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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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疾病的隐喻读后感读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的处女作《岛》的间隙,不时会想到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论述: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上都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而另一种则属于疾病王国。
尽管我们都很乐于享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在人生中总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会被迫承认我们也会成为疾病王国的公民。
在我看来,希斯洛普的《岛》完全以此作为小说的背景和分界,书名孤零零的一个字,已经预先建立起了读者心目中与世隔绝的形象。
唯一让我没料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预先建构起的冰冷和恐怖的意象随着叙述的展开和深入竟然一点点的消解融化了。
最终的阅读体验反而是如此地美好。
岛,是斯皮纳龙格岛;病,是麻风病。
小说中有段文字介绍说,1903年该岛成为麻风病隔离区。
1941年德国人入侵克里特岛,占领到1945年,斯皮纳龙格岛因麻风病人的存在而幸免。
1957年该岛被废弃。
而麻风病更是一种历史久远的疾病,甚至可以与《圣经》一样古老。
当无法治愈这种病症的时候,人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遵循《旧约》中对待麻风病人的残酷指示:让他们与社会隔离。
通常而言,在麻风病肆虐的时期,它很容易引起社会性的恐慌。
在桑塔格的论述中,在麻风病盛行的中世纪,麻风病人经常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种劝谕,也是腐化的一个象征”。
但在这部小说中,似乎是特意规避了这种对麻风病人的历史性叙述。
麻风病人作为小说背景存在的时候,似乎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不安。
但有理由相信,这种不安的情绪是作者特意营造出来的,为的是给小说的氛围制造出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差。
小说的叙述基调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温情,一步步不动声色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家族的秘史,一个因为麻风病的肆虐而分崩离析的家族,后同样因为这种令人恐怖的病症重新找寻到了失去的希望和生活的动力的故事。
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重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作者:张志勇来源:《新阅读》2020年第04期瘟疫,原本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很多人对此早已没有了认识和警惕,也绝不会想到那样的疾病会在现代社会再次出现。
新冠肺炎的突然到来,令人措手不及,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切断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也是人类上千年来防疫的三大环节。
封城,隔离,减少人与人的接触,这一应急举措让数亿人蜗在家里,也使得一些人对瘟疫方面的书籍产生兴趣,包括疾病史、疾疫知识等。
寻找疾病的本来面目我喜欢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完全是一种偶然,读了,就放不下,感叹这样的经典,怎么才看到,完全是“相见恨晚”。
苏珊·桑塔格真正的代表作是《反对阐述》《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火山情人》等。
但《疾病的隐喻》,会让你感到更“振聋发聩”。
老实说,在我看来,在还没看她的书之前,仅看这些书的书名,就有要阅读的快感。
她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在文化界苏珊·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三位女性被并称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以极大的勇气和知识分子的敏锐,去剥离那些隐喻,要还疾病的本来面目。
如何尽可能地消除或抵制隐喻性的思考,其实是回归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
《疾病的隐喻》,显然是在还疾病的本来面目,正如她在书中所说:“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
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
它们必须被揭示、批判、细究和穷尽。
”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诞生,我们和病毒起码已经打了25万年的交道了,疾病始终与人相伴,疾病仿佛始终是赶在人类的前面,始终在那等着我们。
假如我们把25万年比作1年的话,可以说,人类是在最后1分钟,才开始认识这位既老又新的对手。
疾病在不断变化,它灵活应变的能力,已超出人的想象。
疾病从未丧失攻击人类的野心,它是主动的,它在变种,它愈发聪明。
颠覆自然法则的后果摘要: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疾病叙述贯穿全文,成为连结叙事的纽带。
小说对疾病的描写分为疾病的发生、疾病的治愈和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发生分为对男性和女性疾病的叙事,男性疾病和女性疾病在叙述上占不同比例,其中男性疾病占主导。
疾病的治愈包括家庭关爱、旅行和自然等因素。
文章追溯《弗兰肯斯坦》疾病的发生、原因及其治愈因素,探讨其映射出的科学伦理观,显示玛丽·雪莱对工业革命科学迅猛发展引起的道德问题的担忧。
关键词: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疾病;科学伦理观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9-0048-04(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杨艳菲刘明录∗∗∗第41卷第9期绥化学院学报2021年9月Vol.41No.9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Sep .2021收稿日期:2021-03-09作者简介:杨艳菲(1997-),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刘明录(1974-),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
素有“科幻小说之母”美称的玛丽·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杰出女作家。
《弗兰肯斯坦》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
笔者旨在追溯《弗兰肯斯坦》中疾病的发生、原因及治愈因素,探讨其映射出的科学伦理观,揭露玛丽·雪莱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导致的道德问题的忧思。
一、《弗兰肯斯坦》中的疾病意象(一)《弗兰肯斯坦》的男性疾病叙述。
维克多原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科学家,但他在经历了一项创造怪物的实验后陷入了绝境。
怪物就是维克多不幸的根源所在,疾病也正是从怪物的诞生开始纷至沓来。
怪物就是“高尚的野蛮人”的典型代表,即生活在自然状态下,远离被污染的文明的一种原始人类。
孩子生而带有善良的天性,但是如果他们从母亲那里没有得到爱和教育,他们就会陷入道德腐败的境地,最终变成可怕的魔鬼。
摘 要: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隐喻,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每个公民都拥有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表象。
这些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当代欧洲画家通过各种艺术语言不断呈现人类患病的身体,显然,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将疾病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
他们用绘画作品直面并深触疾病的根源,揭示当代社会疾病对人类的异化,表达艺术家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切与反思。
关键词:疾病;隐喻;政治;现代性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隐喻,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每个公民都拥有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表象。
这些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为一种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是如何转换成另一种疾病的隐喻?①结核病是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而癌症和中风等疾病成了资产阶级的病,似乎疾病也具有了阶级性和不同的美学等级。
但这种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常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异己或反对派最生动的修辞学工具。
当代欧洲画家通过各种艺术语言不断呈现人类患病的身体,显然,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将疾病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
这些绘画图像有别于景观社会生产的图像,艺术家力图利用疾病的隐喻修复数码时代虚假的图像,在揭示和呈现这些隐喻的同时,进一步摆脱“社会疾病”对人类的异化。
他们直面并深触疾病的根源,用视觉图像呈现对人类社会现实处境的深刻反思。
一、疾病的多重隐喻人类患有的疾病多种多样,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类社会不断衍生出各种各样新型的疾病,这些疾病来势凶猛且多是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的传染性疾病,由此,疾病的隐喻范围及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深化。
癌症、结核病、梅毒、流感、艾滋病、瘟疫等,这些病种是以往疾病隐喻中常常涉及的病症,人们利用疾病的患病原因、患病人群、发病症状、病情的严重程度将疾病逐渐演化成各种隐喻的类型,对应着不同时期人类心理的、审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重方面加以运用。
浅谈疾病、疾病隐喻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一)论文关键词:疾病;隐喻;鲁迅论文摘要:疾病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
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
“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
在这些疾病意象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引言疾病始终伴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斗争中,并因为人类文化上的缺陷,疾病被赋予了许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对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均产生重要影响。
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
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
”“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
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
”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
因而,在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些疾病意象的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鲁迅以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从病理学的角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
《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名篇佳作,都与疾病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久的小康的父亲。
这两部影片虽然都以沟通和温暖结尾,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沟通和温暖却是通过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实现的,其本身仍然是虚幻的。
如同在《爱情万岁》中,虽然有了实实在在的肉体接触,但接触之后所带来的却是更深更顽强的空虚,到最后连相交绕行的欲望也变得模糊起来,只剩下孤独的个体在寒冷中爬行:《河流》之中的父子实现交流的方式居然是一场惊世骇俗的乱伦行为。
而《不散》,即使在超越了常伦的同志情感之间,也依然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天边一朵云》就干脆连肉体的交流都产生了莫名的障碍。
然而,事实在于,人的接触与交流是个体得以存在于世的一种相互证明,或者说它是人的一种原欲,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实现。
于是,当接触成为一种无望的时候,窥视的欲望便占了上风。
在某种层面上,窥视取代了接触,成为实现交流的唯一手段。
对于窥视与电影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已经颇为成熟,甚至在早期电影理论家如巴拉兹那里便有了关注的视线。
尤其当精神分析学进入电影理论界之后,窥视作为一种机制得以存在,并在影片内外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利用。
对此具有先见性的应该是劳拉·穆尔维,虽然她的论述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展开的,但某些观点却颇具普遍意义:乍一看,电影似乎与对一个毫无觉察和不自愿的牺牲者进行窥视的隐私世界无关。
从银幕上所看到的都是十分外露地表现出来的。
但是主流电影,以及它有意识地形成的成规,描绘了一个密封的世界,它无视观众的存在,魔术般地展现出来,为他们创造一种隔绝感,并且激发他们窥视的幻想。
此外,电影院中的黑暗(雷也第2章身体之病观众前方是一个落地窗,所有事都在落地窗之后发生,这即是与《爱情万岁》一贯相连的风格。
像片中小康自杀,我们是先透过浴室的落地窗往里看,他的动作其实具有相当私密性。
“1当然,除了蔡明亮自己所提到的小康自杀的桥段具有明显的提供给观众对私密性的偷窥意象之外,一个关于自渎的桥段的私密性应该更要强烈。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作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
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一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存在于人体一社会一文化关系的体系中。
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和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
长期以来,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一文化的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
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有一种性别化的倾向。
肺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其加以观照,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种种权力痕迹。
一、肺病及其隐喻肺病俗称“痨病”,从病理学上讲,它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又被称之为“艺术家的病”。
肺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苏珊?桑塔格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都对它给予了特别观照。
他们观照的重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肺病隐喻的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
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隐喻视角发掘肺病的道德含义和社会批判取向。
肺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
柄谷行人指出:“作为事实的结核本身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
这表明结核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病理学现象,而是反映一种社会文化的症状。
第二,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
肺病在被道德化的同时,更被审美化、意象化,甚至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
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
它被看作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象征,并且“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
因为结核杆菌不断地吞噬着患病者的身体,导致身体逐渐变得消瘦起来,成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
而结核病经常导致的发烧症状,使病人脸上出现潮红,也使结核病被颂扬成一种“热情病”,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
疾病的隐喻 书目:《疾病的隐喻》;(美)桑塔格著;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内容简介:(1)作品构成:《疾病的隐喻》是由《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批评文字合成的一部集子。
(2)隐喻的定义: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开篇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定义(“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疾病”这两个字最初指称的仅仅是身体的生理病痛,而后逐渐衍生出其他意义,例如,疾病是对道德败坏之人的个人惩罚。此时的“疾病”已并不完全等同于生理病痛,这些衍生出来的意象就是指疾病的隐喻。
(3)疾病的隐喻产生的来源:疾病的神秘性是其隐喻的滋生地。当一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以现有的医疗方法无法将它治愈时,它就被视为神秘之物。因为神秘,人们就以此病的病症为基础,利用想象力,肆意地解释定义它,于是就产生了并非是疾病之本质的解释,此种想当然的解释被逐渐传播开来,并在人群中产生影响,这种解释逐渐成为该疾病的一部分,与疾病形影相随。一旦此种疾病的病因被查明,可完全治愈后,其神秘性消失,疾病才可能摆脱人们的错误想象,回归疾病之本质。
(4)疾病和隐喻主要有两种关系形式:一,疾病作为本体,其余意象和事物作为喻体,将疾病比作其他事物。比如将疾病视为是有道德缺陷的人所受到的惩罚,表示人们对疾病的某种看法和定义。二,其他事物作为本体,疾病作为喻体,将其他事物等同于疾病。比如把敌人比作是肿瘤,以表示对讨厌之人的厌恶。
(5)具体的三种疾病: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以象征高雅。在结核病未被查明病因的时代,患上结核病就意味着死亡,结核病是作为一种灾难降临到个体身上,可以视为对个体某种行为的惩罚。由于结核病的病症,比如阵发性的苍白与潮红,死相的从容,病症位于身体的上半部——肺部——这一精神化的部位,结核病被人们以浪漫的眼光看待,将结核病视为贵族的,艺术家的病,将结核病带来的身体的身体的柔弱、脸色的苍白视为社会的审美标准,认为结核病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结核病更多地是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疾病。癌症较于结核病暧昧的隐喻要简单的多,它从来就只能被看做灾难,癌症常发生于羞于启齿的部位,且癌症初期的症状不可见,一旦出现可见的症状,即离死亡不远,伴随癌症地还有剧烈的疼痛。这些特征,都使癌症病人有失体面,癌症被当做一种邪恶的疾病,进而引申到其他令人厌恶的事情上,癌症病人也被贴上了“邪恶”“令人厌恶”的标签,这些标签和解释,即作为癌症的隐喻,使癌症病人被当做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加以对待,癌症病人除却要忍受身体的病痛,还要承受由这些隐喻带来的心理上的折磨。癌症的隐喻使癌症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疾病的名称的单纯含义,而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癌症最初被视为是对个人道德行为的惩罚,后被视为是患者对自己情感压抑的惩罚,这使癌症患者在地位上好似低人一等。艾滋病作为比癌症更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使其滋生了更可怕的隐喻。艾滋病的隐喻与癌症的隐喻有所交叉和重叠,是因为它们的病因目前都未被查清,人类目前没有有效的方法治愈它,且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疾病。因此,艾滋病也被认为是同癌症一样令人厌恶的疾病。但艾滋病的潜伏性和传染性,以及传播方式是通过性传播,这使艾滋病的隐喻比癌症更为恶毒恐怖。艾滋病成了负荷意义最多的疾病。艾滋病最初也被视为是对某个人群,多指同性恋者、性生活泛滥者的惩罚,艾滋病似乎是这些离经叛道的人群的专属病。但由于艾滋病的世界性蔓延,整个人类都成了艾滋病的攻击者,人类不能像将癌症框定于某个人群一样,将艾滋病框定于与大众对立的“他者”。
(6)以上的陈述都是疾病作为本体,其他事物作喻体的隐喻。因为疾病的可怕与讨人厌,疾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成为描述某种可怕事物的喻体,比如把恐怖分子比作癌症,把黄赌毒比作像艾滋病一样蔓延。
(7)作者写作此书的意图:将萦绕在疾病上的那些隐喻影子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面目,但作者本人也承认要摆脱隐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力地以最真诚的方式看待疾病,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的思维,减少疾病的隐喻带给病患的心理痛苦。
浅析《檀香刑》中赵小甲傻症的隐喻 疾病被当做一种修辞手法或隐喻用于文学创作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被赋予特殊含义的疾病在文本故事的建构和意义的阐发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对文本进行纵深向的挖掘,必须重视作者对于疾病的隐喻化处理,发掘疾病在文本中所承担的重要使命。痴傻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鲁迅为此后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物视角,即借助痴傻的人物形象的疯癫视野记录现实人生。在现当代文坛我所读到的痴傻人物还有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和《檀香刑》中的赵小甲。痴傻这种生理缺陷和疾病成为了作家表现社会的有效工具,工具化的疾病自然已不是单纯的生理病痛,而是负载有特殊的功能和意义。《檀香刑》中的人物赵小甲是承担有特殊功用的意义的傻人,其痴傻是作者为写作文本而有意设置的人物特征,要透过其表面的生理疾病挖掘其背后的作者所赋予的隐喻色彩。 首先,小甲的痴傻被作者赋予了道学气。小甲痴傻的生理缺陷是作为赵甲杀人的果而出现的。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表示了这样一种对疾病隐喻的观点“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1。在文本故事中,小甲天生的痴傻是对赵甲道德的惩罚。赵甲是清末的第一刽子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砍下的人头比高密每年产的西瓜还要多。几十年执行死刑的经历已使他丧失了人性,且他并不为自己的杀人职业为耻,反而坚定地称自己是国家法律的象征,并自称自己是杀人行业里的状元。残忍杀人的行为,以及冷酷扭曲的变态人性,使赵甲成为《檀香刑》中背负最深道德罪孽的显性人物形象。疾病隐喻进入了道德范畴,“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变成一种道德评判。”2小甲天生的愚痴是对赵甲道德道德罪孽的惩罚,借此隐喻,作者间接且明确地表达了对赵甲形象的否定以及对赵甲所执行的酷刑的否定。
其次,精神病在意识层面的隐喻被用到赵小甲的身上。桑塔娜在《疾病的隐喻》中这样描述精神错乱“(精神错乱)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到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3小甲的这种精神性疾病承载有独特的隐喻意义。传统的精神病被赋予高超的感受力,像赵小甲这种半傻瓜类型的精神病在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神性特征。他们的胡言乱语和幻象并不能简单的视为无意义的行为,它们具有影射文本和社会的功用,对其隐喻的剖析是通向文本深层主题的重要切入点。《檀香刑》中的小甲继承了鲁迅狂人的某些特征,并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精神病人有共同之处,即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魔幻现实的手法,赋予精神病人半人半神的特征。《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看到周围人在“吃人”,《爸爸爸》中的丙崽被奉为具有预言能力的“神”,《秦腔》中的引生可以看到人头上的火苗,《檀香刑》中的小甲可以看到人的本相,这些本是傻子的精神幻像,并不可信,但在文本中,借助疾病的隐喻,衍生出超越文本表层的深层指示功能。小甲借助虎须看到赵甲的本相是黑豹,孙丙的本相是黑熊,钱丁的本相是白虎,其余众人皆是狗、驴、鹅,这虽是傻人小甲的幻像,但这些动物幻像恰是对人物本质的生动刻画,借助这些动物,可以更准确的把握人物的形象特征,黑豹阴森可怖、黑熊可谓愚笨的英雄、白虎是亦正亦邪的王者,这都是对赵甲、孙丙、钱丁形象的精准概括。由此可知,小甲并非单纯的生理痴傻,而是作者借助精神病的隐喻赋予小甲超验的感受力,借小甲之傻话传达其写作主题。小甲的眼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兽共存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体下面都隐藏着野兽一样的本质,《檀香刑》可谓人兽狂欢的舞台,赵甲和钱丁的较量,借助小甲的眼睛,变成了黑豹与白虎的野兽之争。执行檀香刑的场面,被描绘成野兽的大集合。通过赵小甲,作者提供了一个人兽切换的社会,人类社会实际上是野兽的世界,人性如同兽性冷漠,充满争斗和杀戮。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的一个方面,作者借精神病的视野生动的描摹出来。
综上所述,在文学中,作家不约而同的将疾病隐喻作为辅助传达其思想的工具而具有特殊的文学功用。在《檀香刑》文本内容的建构上,小甲的疾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基础的作用。小甲所患的这种精神性的疾病的隐喻,在文本意义的建构上,承担着重要的阐释和补充的作用。疾病是常被作家拿来使用的文学工具,由于疾病含有隐喻的特性,作家时常借助其隐喻与文本在内容上形成呼应,或者更深刻明晰的传达其写作意图,但水平不同的作家对疾病隐喻的驾驭能力有优劣之分。就莫言《檀香刑》中对小甲痴傻的驾驭,莫言不如鲁迅的技巧高超。莫言和鲁迅都是借痴傻人物的疯言疯语影射社会,但鲁迅对狂人疾病隐喻的利用比莫言更高一筹。鲁迅笔下的狂人真的傻,又真的不傻,初读《狂人日记》,我能切实的感受到鲁迅笔下的狂人确定无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当读到“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救救孩子”4时,我又强烈的感觉到这狂人真的不傻,他才是真正清醒的人。在鲁迅的笔下,“傻”和“不傻”似乎完全分离对立,但又完美融合,狂人确定无疑是生理上的真傻子,其世界也是荒谬的,但其荒谬的世界下隐藏着真实的社会。傻的只是狂人和他的世界,真的却只是真实的世界。狂人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文学形象,他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傻人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但莫言笔下的小甲像是木偶,被莫言随意的操纵,当文本需要他傻时,莫言就让他傻,当文本需要他不傻时,他比正常人都聪慧,当赵甲与钱丁较量时,小甲立马劝赵甲屈服于更强大的钱丁。小甲是时傻时不傻,亦傻亦不傻,小甲的“傻”与“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他完全不像狂人一样具有稳定确定的心智特征,因而小甲并没有鲜明的主体性,他完全成了一件叙述工具,莫言并没有像鲁迅样成功的将人物与疾病完美的融合起来,小甲并不具备狂人的生命力,这是莫言逊色于鲁迅的地方。其次,莫言利用小甲的疾病,借小甲的幻像将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的本性通过各种动物形象直接的传达给读者,莫言生硬的圈定了读者阐释文本的范围和方向,而鲁迅是将其要传达的思想隐藏在狂人和狂人的世界下面,让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体验自然的找到文本的主旨,而非像莫言样强行的灌输,这也是莫言逊于鲁迅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