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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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在各国的适用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英国是沉默权制度的起源地,随着沉默权制度在各国的建立,我国学者也开始探讨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
沉默权的优势在于,它能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最大可能的实现程序正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劣势在于,有时会为了保护程序正义而牺牲实体正义,从而纵容犯罪。
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否要建立沉默权制度,建立怎样的沉默权制度,都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当对其他国家已有的沉默权制度仔细研究并考察借鉴的可能性。
一、沉默权的含义关于沉默权的含义主要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前者为英美法系的国家所认同,后者为大陆法系的国家所采纳。
广义说认为,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犯罪案件的所有知情人所享有的拒绝回答任何人和机构的提问,并不因行使沉默权而受到任何不利评论的权利。
狭义的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特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对提问拒绝回答或保持沉默的权利,任何以物理或精神强制方法获得的陈述,不得在诉讼中作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证据使用。
两种学说的区别很明显,广义说的沉默权主体明显广于狭义说,受沉默权拘束的主体表现为任何人和机构,可以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非常全面。
然而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狭义说更为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沉默权的规定还没有达到西方国家的程度,一下子将沉默权的保护范围扩大,现实中缺乏实践的可能性,不利于社会稳定。
二、英美法系的沉默权(一)美国对沉默权的规定《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对沉默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刑事案件中,任何人都有权拒绝成为不利于自己的证人。
这是美国对沉默权的原则规定,从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角度,禁止控方和法官在被告人沉默的情况下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
美国作为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其法律的重要渊源,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指导下,1966年7月,美国联邦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件的判决中,确立了对后世有着长远影响的“米兰达规则”。
从“沉默权”浅谈人权保护【摘要】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人权保护的重要体现。
它通过授予被追诉人对追诉机关的询问以一定程度的沉默权进行消极抵抗,并且保证其不会因此而遭受惩罚,从而有效防止权利滥用,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本文从沉默权制度对于人权保护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探讨了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由此推进中国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完善法治建设。
【关键词】沉默权;自证己罪;人权;刑法一、沉默权制度人类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才成功的完成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而法治的目的在于减少权力者的主观臆断,保护人权。
因此,保护人权,尊重人的尊严,应是每个国家设计的主线。
而针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面对的是国家司法机器,显然处于十分弱小的地位。
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做保障,很容易造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漠视,可能因诉讼过程的残暴和诉讼结果的不公而造成对人权的践踏。
所以,沉默权作为法律根据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特权。
它从保护人权出发,它通过授予被追诉人对追诉机关的询问以一定程度的沉默权进行消极抵抗,并且保证其不会因此而遭受惩罚。
从而有效防止权利滥用,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沉默权成为很多现代法治国家确立的一项重要宪法权利,也是世界人权保护的一大突破。
沉默权实质上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陈述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陈述及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二、中国沉默权的实践和发展(一)从旧《刑事诉讼法》中讨论中国法律状况由于受美国宪法的影响,许多国家陆续将沉默权纳入宪法。
如日本、菲律宾、加拿大等,意大利、德国等也都把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加以规定。
但在2012年修正案出来以前,中国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在司法解释中,都没有关于沉默权或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的明文规定。
法庭内幕罪犯为何选择沉默不语在司法领域,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选择保持沉默,并不对指控和质询作出回应。
这种选择被视为一种合法权利,并以“沉默权”闻名。
然而,为何罪犯会选择保持沉默,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本文将就法庭内幕罪犯为何选择沉默不语这一议题进行探讨。
一、自我保护的动机1.1 安全考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法庭上选择保持沉默的首要原因是为了自我保护。
他们担心通过回答一些问题主动提供证据,以使自己的已有证据被更多地用于指控。
此外,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回答可能会被控辩方用于进一步推断罪行的细节。
因此,他们选择保持沉默以避免潜在的法律问题。
1.2 避免供词的自相矛盾一个罪犯面对的情况是,他们可能在不同的法庭程序中作出多次陈述。
如果他们在审讯前就做出供词,并在审判中作证时改变供词,那么矛盾之处就会被指出并用以质疑其可信度。
因此,为了避免自己的供词自相矛盾,罪犯选择保持沉默,以便避免对其供词的质疑。
二、法庭战略的考量2.1 法律顾问的建议律师在法庭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位优秀的律师会综合各种因素,包括事实和证据,为被告提供明智的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可能会建议被告人保持沉默,以避免可能会给辩护造成负面影响的陈述。
2.2 阻止控辩方的证据使用保持沉默可以阻止控辩双方使用某些证据。
被告人不作陈述,使得起诉方无法通过对被告人供词的引证来支持自己的指控。
在一些司法体系中,如果被告人在审判中保持沉默,法官或陪审团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指控的否认,从而可能对辩护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对司法程序的怀疑3.1 客观审视司法公正性部分罪犯对司法程序存在怀疑,质疑司法的公正性。
他们认为,无论自己是否认罪,法律系统都会去追求定罪结果。
在此背景下,一些罪犯选择保持沉默反抗司法体系,以表达对其不满和怀疑。
3.2 对警方和检方不信任一些罪犯认为警方和检方的行为偏离了法律和道义的原则,因此他们并不打算为其提供任何协助。
由于可能存在抓人诬告和审查行为,他们会选择保持沉默,以避免为警方和检方提供额外的证据。
52006.9法学研究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政策□章秋萍姜琪(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本文就“我国是否应该在刑事诉讼中引进沉默权制度,并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沉默权的含义和本质,总结了当前法学界在沉默权问题上的争议和不同主张。
第二部分对沉默权和我国刑事政策的关系做了具体的分析。
第三部分权衡沉默权制度的利弊,对“我国在面对沉默权时的抉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沉默权如实供述刑讯逼供坦白从宽限制沉默权中图分类号:D9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09-015-02一、引言“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的话,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呈堂证供”,这是我们在香港或欧美的警匪片中,当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它被称为“米兰达规则”,是沉默权规则之一。
沉默权(the rightto silence ),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对沉默权做了规定。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成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
”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要求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
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沉默权做出规定,相反的却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基于这种鲜明的对比,我国法律界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引进沉默权,并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做出修改?这一话题也逐渐成为争议的焦点。
二、沉默权的含义与本质沉默权最早起源于英国,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
它包含了三层含义:(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二)有权拒绝陈述;(三)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做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
从沉默权的产生以及世界各国的立法表述来看,它的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浅析沉默权摘要: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社会上要求保护人权的呼声越来越来高,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成为我国法律界、司法界一个竞相争论的问题,自1998年10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联合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之后,沉默权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沉默权不自我控告纠问式诉讼沉默权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已经或即将对我国生效的一些国际公约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的规定。
自1998年10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之后,沉默权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焦点之一,就是该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有罪”,而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虽然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却没有确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
相反,该法第93条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义务。
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成为我国法律界、司法界一个竞相争论的问题,随着现在国内理论界已经有不少人呼吁要提升法治的“人文关怀”,确立以人为本的法治原则,可以说,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当然也有不少意见分歧。
本文拟从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沉默权制度的基本内容、沉默权与当代中国的刑事诉讼这样三个方面着手对沉默规则作些探究,以阐明对沉默权的一些见解。
一、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沉默权虽然最初形成于英国法,但其思想渊源却并非来自英国普通法,而是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以及欧洲大陆普通法。
12世纪以前,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神判是一种主要的审判方法。
13世纪初,神判被罗马教会禁止,欧洲大陆的教会法院逐渐转向“纠问制”的诉讼方式,并向世俗法院渗透。
英国的世俗法院在神判消失后转而采用陪审团审判,适用普通法;而其教会法院则适用欧洲大陆普通法,采用纠问程序。
(1)英国的沉默权起源于16年英国的要李尔本案,李尔本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反对星座法院法官的纠问宣誓,两年后被议会裁决认可,并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得以确认。
摘要:沉默权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两种制度存在着冲突、矛盾。
文章对两种制度的含义、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得出两种制度利弊相当的结论,进而提出在我国应建立相对沉默权制度。
关键词:沉默权,价值,如实陈述,义务一、沉默权的含义及其价值取向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自证其罪,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的权利。
西方国家设立这样一项法律制度,其价值取向就是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种防御性手段来对抗有强大后盾支持的侦查控诉方的控诉,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来保护人权,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简言之,沉默权的实质就是权利对权力的制衡。
沉默权制度从确立至今几百年的时间内得以良好的运行,除了与这些国家的法律文化、司法理念及其他相关配套法律制度有关外,还在于沉默权制度本身的价值蕴涵。
首先,沉默权制度体现了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以实现的价值目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后,被追诉方可以运用沉默的权利对抗追诉方的讯问,以显示他们是在平等地参与诉讼,由此,他们的人格尊严也能得到保障。
在受到这样的公正对待以后,诉讼的公平合理就以看得见的方式为社会所收稿日期:2003-12-28接受。
反之,只有追诉方积极参与,被追诉方只能被动应付,就没有诉讼的公正合理可言。
其次,沉默权制度能够实现人权保障和惩治犯罪的统一。
刑事诉讼的目的既要惩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
虽然从根本上说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一致的。
但是在诉讼程序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二者的冲突会表现得很明显。
西方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设立沉默权制度就是公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进行必要的价值权衡的结果。
经过价值权衡,在一个方面的目的被弱化时,相应的法律制度就要得以补充和加强;当这一目的明显超出另一目的后,采取对它进行适当抑制的法律制度又是应有的选择。
第1篇一、引言在法律实践中,沉默作为行为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法律效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沉默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何种情况下沉默具有法律效力,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通过分析一个沉默法律效力案例,对沉默的法律效力进行探讨。
二、案例背景某甲与某乙系邻居,双方因邻里纠纷产生矛盾。
某日,某甲将某乙的房屋门窗砸坏,某乙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某甲对砸坏某乙房屋门窗的事实供认不讳。
然而,在庭审过程中,某甲对砸坏某乙房屋门窗的事实保持沉默。
三、案件审理1.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某甲对砸坏某乙房屋门窗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其庭审中保持沉默,属于行使沉默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某甲无罪。
2.二审法院审理某乙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某甲在庭审中保持沉默,其行为属于拒绝回答问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的提问。
因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甲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四、案例分析本案中,某甲在庭审中保持沉默,其法律效力问题成为焦点。
以下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案进行分析:1.沉默的法律性质沉默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其法律性质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沉默是一种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另一种观点认为,沉默是一种拒绝回答问题的行为,违反了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
2.沉默的法律效力(1)沉默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这意味着,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的提问。
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某甲在庭审中保持沉默,属于行使沉默权,因此判决某甲无罪。
(2)拒绝回答问题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沉默是一种拒绝回答问题的行为,违反了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
沉默权的必要性前言西方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人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媒体转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在欧美影视节目中经常的出现,沉默权已经开始为许多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
然而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引入沉默权,以及沉默权与我国司法体制中一贯执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审讯原则的矛盾,一直还存在着争议。
本文将从沉默权的概念、产生历史、在西方实施的情况、以及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来分析沉默权在中国实施的必要性。
关键词:沉默权无罪推定如实供述(一)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
这一项制度,其实我们的国民已经从港台影视剧中能够体验,当警方决定对嫌疑犯提出起诉时,要采用“简短的警戒词”对其警戒,再进行问话和盘问。
即警方盘问嫌疑人时,事先要对嫌疑犯复述“简短的警戒词”,告知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凡是在警戒后的答语,都可能在开庭时作为证词出示。
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
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
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
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告知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识进行供述。
”而随着联合国不断确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国际化,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最低限度人权保障标准的努力,①沉默权已得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确认。
(二)历史上,有关沉默权的著名案件有“希鲁尔诉威廉姆斯”案和“米兰达的忠告”,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案件可以说对于沉默权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对“沉默权”的再思考[摘要]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是否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及许多法学专家,学者共同关注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
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问题争论不断进行着,笔者对我国实行沉默权的利弊不好多评论,只是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漏洞,浅析沉默权问题及其相关的一些内容。
[关键词] 沉默权;刑讯逼供【中图分类号】 df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2-015-3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是否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及许多法学专家学者共同关注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
就目前而言对沉默权在理论界,司法界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两大观点。
持赞成意见的观点是: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能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所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实际是对每个公民的保护,约束司法机关不得任意行使权力。
沉默权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抗衡和防御力量,有利于杜绝刑讯逼供现象。
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沉默权最大的弊端就是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丧失了口供的便捷性,给侦破案件造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有人称沉默权是一种具有奢侈性的制度,当前我国的制度配套,侦查能力,人员素质和司法资源等方面对它都难以承受。
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问题争论不断进行着,笔者对我国实行沉默权的利弊不好多评论,只是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漏洞,故而从一些方面浅析一下沉默权问题及其相关的一些内容,坦陈如下:一、沉默权的起源沉默权(the ringht to silence)是随着现代民主诉讼和现代人权观念的发展而提出的。
这一权利从观念上来源于英国法学界谚语“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它是指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摘 要]沉默权是国外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根据此项权利,犯罪嫌疑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刑讯逼供、正当程序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沉默权能否被写入我国能否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中能否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关,还需要与沉默权有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 [关键字] 沉默权 人权保护 刑事诉讼
一、沉默权的存在基础 (一)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体现了公民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的原则 沉默权的最著名的表现形式应该是那段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在 1966 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沃伦法官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了“米兰达警告”。根据这一警告“,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犯时,警方应及时宣读下列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被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他们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1](P40) 据此,嫌犯在面对警察的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查清事实、追诉犯罪是国家赋予警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责任,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事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观念,无形之中将警察机关追查犯罪事实真相的部分义务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为了迫使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警方就可能采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犯罪嫌疑人面对警察的讯问可以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则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在客观上体现了公民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因此,沉默权存在的,增强了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同国家机关的对抗能力,改善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利地位。这也是我国学者对沉默权大加赞美主要原因之一。 (二)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使抑制刑讯逼供、抑制警察机关在询问中的违法行为成为可能,避免嫌疑人权利受到侵犯在有罪推定的思想指导和以口供为主要定案依据的情况下,刑讯逼供就可能广泛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即使在大力倡导无罪推定、禁止刑讯的今天,以刑讯的方式获得嫌疑人口供的可能也依然存在。从理论上看,在法律上允许嫌疑人在审讯中保持沉默,嫌疑人就不再承担如实交待的义务,如果警察机关要求嫌疑人如实供述,就使嫌疑人承担了法定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警察的行为就缺少法律上的依据。如果警察得到的口供是因为侵犯了嫌疑人的沉默权,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用来对嫌疑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的口供就应当被依法排除。这就使得口供在最终定罪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从而“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 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2]事实上在许多冤案都因为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造成的,而使用刑讯 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就是获得赖以对嫌疑人定罪的口供。 (三)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是人类诉讼文明的进步在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制度下,法官要想认定嫌疑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必须获得其口供。警察的任务就是用一切手段获取嫌疑人的口供。当涉嫌犯罪的人进入警察的视线当中,警察不是证明其无罪而是要证明其有罪。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 二、价值的选择———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冲突自从“米兰达警告”问世以来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支持一方认为它限制了警察机关权利的滥用,杜绝刑讯逼供,保障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反对一方则认为它增加了司法成本,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但却严重损害了受害人和守法公民的权利。英国法学家边沁就认为沉默权是“人的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沉默权虽然增加了司法成本,给警察机关的侦查带来巨大的困难,但在沉默权当中体现的限制执法者权力,维护正当程序的价值。与部分犯罪人逃避法律惩罚产生的危害相比,执法者权力的滥用所带来的危害更大。首先,执法者权力的滥用,尤其是权力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滥用,最终将影响所有守法公民的利益。“ 律师在法庭上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他的前提是承认现行法律,是在司法程序的规定中挑战法律。”[1](P57)而权力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滥用则无视法律的权威,不仅将带来大量的冤假错案,而且冲击了国家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破坏国家的司法秩序。正常的程序被破坏,权力失去控制,在宁枉勿纵的指导思想下,冤假错案大量出现,守法公民对司法、对国家的信任被动摇,最终会威胁到国家的宪政制度,损害的还是所有公民的利益。 其次,权力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滥用,不符合刑事诉讼的任务。 刑事诉讼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违法的刑事侦查在迅速打击了犯罪的同时,也聚集着嫌疑人及其家属对司法机关的不满。刑罚的教育与惩罚的功能不仅没有发挥,还使更多的人成为潜在的犯罪人,走上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道路。正如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的多”。
三、沉默权在我国面临的处境 在实践中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并不是将沉默权三个字写入刑事诉讼法那样简单。在刑事诉讼中能否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关,还需要与沉默权有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 (一) 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沉默权难以写入刑事诉讼法,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必将面临来自民间社会的反对虽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已有众多公民了解 、熟悉乃至接受,受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无罪推定”所蕴含得文化观念还远远未深入每个人的内心。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三种与沉默权相矛盾的文化观念 。“其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实体正义观。其二是求平、求稳的重视安全性的生活质量观。任凭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这是中国人特别不能忍受的。其三是坏人坏到底的单调形象。”[3](P96)在这三种观念的影响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被看作是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因在重庆涉黑案件中语出惊人,75 岁的赵长青和 43 岁的周立太成为公共舆论中的话题人物。两位律师的言论遭到了公众和网民的批评,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被称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根据网络调查,虽有超过一半的人支持律师,但也有近一半的人在反对、谩骂他们。在这些反对律师的人们身上,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 (二)法律打击犯罪的功能不断得到强化而其人权保障的功能则长期受到忽视,在程序工具主义的消极影响下沉默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法的任务。打击犯罪自不待言,但是保护人的功能却并不见得尽如人意。在许多人看来,保护人民或许仅仅是指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则可以自由侵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有沦为罪犯的可能性,好人也会因触犯法律或遭受诬陷而沦为罪犯和坏人。”[1](P40) 并且,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以前对任何人都不能认定有罪。所以,将保护人民仅仅理解为保护被害人的利益的看法不免偏颇。法律应当保护所有人的人权。为实现法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功能,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使司法机关在追诉犯罪过程中有法可依。刑事诉讼法既 为司法机关追诉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把侦查审判纳入法制轨道以约束司法机关。沉默权若要发挥增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同国家机关对抗能力的作用,必须要以司法 机关对程序的尊重为前提。这也是沉默权能在国外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可是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我国有些司法人员还依然认为只要确保实体正确,程序可有可无。正当程序的原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办案中违反程序、侵害嫌疑人人身人格尊严的情况屡见不鲜,沉默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对口供的依赖使沉默权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缺少制度保障的沉默权只能流于形式长久以来,口供被作为认定嫌疑人有罪的主要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发案总量居高不下,侦察机关的警力配置、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讯问获取口供破案依然是基层公安机关提高破案率的重要途径。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仍在沿袭 “摸底排队、确认重点犯罪嫌疑人、而后突击审讯获取口供”的破案方法。在这种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4]在依靠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案件侦破的模式下,赋予嫌疑人以沉默权必将遭到警察机关的强烈反对。在实行沉默权的国家里,沉默权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于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与它相连的是诸多复杂而又完善的制度。嫌疑人的沉默权若要得到尊重,必须要从制度上进行保障,对那些侵犯沉默权的行为予以制裁。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仅缺乏这方面的规定,相反还赋予了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在缺乏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和法律上、制度上保障的情况下,沉默权即使是写入诉讼法也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成为一纸具文,减少公民心中本就不多的对法律的畏惧感。
[参考文献] [1]陈伟.O.J.辛普森比窦娥还冤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2]崔敏.沉默权问题论钢———关于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考察与反思[J].公安大学学报,2001,(6). [3] 柯葛壮.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制度———东方学者丛书[M].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