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各阶段特点及总体规律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物质文化长足进展，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二、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从人猿叩别、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中国文化在自身的生命运动中，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
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其要旨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三、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各朝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
这些信仰与文化不仅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各朝时期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简要介绍。
1. 先秦时期在大约2500年前的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学派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
儒家强调“仁爱”和“孝道”，提倡道德修养、尊重礼仪和家庭观念，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之一。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追求自然、超然和内省的境界，在后来的文化中对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家注重道德和公正，并提出了“爱人”和“非攻”等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重要影响。
2. 秦汉时期在秦汉时期，法家学派逐渐兴起，并成为了统治者的主流哲学思想。
法家鼓励重视实干和利益，强调法律和政治的调和，同时对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进行批判和反抗。
同时，汉朝统治者也开始修建寺庙和塔庙，崇尚祭祀神明的行为。
这种信仰和文化观念在后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3. 魏晋时期在魏晋时期，佛教才逐渐进入中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信仰。
佛教的思想倡导禅定、慈悲和空性等观念，提出了与儒家和道家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此外，道教、儒教、佛教等三者之间开始相互影响和融合，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与道德体系。
在文学艺术方面，诗歌和绘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及地方上的民间信仰与文化的兴盛。
4. 唐宋时期在唐宋时期，佛教文化更为繁荣，特别是唐朝时期佛教艺术的造诣极为高超，汉传佛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
同时，儒家学派和道家思想也继续传播和发扬。
在文学、艺术方面，唐代诗歌达到了顶峰，宋代诗人则强调诗歌的内容表达和审美情感。
宋朝时期，绘画艺术尤为重要，出现了许多盛名画家，其中苏东坡、米芾更为著名。
5. 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和发扬。
明代朱熹主张以“格物致知”为核心思想，开展了新的儒家发展。
清代进一步完善儒家道德体系，修订了多种儒家经典。
一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1．先秦时期：传统文化奠基，奠定了长期领先世界文化的基础。
2．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建立阶段。
文化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现象。
主要表现有：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开始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历史。
开创了中国科技发展新时代。
创立太学和开始建立地方教育系统。
创立了史学新体例。
中华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一方面借助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华文化开始传播到西方；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代表是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
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
文化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反映民族融合的文化现象。
农学著作《齐民要术》。
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形式；南方的田园诗，北方的民歌。
书法发展成为一门艺术。
佛教盛行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4．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面繁荣时期。
文化方面最主要特色是唐代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所有文化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
唐诗的繁荣，达到了古代诗歌的顶峰。
科技全面繁荣、领先世界。
"中华文化圈"的总体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
5．宋元时期：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又一次高峰。
主要表现有：科技发明水平高、影响深远。
三大发明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熟与西传，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市民需要的文化现象增多，如瓦肆；还有元代的杂剧等。
书院在北宋兴起，丰富了教育形式和内容。
6．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又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
文化上最主要特点是中国文化逐步丧失了先进性，由发展转为停滞，进入到自我总结时期。
主要表现：八股取士和清代的文字狱，把对文化思想的摧残，发展到了极致。
反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萌芽。
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总结性的科学著作大量出现。
百科全书式的《天工开物》，专业性的《本草纲目》和《农政全书》等。
小说、戏剧成了主流。
线索二古代科技进步的表现1．四大发明及外传（1）造纸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历史文化论文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
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
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
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
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
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
”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
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
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
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
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交融与民族融合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经历了多个国家的兴起和灭亡，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种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统一的中央王朝，也在文化上促进了艺术、思想等领域的繁荣和发展。
一、政治上的文化交融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和国力的竞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边界的流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开始出现交融的现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晋国和楚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晋国是周朝的东部国家，而楚国则是南方的一个强大国家。
晋国的统治者常常派遣使者到楚国学习他们的文化和艺术，而楚国也向晋国借鉴了很多政治制度和管理经验。
这样的交流和借鉴使得晋国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强大的地位。
二、思想上的文化交融除了政治领域，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也在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学习。
例如，孔子是一个齐国人，但他却在鲁国担任了教师的职务，并且受到了各个国家的学生的尊敬和倾慕。
孔子将自己的思想传播到了整个中原地区，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样，庄子是一个楚国人，他所倡导的“自由自在”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其他国家和民族。
这些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得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三、艺术上的文化交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黄金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艺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蓬勃的繁荣。
在这个时期，战国诸侯国之间经常进行宴会和交流，各种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绘画等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例如，楚国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抒情风格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还促进了艺术品的流动，例如，晋国的玉璧就被送到了秦国，成为了秦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
这种交流和融合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统一的中央王朝，也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推动。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特点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
下面是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原因，欢迎参阅。
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原因(1)经济发展，江南经济得到开发，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2)民族大融合;(3)前代秦汉文化的基础;(4)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5)劳动人民辛勤劳动。
2、南北朝佛教的盛行：佛教盛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1)佛教盛行的原因：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的盛行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土壤，苦难中的民众容易接受宗教，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第二：佛教本身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用来世的幸福来麻醉痛苦中无以聊生的广大劳动人民，使人民容易受到宗教的欺骗和麻痹。
第三：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稳定人民情绪，一些政权的统治者提倡支持佛教的传播，修建了大量的佛寺，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2)佛教兴盛的表现：第一：上至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信奉佛教，人数众多。
第二：佛寺遍布各地，僧尼众多;第三：佛教寺院在政治上势力很大，而寺院经济又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
(3)佛教的影响：第一：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佛教没有把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反而由于佛教的盛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第三：出现了反佛的思想。
其中以范缜最为突出，其作品《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对人民进行欺骗的实质。
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
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
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
晋阳文化是以晋阳大地为载体，由中原华夏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融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为一体的地域文化。
他既具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又具有晋阳地域文化的特殊性。
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文化的主体和主流。
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晋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们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活方式的进步，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分工的出现，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逐渐显示出来。
娄烦新石器遗址群代表的文化类型，受着晋南、河套地区文化的双重影响，是吕梁地区仰韶文化的延续。
义井遗址的包涵物及其发达的彩陶，具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和地域特征，它一改庙底沟文化的传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其后东太堡、光社等文化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义井、东太堡、光社遗存的特征表现出来的文化类型，正是晋阳文化的源头。
夏商周三代，在北方广阔草原总称作“戎狄”游牧民族的部族或分支，在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逐渐南移。
商周时期，如北狄、山戎、无终、燕京戎、北唐戎或曰鬼方、土方等，已经活动于晋阳地区。
周成王时，其弟叔虞因“左右武王”立下战功，受封于唐，命以《唐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告诫叔虞要以华夏的政体、戎狄的风俗习惯来管理。
唐的地望，以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在今山西晋南翼城。
晋献公时，晋国领地为“戎狄之民实环之”，还没有越过霍山达到晋阳地区。
直到春秋后期，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晋阳地区才纳入晋国的版图。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出现了“六卿专政”的局面。
晋国正卿赵鞅（简子）重建晋阳城，并以晋阳城为根据地，击败了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成为诸卿中盟主。
在他执政时期，顺应时代潮流，率先在税亩、刑律、宗法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为赵氏的立国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科技文化的成就与现代的联系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科技文化的成就与现代的联系1. 引言中国古代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科技文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基础。
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当今世界的科技与文化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联系。
本文将以从简到繁的方式，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成就，并探讨其与现代的联系与影响。
2. 先秦时期的科技文化成就2.1 农业技术的进步在先秦时期，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支柱。
先秦时期的农业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诸如灌溉、耕牛、农具等革新使得农田的开垦和农作物的种植更加高效和稳定。
这些农业技术的进步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奠定了基础，对现代农业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2.2 数学和天文学研究的进展在先秦时期，数学和天文学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领域。
孔子的《数学运算九章》系统地阐述了数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先秦时期的天文学家也著述了众多重要的天文学文献，如《十有八岁》、《大衍求一术》等。
这些研究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为现代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2.3 儒家思想的普及与传播先秦时期是中国儒家思想兴起和发展的时期。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强调个体的自我完善、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良好治理。
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至今，儒家思想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和思想基础之一。
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文化成就3.1 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
许多重要的医学著作涌现出来，如《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
这些著作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为中国古代的医学技术和理论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医学成就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借鉴价值。
3.2 文学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蓬勃发展，文人墨客云集。
晋文化与秦文化的影响《韩非子》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受三晋文化和秦文化影响明显。
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看，秦晋地区的主体部分地处中国大陆的第二阶梯，地形地貌以高原盆地山地为主，远离海洋，是典型的内陆国家，气候相对干燥少雨，温差相对较大。
这样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决定了秦晋地区的生产方式兼具有农耕与游牧并存的特色。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关乎社稷存亡，干燥少雨的气候使得秦晋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必须务力农耕才能保证正常的生产，难免会对于不务力农耕生产的商工之民严加制裁。
山地高原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秦晋当地的民众尚质朴尚实际的性格，恰如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所言“山国之地，土地贫瘠，阻于交通，民生其间，崇尚实际，修身力行”、“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其民任侠为奸，雕悍少虑”1。
所以说，韩非子过度崇尚实际、实用和实效，把不事生产的商工之民视为害国祸君的蠹虫，这种功利的思想是与韩非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从人文地理环境看，（1）在晋文化上，晋是西周初年叔虞在唐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关于晋所处的环境，史料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左传•昭公十五年》）、“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晋四面皆狄”（《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也就是说，晋始建国时面积积狭小，山地丘陵居多，远离王室，四周为戎狄围绕。
与戎狄杂处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了晋国与戎狄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受戎狄少数民族“尚利重功”、“轻视礼仪”文化的浸染2，晋国尚利重武之风盛行。
《管子•水地》篇记载“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
”晋人具有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贪好财利的功利风气。
《史记•货殖列传》云“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靠治，多美物，为倡优。
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赵设智巧，仰机利。
”晋地民风好强尚刚，易为奸邪，民风彪悍强势，性情急躁，无论男女，喜欢投机取巧，获取财利，来谋生度日。
《汉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说法“（魏地）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赵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镖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
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直过，嫁娶送死奢靡……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1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733页。
2关于晋文化受戎狄文化的影响，详细参见杨玲《先秦发家思想比较研究——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8-43页。
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
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晋地（魏、赵）民风剽悍，好强斗狠，不事农商，易为盗贼奸邪。
从以上可以看出，晋文化圈毗邻北方游牧文化圈，受周朝礼乐文化影响较少，民俗复杂，但总起来说晋地具有民风剽悍，崇尚气节与武力，易为奸邪，大率精急，矜夸功名的民风，具有鲜明的急功近利色彩。
再者，从晋的国内政治来看，具有政治内斗的传统，晋国的政治权谋内斗相比其他各国尤为激烈。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早在春秋初年，晋穆侯时就发生了晋穆侯弟殇叔篡位自立的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同宗相残、内斗长达六十七年之久的“曲沃代翼”事件；紧接着，晋献公因惧怕晋诸公子作乱而发生了“杀尽诸公子”的诛公族事件和骊姬用卑劣手段致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等等一系列的政治内斗事件，同宗相残、臣子弑君的事件似汹涌澎湃的波涛，一浪叠一浪，层出不穷，几乎贯穿整个晋的历史。
此外，晋国大力扶植和倚重异姓，恰如高士奇所言“惟晋，公子不为卿，故卿多异姓”3（《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的传统，致使异姓强族崛起，春秋后期更是形成了与公室分庭抗礼的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势力，最后诸卿篡权相争，硬生生的把晋国一分为三，结束了晋国历史。
同时，晋地又是法家文化的发源地，晋具有悠久的尚法传统。
早在晋平公时，晋正卿范宣子就制定了《范宣子刑书》，并把其条款浇铸在鼎器之上，公之于众；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又率先变法，起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人士，而迅速崛起；韩昭侯任用法家人士申不害为相，而国治兵强；赵武灵王革新旧俗、“胡服骑射”，而强盛一方。
魏、韩、赵三家重法而强大。
同时，这一时期在三晋大地上也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典——《法经》。
李悝、吴起、西门豹、申不害、慎到、荀子等法家代表人物无不生于或者起家于三晋大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三晋大地是“孕育法家的母体，亦可谓我国封建法治文化的摇篮和成文法产生的故乡”4，晋文化具有浓郁的法制气息。
晋文化具有尚功利尚强力易为奸邪的民风，政治内斗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法治气息。
韩非所处的韩国是三家分晋而独立出来的国家，是晋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国，作为韩国人的韩非子受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故其在功利主义思想上主张以君主一人之利为中心，认为只有用法来治国、用术来防奸、用势来独尊的综合治理手段才能实现君主的霸王之名，帝王之功的功利目标。
（2）在秦文化上，秦国具有尚功利、轻仁义和重法制的文化传统。
司马迁记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表》）、“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史记•秦本纪》）秦起始于偏远西陲，长期生活在诸多的戎戎狄游牧部落之中，与戎翟杂处，受周人礼乐文化的影响较小，中原各国诸侯都排斥它，把其视为戎翟之邦。
久居西陲的秦3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晋•晋卿族废兴），中华书局，1979年版。
4李元庆《晋文化纵谈》，《文物世界》（学术论坛），2004年2月。
人，在和戎翟长期杂居接触的过程中，在风俗文化上亦形成了尚功尚利的文化品格5。
关于秦人尚功尚利的文化品格，史料多有记载：“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
”（《管子•水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
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此天下之所同识也，非所施厚积德也。
”（《史记•魏世家》）“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
”（《史记•六国年表》）“秦王有虎狼之心。
”（《史记·项羽本纪》）“（秦地）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汉书·地理志》）“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
”（《淮南子·要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汉书·贾谊传》）“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
”（《战国策·赵策》）由此可以看出，秦靠近戎狄，具有贪利尚功，崇尚强力，讲求战备，以射猎为先，尚质尚朴，不以盗寇为耻，不讲仁义，具有贪婪、残暴、狡猾而好生事端的功利民风。
这样的文化风俗“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6，笔者认为正式这样的地域文化风俗催生出秦人产生一种永无止境的功利意识。
这种永无止境的功利意识，以商鞅变法为临界点，在商鞅变法后，迅速转化为秦国强大崛起的精神动力，反过来这种功利意识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商鞅变法“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施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以军功授爵，不以宗法授官的政策。
利出于地而名出于战，商鞅用功名利禄和重赏重罚来引导秦人务力于耕战，极大地提高了秦人从事耕战的积极性，商鞅变法后，5在历史典籍中，对戎翟游牧民族的民风多有记述，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
贵壮健，贱老弱……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碑。
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
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另《汉书•匈奴传》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
由此看出“利”是戎翟游牧民族生活的核心，秦人尚功利的性格亦受戎翟游牧民族的影响。
关于游牧民族对秦文化的影响，详细参见王绍东的《论游牧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与秦对游牧文化的整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秦国实力大增，《战国策·韩策》曾形象的记载到“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此时，东方六国已远不是秦的对手。
商鞅变法后，秦国形成重农抑商，重质轻文，尚法崇功的功利思想7，更加注重实利、实用和实效，不尚虚名与浮夸，使得秦国迅速强大崛起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秦文化的功利品格，“铸就了秦人‘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8。
与此同时，作为秦国近邻的韩国已破弱不堪，“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与郡县无异”（《韩非子·存韩》），尽失当年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雄风。
身处贫弱之国的韩非子，亲眼目睹秦的强大崛起，对秦的强大原因尤为清楚，对秦的尚功利、弃仁义、在政治上强力进取、不事虚浮无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尤为喜爱，韩非子曾发出“地广主尊者，秦是也……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韩非子·饰邪》）、“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韩非子·五蠹》）的感叹，这些无不流露出韩非子对秦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喜爱和羡慕之情。
韩非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崇功尚力，鄙视仁义之行，主张用法术势来成就君主的霸王之名、帝王之功，几乎与秦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受秦功利主义思想文化的浸染。
7秦国的这种功利思想不同于在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功利思想，主要追逐的是政治军事功利，政治成功和军事方式是获取功利的主要途径。
相比较而言，追逐商业利益并不受人们的重视。
详细参见田延峰，《秦思想——以秦统一前的思想发展为核心》，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