亏空。此前万在上海订购了一批铁管及机

器，价格达90余万元，不日即可成交，这笔回扣达

二三十万，正好可以弥补亏空。如果总理一职让位

于人，即须办移交，其间巨大回扣将归于无形。而

一旦选举，以吕氏所联络之股东，只有80余万，绝

不能竞争当选。故万、吕二人一面积极收买股票，

一面极力抵制选举，拖延选举时间，“只要延展过

去，不上两月即有大利可获”[12]。

还有股东认为，万扌为伯推举吕超伯竞选总理

也是别有用心的，万“利用吕超伯，出于各方力争，

势至难分难解之际，各股东必出调解，自己再运动

继任……故昨日该公司调解人，又有主张万扌为伯

继任之说”[13]。

尽管上述各方出于不同的动机，对此次股东

会流产的原因进行了重构，但也毋庸讳言，这些见

诸文字的描述大多系坊间的传闻，其真实性很难

考证。不过，越来越多的报道使事实越来越清晰地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即为了争夺总理职位，本帮与二中国史研究43外帮互相角力，双方以收买公司股票为手段，谋求

在股东大会上的权数优势，从而获得选举胜利，有

股东云，“彼等竞争之焦点，仍在积极收买股票，连

日票价自一千六百元，已涨至将近二千元”[13]。吕超

伯在声望、资历方面颇为股东推许，支持吕的户数

也多，但权数不足。胡淮琴则挟外帮及官厅势力，

实力稍占上风。如果正常进行投票选举的话，形势

对外帮有利。因此，本帮使出杀手锏，以胡的资格、

威望与财产均不足以担任总理之重任为由，发动

大股东以不出席股东会作为抵制，遂使股东会流

产。可以看出，对于本帮而言，需要更多时间来收

买股票，对于外帮来说，要保持权数上的优势，就

必须及早进行选举，因为外帮所握有的若干股权，

都不过是“辗转拉扯而来，迟延日久，恐生变故”[14]。

因此，第二次开会选举日期成为双方争夺的

焦点。在此过程中，官厅也介入进来，试图主导事

态的发展。5月10日，杨树芬以省府名义发布命

令，重申5月15日为选举期“折中至当，自应可

行”，要求公司遵照执行，“妥速筹备，并登载各报，

俾众周知”[15]。紧跟着，监察人胡淮琴在报上发布通

知，宣布奉省令于该日召集股东大会。面对外帮挟

官府之威，本帮则表示“碍难遵令办理”，并推举总

理万扌为伯、副理周命之前往军省两署申述。万、周

提出，无论如何，选举须得一月时间，方可筹备周

到。如果官厅维持前议，“股东方面未能融洽，届期

难免不发生事故”[16]。与此同时，公司当权派再开董

事会，一致主张将官厅所定的5月15日会议改为

股东议事会，不进行选举[17]。

5月15日，股东会议举行，到会股东约有

1000余人，官方有实业厅代表、警备厅代表，夏口

知事罗荣衰也派警备队20人，到会场维持秩序①。

到会股东推举汉口商会蔡辅卿、周星棠为临时议

长。由于股东大会已改为股东议事会，会议主要议

题是报告上年公司收支账项及分配盈余，至于股

东关注的选举事宜没有提及。于是有股东请临时

议长宣布选举日期，蔡、周回答定于5月23日。当

时股东因交代不明了，曾起立询问。蔡辅卿解释，

所谓5月23日再决定开会日期，是该日“不过为

决定开会日期”，至于究竟定于何时开会选举，“必

至5月23日方可决定”。胡淮琴立即反对，认为5

月23日应为改选日，而不是开会讨论选举日期[18]。为此，本帮与外帮发生激烈的争执。

会后，公司监察人胡淮琴坚持阳历5月23日

（阴历4月20日）为改选期，而公司当权派万扌为伯

则坚持阴历5月23日（阳历6月24日）为开会日

期。于是，出现了一幕令人匪夷所思的场面，同一

张报纸刊登了同一公司发布的两则不同股东会议

的公告，这在中国近代企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为分析的便利，兹摘录如下：

一则是由公司董事会发布的召开股东大会的

启事：

启者本公司改选总副理、董事、监察人所有会

期，兹经董事会议定阳历六月二十四即夏历五月

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再行开会，选举仍借汉口茶叶

公所为会场。照章于会期一个月前通告并登报声

明，所有入场券选举票应照四月十四日董事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