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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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文学
贬谪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常见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柳宗元作为贬谪南荒达十四年之久的谪吏在贬谪地渡过了他一生政治上最晦暗的时期,却创造出辉煌的思想作品和文学作品,其影响直至五四时期。

其贬谪时期的心态是复杂而充满骚怨的。

古代士人步入仕途后因种种因缘而或贬或谪或迁或黜,每每将心中郁结与所历之地的地理景观诉诸笔端,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

古代士人步入仕途后因种种因缘而或贬或谪或迁或黜,每每将心中郁结与所历之地的地理景观诉诸笔端,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贬谪文学具有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相当一部分杰出的作家,是因其对某一地区的地域风貌、民俗百态和市民生活的激赏态度、关注角度和讲述立场而声名鹊起、流芳百世的。

地理景观对文学的主要影响是文人利用自然景观为意象所形成的文学内涵与风格。

在贬谪文学中集中表现了对乡国地域的歌颂、怀念以及对从事建设乡国的政治活动的莫大热情。

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贬谪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乡国情怀的泛化又表现为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乡土之情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们唯一的谋生方式,因此贬谪文学的作品充满了乡土之情,比如作为比兴物的大量的山川河流、花
草虫鱼等,比如农业生活诗和农业祭祀诗的创作、比如战争徭役诗中对故土家人的怀恋、对破坏稳定的农业生活的战争的怨恨等。

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热爱与思念,在古代文人意识里,国家是家的放大,而君与国家是一致的;此种精神至近代则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贬谪文学展现的是一种不同于本土的地景书写和地域经验。

盖缘于去国离乡之人对于贬谪之地的地域风情多能怀有一种新奇之感,能够克服土生土长的文人墨客对于地景因熟稔而产生的习以为常的惯性,加之贬谪之人将之与自己故乡地景以及京城景象的暗暗对照,以其升花之妙笔饱蘸浓浓贬谪之失意,自能写出一番独具风情、别有韵味、隐有所指的地域经验。

也就是说,贬谪之人挟带着一种不同于当地的文化底蕴,以一种别具只眼探骊珠的睿智和一种不同于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心智模式来审视、打量、挖掘当地的地景风情的,在文化碰撞、地景对照、情景交融里完成一种身心投入的贬谪之旅。

本土作家在表现本土地景时有局限性,他会视自身生活的环境所呈现出的景观为平常现象而不去表现,如果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存环境中的物象,并写入诗篇,同样也在不经意中再现某一区域的文化特征。

外来作家却颇有优势,他们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环境的,从写作心理来看,他们更乐于展现跟以往经历和经验不相同的部分,而省略去相同的部分。

正是这一点对贬谪之人起到了向左向右、相辅相成的积极作用:地理景观影响当地文人的同时,却给贬谪之人留下
了出新出奇的地景书写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成全了无数知名的游历了不同地景的诗人,如王勃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与滕王阁,李白之“遥看瀑布挂前川,日照香炉生紫烟”与庐山,苏东坡之“惊涛拍岸卷起千层雪”与赤壁,张养浩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与潼关……
贬谪士人游历不同地域皆有文学作品流传,众多贬谪士人的作品形成了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

地理景观对贬谪文学的主要影响可以分为由内而外的情感投射与由外而内的兴托感发。

由内而外的投射指的是文人内心有所感触,面对不同的自然景观,以情衬景
一言以蔽之,贬谪文学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地理景观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居民的性格与美学表现,地理景观所隐含的物色影响作品题材、意象的选择,而贬谪士人具有地景写作的优势;就人际关系而言,乡党中亲老乡贤形成的网络影响后辈并对当地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贬谪士人带来了清新的文风;就文化层面而言,地方经济、工艺、政治、历史以及文教发展状况影响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而贬谪士人具有多元地域经验的体验。

藉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贬谪文学呈现出与本土文学的风格差异,此一风格差异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

因此,在处理小区域文学家的活动以及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时,地域特性于文学传统的辨识是很有效的方法。

有贬谪文学阅读经验者,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

一部蔚为可观的贬
谪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学史,将过去主要以作家籍贯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析,转换为以文学创作地点为主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研究,无疑是文学传播研究与地域书写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当有更富意味的收获。

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

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而其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

在这两代中,又突出表现于元和、元佑两大时期。

在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人士中,柳宗元、刘禹锡、苏轼、黄庭坚堪为突出代表,白居易则可作为承唐启宋的过渡人物。

从屈原到柳、刘,经过白氏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也显示了贬谪人士的三大心理流程。

如果将屈原赋作中表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为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阶段的突出特点便是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发展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着走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