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

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

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

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

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

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

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

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

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

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

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

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

同学们希望我逐步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一下，那我就先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说起吧。

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

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

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

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

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

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

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

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

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

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

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

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

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一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

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

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

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

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

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

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

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

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

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

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

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

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

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

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

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

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

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

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

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

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

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

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

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

二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

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

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

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

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

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

在《中华民族起源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7〉。

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

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8〉。

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9〉。

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