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

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贫富差距经济体制资源环境EKC曲线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

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1、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

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

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

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

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

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

另一方面, 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

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

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二、作者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这里试举几例:第一, 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单纯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作者在这个问上试图做一些区分, 显然不是出于学术的需要, 而是指不能单纯用经济学的理论指导经济改革。

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很深刻、很具体, 但是在局部领域有用的东西, 如果不放在更大的背景中来处理, 小处所得就会被大处所失削减或冲消。

《陷阱》对此的说法是“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 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 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提醒或提示, 尽管今后仍然不会出现尽善尽美的改革举措。

第二, 关于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 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应该说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比计划经济时代国有资产营运低效率更为可怕的一种现象, 它甚至引起了人民的愤怒。

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说继续沿用近年来我们所操持的办法, 流失问题1998 年第4 期期统计与信息论坛仍将继续存在。

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流失不可避免论”, 但倘若国家放弃了对国有资产的严格的监理守护,经营者又没有购买它, 又没有交纳保值增值抵押金, 国有资产处在与“公”断了根、与“私”没有根的模糊状态, 那就非流失不可。

一部分国有企业“翻版”为公司就是这样。

应该说, 这是个制度性的难题, 还有待集中民族的智慧, 予以突破。

回顾我们走过的路,“市场”真的一步一步成了社会的“偶像”, 好象大家也真的都成了十分专注的“经济人”, 可是大家几乎又都有另一种体会, 那就是人际关系中的冷漠和自私, 个人心灵中的空虚和孤独, 不是随着富裕而削减、消失, 有时反呈日见严重之势。

“单腿跳”是不行的, 以为过去那些塑造人文精神的传统办法随意拿来即用即有效的认识也是不科学的。

我们必须像考虑经济改革那样, 认真思考人文精神的塑造问题, 且不要把二者割裂, 而是把经济改革的即期和远期效应分析置于人文精神的目标框架之内。

末了, 有两个意思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出自对改革、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考察, 提出了许多值得国人认真讨论的问题。

我这短文只是出自随意、随机、有限时间和认知本能, 不是对《陷阱》的概介。

二是关心改革又愿意分析问题的人, 不妨抽点时间看看这本书。

因为这书的文字十分好读, 且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具有较高较远的思维境界。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当许多人都知道了“陷阱”可能会出在什么地方, 那么避免滑入陷阱的办法通过您的参与也就会逐步产生出来。

三、贫富悬殊同资源环境问题之间有何之间联系中国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表面看大家生活的都不错，都能奔小康。

可是社会现实也真残酷，绝大数的人还是连房子都买不起，虽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发展空间，可奋斗一辈子才能买套房子。

还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少数人是有钱的，可大多数人也只能在生存上不存在问题，连生活都谈不上。

有大钱的人挣大钱，有小钱的人挣小钱，没钱的也只能打工过日。

中国人太多了，竞争的也太激烈了，工作性质不太理想的还可以，一般工作性质好一些的职位，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可见竞争是多么残酷。

四、中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在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是最大的问题。

造成严重污染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八个方面的原因：1、发达国家的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搬迁到发展中国家。

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引进这类企业，还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2、国内一些中小企业，不重视保护环境。

甚至净化污染物的设备只是摆设，是为了应付检查而设置的,平时随意排污。

3、政府有关部门只追求经济指标，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凡是出现的重大污染事件，都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渎职有关。

4、对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处理不力。

发生了大的污染事故，只是象征性的罚款，起不了警示作用，当地政府甚至于包庇纵容。

5、对于洋垃圾走私的处理不力，以至于有的地方、有的人敢于从国外搞了洋垃圾来赚钱，却污染了自己的环境。

6、城市的盲目扩大、发展，忽视公共交通，不切实际地发展私家车，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尾气排放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7、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

8、城市垃圾没有好好处理，没有分类收集，造成垃圾污染。

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规模效应。

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

（2）技术效应。

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

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

（3）结构效应。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

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

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

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

2.环境质量需求。

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很少产生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贫穷会加剧环境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关注现实和未来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对高环境质量的需求，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并带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减缓环境恶化。

3.环境规制。

伴随收入上升的环境改善，大多来自于环境规制的变革。

没有环境规制的强化，环境污染的程度不会下降。

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加强，有关污染者、污染损害、地方环境质量、排污减让等信息不断健全，促成政府加强地方与社区的环保能力和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管理能力。

严格的环境规制进一步引起经济结构向低污染转变。

4.市场机制。

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在市场中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会减缓环境的恶化。

在早期发展阶段，自然资源投入较多，并且逐步降低了自然资源的存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资源的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而上升，社会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促进经济向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发展，环境质量改善。

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参与者日益重视环境质量，对施加环保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银行对环保不力的企业拒绝贷款。

5.减污投资。

环境质量的变化也与环保投资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资本充裕度有别，环保投资的规模因而不同。

Dinda将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商品生产，产生了污染；一部分用于减污，充足的减污投资改善环境质量。

低收入阶段所有的资本用于商品生产，污染重，并影响环境质量；收入提高后充裕的减污投资防止了环境进一步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