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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实现两岸统一？文/陈锋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屈指算来，已有400年——不是从1949年开始，而是从荷兰入侵开始！40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
那么，台湾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统一的问题吗？不是，我想，统一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统一背后的分离诱因以及实现统一的阻碍才更有决定意义。
笔者要回答的正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如何才能实现两岸统一，以及何时才能实现两岸统一。
统一与分离本是一体两面，我们分析统一，就要清楚为何导致分离。
西方有句至理名言，叫做“未来由过去决定”。
我们关心台湾，就要了解台湾，了解台湾悲惨的历史，了解台湾问题形成的过程。
笔者在此瞭望两岸统一的未来之时，首先梳理台湾的过去，并从中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来回顾台湾悲惨的历史。
·16世纪西方的西班牙、荷兰等国海上力量崛起，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殖民扩张成为其基本国策。
政治经济没落的中国，顺理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
台湾则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第一批目标。
1622年，荷兰武装船队占领没有明朝驻军的澎湖；1624年，占领台湾南部；1626年，占领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开始前后占领台湾38年，共有12任荷兰总督来台赴任。
·1661年（顺治18年）4月，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年（康熙元年）2月荷兰头目在投降书签字，撤离台湾。
沦陷38年的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台湾进入郑成功及其长子郑经统治时期，直到1683年清政府打败郑经及其子郑克，台湾才又重新纳入中国版图。
1885年，清政府设立台湾省，刘铭传首任巡抚，前后统治台湾历212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同年双方签定《马关条约》，台湾及澎湖列岛被日本割占。
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前后被日本统治50年。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无条件投降。
根据美英中《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恢复行使台湾主权，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
台湾问题的阻碍和解决方法阻碍：1．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阻碍和干预（包括军事干预）。
2．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有待提高（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
3．两岸人民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感不强。
4．国名党的独台政策和民进党的台独政策。
5．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主要障碍：1．美国的军事干预。
2．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不足（尤其人均GDP的不足）。
3．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总的解决方针：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不仅要得到台湾的领土等主权，更要得到台湾同胞的心。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充分照顾台湾同胞的物质利益和情感需求。
（组员的观点）武力威慑，外交独立，经济制约等方法把台湾拉回谈判桌上，如果实在不行，以武促统也未尝不可。
（组长）组员的想法(王元昊)：我的话不等于我偏向哪一方，而是客观的说。
对陆岛双方而言，统一本身并不是问题。
关键问题在于双方的利益。
大陆迫切须要那个岛屿目的是什么？无非 1.战略地位，须要通往外海的跳板；2.资源利益，大陆的资源相对已经匮乏，而自然环境保护尚好且海底蕴藏石油的台湾则是有相当诱惑力的。
但，台湾拒绝大陆的关键也在于此。
大陆要以台岛为基地深入外海，那么台湾势必丧失本土军事权，对于台湾上层而言这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道理很简单，军事不自主则政界必受人摆布，岛内政治家不会接受。
军事不自主私有财产即丧失保障，岛内资本家也不会接受。
大陆要分享台湾资源，势必对台移植资本与人员，这对于岛内资源行业而言无疑是割肉分羹。
尤其对东海油气资源，一旦大陆插手，岛内资源业很可能被彻底排挤。
而陆资与移民的渗入对于岛内无产者而言也无异于就业竞争。
所以，在岛内中小资本与无产阶层眼里大陆亦如洪水猛兽。
岛方所能接受的“统”法无非是‘联合国家’，即两国联邦，一中两府。
陆岛各自相安，名统而实不统。
这个条件对于大陆来说也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陆方早就放过话“一国两制”即要求岛方仿港澳例，制度可留，国不能留，实际就是逼台府降格为特别行政区，对内向大陆称臣。
台湾转型：“不向历史交白卷”本文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16期出版日期2011年07月04日在社会分配问题并不尖锐、多数人基本上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成果的前提下，台湾地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不过，民主化也带来新的冲击，令台湾面临各种经济治理难题《财经》记者马国川为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都在积极筹备纪念活动。
两岸虽然发展道路不同，但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经验，共同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
30年来，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也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厚植基础。
25年前，台湾地区成立“政治革新小组”，正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如今，在许多政治研究者看来，这是华人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成功案例。
台湾地区的政体转型经验受到了高度关注。
“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台湾政治大学朱云汉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朱云汉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长期研究东亚政治经济和民主化，目前担任“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的负责人。
不久前，他受大陆有关方面委托，主持完成了《台湾转型经验》课题。
朱云汉教授认为，“台湾政体转型里蕴含着一种普遍意义的经验。
”进一步的总结与思考，对于台湾未来极为重要，其转型启示也具有更长远的历史价值。
国民党主动转型的内外因素《财经》：台湾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后期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此后一直高速增长，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主动政治转型？朱云汉：台湾转型有两方面因素。
从外部说，1971年尼克松访华颠覆了国际格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
此前，美国为了确保有效地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鼓励东亚采取高压政策。
从卡特总统开始，美国实行“人权外交”，引导东亚政治更开放。
所以，台湾压力很大。
另外，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政策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在此之前，台湾与大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有理由不实施《宪法》所允诺的公民结社自由，国会也不能改选，以维持“正统”的象征。
论述：台湾历史与大陆对台政策演变台湾自古是我国的领土，东汉称夷洲，隋时改称流求，明代又称北港、东蕃。
元明设巡检司于澎湖，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光绪十一年（1876年）建为台湾省。
台湾一词最早见于官方文献的是明崇祯八年（1635年）何楷等人的奏疏中，从清初建府始一直沿用至今。
由上可以看出：台湾自古以来就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条件下，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提出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的建设性意见，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
这些对台政策有效地缓和了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为加速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台湾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重大关切的问题之一，台海局势时时刻刻牵动着我国政府的敏感神经，可以说能不能解决好台湾问题不仅关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国防安全，更关乎政府的公信力与政权的稳定。
建国60年以来，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对发展两岸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一、建国初期大陆对台政策与台海关系的缓和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
朝鲜战争的爆发，加上美国派兵入侵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进程受到干扰。
五十年代，周总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体现了我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由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转变，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在1963年，周总理提出了“一纲四目”；七十年代，党和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外交斡旋的手段以孤立台湾当局，使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建国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对台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台海地区的战争危机，缓和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为新时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实施和两岸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制定与实施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实践途径
基本方针：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2. 推动和平统一：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尊重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3. 坚持对话协商：中国政府主张通过两岸对话协商解决台湾问题，以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态势增进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
实践途径：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法律法规和国际外交等途径，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促使国际社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进行官方外交关系。
2. 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政府通过扩大两岸的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的互信和感情，促进两岸经济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推出“31条惠及台湾同胞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就业、创业、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机会，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4. 维护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政府积极维护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阻止和反对任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
浅谈台湾问题形势与政策形势与政策台独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台湾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焦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台湾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关心。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的形势与政策不断发生着变化，需要我们持续关注与研究。
一、台湾问题形势的变化台湾问题始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分离，由于历史、文化、国家意识等原因，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形成了一道由国境线、政治、军事等因素构成的界限。
从1949年至今，台湾问题已经持续存在了70多年。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的嬗变和台湾本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台湾问题的形势也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
在冷战结束时期，许多国家认为与大陆接触是会产生风险的。
而现在，随着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台湾的存在和台湾民众的权利，支持台湾的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
例如，美国和台湾关系日益亲近，近几年来通过军售、对台湾官员的高层访问等方式，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其次，台湾问题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
在当前多元化、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下，台湾民众开始关注和追求民主和自由。
这种愿望在台湾的政治领导层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台湾持续推动实现全面民主化。
在大陆方面，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港澳台地区的经济联系也开始增加。
同时，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联系也比以往更为频繁，为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打下了基础。
二、台独问题的现状与政策在台湾问题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台独”问题。
所谓“台独”，就是指台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实现独立的一种可能性和倾向。
尽管如此，台独的问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各方面的政策也没有执行。
目前，中国大陆对台独问题采取的政策是一贯的“一国两制”原则，即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在实际操作上，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和平统一、两岸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同时，中国大陆还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和合作机会，帮助台湾维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台湾历史的演进与政治变化研究台湾的历史长久而丰富多彩，其中包含了许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演变。
自古以来，台湾先后经历了不同的政权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变迁也直接影响了其社会发展和政治走向。
本文将从台湾历史的演进与政治变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深入探究台湾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及其相关原因。
一、台湾历史的演进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当时已经有人类在台湾居住和生存。
在接下来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台湾经历了多个文化时期的影响，分别是荷兰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和日本时期。
1.荷兰时期荷兰人于1624年占领台湾，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的管辖权。
这段时期主要的影响是荷兰人对台湾的地理和气候特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记录，并且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和宗教信仰。
2.明朝时期明朝时期对台湾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驱逐了荷兰人，恢复了中国对台湾的统治。
1638年，郑成功攻占了荷兰人在台湾的据点，并建立了台湾明王朝，成为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3.清朝时期清朝时期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现代台湾的起源。
清朝于1683年将台湾收回，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
这段时期，台湾的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茶叶和糖业得到重视和推广。
同时，清朝政府也开始派遣官员到台湾管理，建设了城镇和港口，扩大了对台湾的统治。
4.日本时期1895年，日本战胜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一个领土。
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对台湾进行了全面的统治和管理，实行了德川幕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建设了铁路、公路和港口，改善了台湾的基础设施。
二、政治变化研究随着历史的转折和变迁，台湾的政治发展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
本部分将从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蒋介石时期和现代台湾时期。
1.蒋介石时期蒋介石时期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台湾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在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国民党政府撤退到了台湾。
这段时期，蒋介石政府对台湾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重建，主要包括“政治整肃”、“土地改革”和“经济开发”等方面。
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
2009年5月3日至12日，“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四人，应台湾“大陆研究会”邀请，就台湾社会转型及民主化发展等问题赴台进行学术访问和调研。
这是课题组对东亚地区实地调研的第一站。
调研访问期间，课题组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等一批重要学术机构，以及台湾的“立法机构”，并与台湾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学者进行座谈交流。
调研访问达到了预期目标，对于台湾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发展线索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分化、精英对立：台湾社会转型的背景与动因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党“军、公、教”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基本原因。
台湾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国民党政权为核心的“军、公、教”集团控制主要经济活动，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广泛兴起的、以本省人士为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群体形成了利益冲突和对立。
在以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张台湾独立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政权和体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过渡。
政治反对派与台湾本土力量的结合，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和壮大的关键因素，它为台湾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基础。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反对派提供的“思想力量”与本土势力提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台湾与美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并加剧了迁播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为应对危机，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本土化”政策，旨在进行社会整合，特别是整合本省精英，借以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
反对派利用国民党政权政策调整，乘机扩大影响和加强社会运动，迫使国民党进一步退让，进而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矛盾，造成执政精英分裂，最终引发了政治转型和政党轮替。
基层选举与自由民主论述：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
地方自治体制和自由民主论述，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
尽管台湾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87年7月)，但台湾地方自治体制始终存在。
这种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宪政体制因素，为以地方、基层为基地的“党外”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提供了有限的法律依据和合法保障。
这一条件为反对派充分利用，以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有限的法律权利为依托展开合法斗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那“一张纸”演化出生命，形成了司法制度所无法约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变，迫使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
此外，尽管国民党深受苏俄影响，在政治理论上有以“军政、训政、宪政”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论述形式，仍然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
加之，国民党政权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公开
背弃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与论述。
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以“戒严”为体系的统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从而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同时加强了反对派的道义力量。
社会运动、法律诉讼、地方选举：台湾民主化路径
社会运动、法律诉讼、地方选举，是推进台湾民主转型的三大路径，其中地方选举是最重要和关键的路径。
从总体上看，台湾民主转型是以选举为中心展开的。
选举推动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基本特征。
台湾的民间反抗一直存在，但最终促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反对派凝聚于上世纪60年代。
台湾的政治反对派主要由反对国民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代表本土族群利益的异见人士两支力量组成。
早期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后期以本土族群力量为主。
政治反对派早期以所谓“党外”运动自居，走过了舆论宣传、街头抗争、公开组党等社会抗议运动的三步曲。
社会运动的主要功能是制造舆论、扩大社会影响、改变社会意识，同时也可以部分起到凝聚群众、培养反对派骨干力量的作用。
社会运动是推进民主化的基础性工作。
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的法律诉讼，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派提供保护，争取合法空间，为推进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台湾民主转型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手段是，政治反对派利用台湾一直存在的基层与地方选举，凝聚和扩大了反对派的力量和阵营。
与社会运动和法律诉讼相比，选举具有更为重要和持久的作用。
社会运动时起时伏，难于持久;法律诉讼的作用范围有限。
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最关键举措是形成稳定的内部激励机制。
只有具备这样的内部激励机制，才能聚集起比较稳定的政治派别，不断获得社会资源以推进和扩大运动，也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反对派精英阶层。
而这些正是反对派以至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形成和发展的必备机制。
在台湾，这种机制就是基层和地方选举。
一定程度上开放、竞争的基层与地方选举，为反对派提供了合法而有效的活动平台，它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对基层群众，与利益和情感比较接近的普通民众形成互动，传播理念，扩大影响，组织队伍;另一方面，选举本身是获取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合法形式，通过选举聚集钱财、聚集人才，形成利益激励机制，以此为基础形成稳定、巩固的反对派精英阶层。
反对派每一次选举的胜利，意味着经济、政治、行政资源的扩大，对吸引、扩大反对派力量形成利益导向。
不断推进选举的过程，也就成为反对派不断壮大、民主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台湾民主转型后的社会状况
对于台湾实现民主转型后的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向，课题组形成的初步认识是：
1.台湾政治“乱而有序”，现有“两党制”政治格局将长期存在。
台湾社会转型和民主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稳定的社会基础。
由于其历史原因，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外省”与“本土”族群利益分化与利益格局。
这种平行对立的二元利益结构，是现有两党制政治格局的基础。
尽管自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省”与“本土”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分化有淡化的趋势，但由于在上层建筑以及政治制度上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政治格局，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塑造机能，会长期固化“外
省”与“本土”平行利益结构。
从政治上看，建立在二元化平行利益结构上的两大政党，分别与基础族群、利益集团形成了“代表—制约”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政治制度、体制及其运行将在可预见的将来较为稳定地存在，这是台湾社会“乱而有序”的制度支持机制。
2.台湾发展将进入“稳定而迟缓”的阶段。
台湾现行民主政治制度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工业化发展自身规律以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流动规律的作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如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甚至迟缓的时期。
从台湾社会内部政治与经济社会关系看，现有政治制度也将进一步促成和巩固这一局面。
当前，台湾社会多元政体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机制已经显现，各个族群与利益集团可以比较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愿望，也可以在政治体制内进行比较充分有效的利益博奕。
这种体制因素有利于促成台湾社会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由于多元民主体制成本高企，台湾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福利发展会进入一个相对迟缓时期。
多元政体成本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过程成本提高。
在多元政体之下，以政治体制的固定化、显著化为背景，以政治过程公开化、程序化为机制，加大了利益博弈的机会和达成妥协的困难。
因威权体制下稳定的权力中心消失，多元体制中的一事一议，以及为竞选各政党施行的“极化”策略，使得政治运行中的交易数量增加，交易成本上升。
二是构成成本提高。
在威权体制下，政权和领导阶层相对固定，政权交替与继承机会少。
多元政体政权轮替经常化，加以选举政治需要大量资源支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政治运行的社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