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_一个理论框架_王芳

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

一个理论框架＊

王　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本文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成败在于能否有效满足微观金融需求。与典型中国小农家族金融需求相适应的,只能是人情信贷、互助信用、民间信贷和国家农贷等传统金融安排。只有当公共保障机制取代家族保险功能,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现代商业性金融才可能引入广大农村。现阶段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制度。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提高农民收入,培育现代金融需求。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需求;金融制度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5)04-0089-10

一、引 言

农村常住人口和农村国土面积占有绝对比重,这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准确描

述,也暗示了“三农”问题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制约。鉴于金融因素在经济结构变迁中

既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陈雨露等,2004),所以农村金融研究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

从既有的讨论来看,主要涉及两类文献。一方面是中外社会学者、经济学家对中国

农村社会经济的经典研究[如费孝通(1985,1986),黄宗智(1986,1992),Myers(1970)等],只是其中针对金融问题的论述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

现象或政策的专门讨论[如张军(1997),谢平(2001),温铁军(2001)等],为深入分析奠定

了基础。最近的研究则是确立了历史演进视角,从总体上把握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张杰,

2003a)。

收稿日期:2005-02-02作者简介:王　芳(1974-),女,哈尔滨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5》的相关章节。论文的基本观点形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课题组,在提纲和初稿阶段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陈雨露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教授的具体指导,在此一并致谢。文中任何错误或不当之处应由作者本人承担。2005年第4期(总298期)金融研究No.4,2005GeneralNo.29889 本文继承了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视角,并坚持在农村社会经济背景下探讨金融问题,

强调理想的金融制度必须满足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农村金融”

界定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发生的一切金融活动,从而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农村地区特殊的金融运行规律。如此定义,首先是合乎常识;其次是保证了研究的完整性①;同时具有动态

性特征,充分考虑了农村金融制度可能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演变。

二、小农家族制度的传统金融需求和信贷安排

一种金融制度是否适当,归根结底要以其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多样化的客观金融需求

为评价标准。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农户。所以,中国农户的行为特征,及其所决定的代表性金融需求构成本文的逻辑起点。

1.中国农户的特殊性

考察中国农户行为时,经典理论———无论是符合农场经济、强调小农理性动机的“舒

尔茨-波普金命题”,还是贴近小农经济实际、坚持小农生存逻辑的“道义经济”命题———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反而是费孝通、黄宗智等人对中国农户特殊性的分析更具启发

意义。

漫长的农业生产传统赋予中国社会浓重的乡土本色,因为农业要依靠土地才有产出,所以依靠农业而谋生的人对于土地有着别样的感受和理解:农业或者农业土地是一

种生存保险,更是尊严的依托(费孝通,1985)。这种文化传承,即使是远离乡村也不能否

认②,更何况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广大农民。土地代代相传,于是祭祀祖先和

延续后代的情感也积淀在土地之中。所以,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是无法割舍和替代的精神寄托。

中国农户的特殊还表现在小农家族制度的广泛存在。中国的“家庭”可以少到父母

子三人,也可以有着几代同堂的复杂结构,即《乡土中国》所谓的“家族”。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向血缘基础上的家族扩展、再按人际交往的远近亲疏继

续向外延伸的“圈层结构”(见图1;费孝通,1985)。所以,中国农村的社会单元是本着自

给自足原则、追求温饱无忧目标的小农家族,而不是个人,也不是贝克尔所界定的“家庭”(贝克尔,1998)。与圈层结构相对应的,是崇尚礼俗、克己的熟人社会,这构成了考察中国小农家族经济行为和金融需求时不可忽视的制度条件③。

家族能够成为基本经济单位,当然也与人口增长压力下土地过度细分有着紧密联

系。虽然小农经济的“过密化”表明出现了大量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但是由于对土地、对农业生产心存眷恋,他们宁可安于贫困甚至挣扎在生死线上(张杰,2003a),也不肯放弃土

地成为“无产-雇佣”阶层。于是,为了解决“半无产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必须开辟非

①

②③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这一约束目前已经有所松动,但在长期视角下却仍然不能忽略。从古至今的诗词歌赋中总是少不了“故土难离”、“衣锦还乡”的情感,而为远行之人带一家乡泥土更被视为华人社会的文化共识。金融,既是由货币运动与信用活动实现同一过程而产生,又随其向投资、保险、信托、租赁等领域的覆盖而得以发展。这些内容虽然已经列入教科书中,但却未能在大部分文献中得到反映。90　金融研究总298期农业收入来源。然而副业和农业外就业并未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环境,反而在很大程度

上支持了它,这就是黄宗智著名的“拐杖逻辑”(黄宗智,1992)。时至今日,尽管在商品化

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尽管一些农户的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农业收入,但是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非农收入数量再多也只能是补充是“拐

杖”①,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地区的小农经济本质依旧。

图1　中国农村社会圈层结构示意

2.中国小农的传统金融需求

概括起来,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无非这样几个层次:首先是对货币的需求,主要受收

入水平影响。其次是对信用的需求,取决于经济个体当期可支配货币收入根据跨时预算

约束(intertemporalbudgetconstraint)在当期消费和储蓄间分配的结果(若当期消费超过当

期可支配收入,则存在借入需求)。此外是在以上两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金融服务的

需求。比如选择组合金融资产,自由进出金融市场,或是享受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不

可否认,收入水平对经济主体潜在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得以在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一方面在于历史上的小农家族(包

括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家庭),追求的不是产出最大化而是温饱无忧,是典

型的生存与安全目标;另一方面则因为小农家族既是消费单位,也是产出单位。这至少

可以说明:农户收入水平总体上不高,储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低,从而生产性支出和非生

产性支出都可能导致出现赤字。

受收入水平限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几乎难以进入农户传统金融需求的视野,甚至

也影响到他们的货币需求。从目前我国居民手持现金的绝大部分在农村地区这一事实

来看,虽然与现金管理制度和银行服务体系未能深入广大农村有关,但并不能排除农户

的货币需求主要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判断。

农户的生产性支出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后者处于补充地位。而农业一直被

视为弱质产业。比如,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对食品这种主要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是

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农业生产对象不仅生产期受气候影响大,保存起来也比较困难,存在

①每逢长假前夕,广东东莞、浙江温州等地的邮政储蓄所外都会排起农民工的长队,准备汇款回乡———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拐杖”地位。2005年第4期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一个理论框架91　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特定的生产周期和生物属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等等。于是,因生产性资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体现出季节性、长期性、风

险性和零散小额等特点。即使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农业信贷所固有的风险高、收益低、

成本高、资金周转慢这些属性,也注定了农村金融安排的特殊性。

就中国农户而言,非生产性信用需求往往占更大比重①。这其中除了一部分用于维

系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

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过高的非生产性投资说明中国的农村经济至今仍处于幼稚阶段,而这种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中提出的金融需求也就难免具有幼稚和不成熟的性质。

3.传统金融需求下的中国农村信贷安排

在讨论中国小农传统金融需求及其信贷安排的过程中,似乎也为“轻不言债”这一传

统观念找到了制度基础。由于存在土地过度细分的问题,小农家族担负起了组织生产、

维持生计的重任。对于个人及其各自小家庭来说,家族制度有利于保护他们抵御所面临

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机制。个人的暂时的资金短缺,自然首先在家族内

部调剂解决。这也是家族成员相互依赖、相互扶持、共荣共辱的具体表现。从而,任何以

家族名义发生的赤字,都必然是以家族自身积累已经无力承担的支出。由于是关系到家

族存亡的大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金融需求几乎全部是硬性的,没有退路可言。

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圈层结构中,家族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随着圈子的扩大而过渡

到向熟人社会寻求帮助。在这个人们彼此熟悉的社会中,四处弥漫着信任的气息,自然

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建立,而且“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1985)。既然是以感情来维系的信用关

系,不妨就称之为人情信贷。显然,外来客在融入这个血缘社会之前是绝难得到无息的

人情信贷的。要注意的是,亲密的血缘社会无法孕育纯粹的商业活动,因为一切交易行

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馈赠性质,人情信贷也是如此。

当然,在农村社会相对缓慢的演进中,人情信贷也有了发展。社会生活越发达,人际

交往越复杂,单靠人情来维系彼此间权利义务的平衡明显地力不从心。于是内生地出现

了信用互助组织,并普遍地遵守“避免同族亲属,侧重无亲属关系的朋友”之原则,以此缓

解过度重叠的人情造成的社会关系负担②。与亲朋好友难以启齿的讨价还价,在外来者

面前就变得理所应当。正如寄籍于血缘社会边缘上的外乡人多半成为商业活动的媒介,

推动了街集贸易向店面贸易的发展,农贩、大土地所有者以及职业货币借贷者也逐渐拓宽了人情信贷的基础。他们的行为以逐利为目的,这与信用互助组织有明显区别。在形

式上,有些以赊销赊购为特点,类似商业信用形式;有些既能借入也能借出,还会要求抵

押品,实质上从事了非正式的储蓄信贷活动。如果把信用互助组织看作是合作金融的早

期形态,后面提到的这些信用活动不妨统统概括为民间金融或者民间信贷。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收入水平偏低,农村居民的积累能力普遍有限,这就从总量上约

①②“钱上往来最好不要牵涉亲戚”,其实是人们在信用互助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朴素经验。曹力群的个案研究表明,直到90年代末,中国农户的生产性贷款与非生产性贷款仍然保持着44:56的比例。见“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研究”,载《金融论坛》2001(5)。92　金融研究总2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