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疾疫应对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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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首次防控传染病始末
京城茶座（栏目编辑：胡菡）1949年10月，北京面临着一场鼠疫的袭击，并因此展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传染病的首次防控。
鼠疫又称作黑死病，是一种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它传播性强、发病快、病死率高。
14世纪欧洲发生的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12年，我国东北的大鼠疫导致20多万人死亡。
北京靠近东北、内蒙古等传统的鼠疫疫源地，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鼠疫的侵袭。
鼠疫发生、来势汹汹1949年开国大典后不久，人们还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中，一场来自内蒙古的鼠疫已开始蔓延，并严重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1949年8月，位于张家口市以北200公里的察北专区发现了第一起鼠疫病例。
由于当地牧民缺乏防疫知识，鼠疫迅速传播。
到10月18日，已发病19户，患者34人，全部死亡。
到11月初，已有患者69人，其中66人死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鼠疫很快蔓延到张家口。
由于北京与张家口相邻，且两地之间有火车直达，人员往来频繁，鼠疫已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
10月26日，北京到张家口的火车停运。
相关消息传到北京城内，引起有些人惊恐不安，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0月27日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均做有效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1]。
而与严重疫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北京极为薄弱的防控基础。
当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1个月，距离北京和平解放也仅9个多月，传染病防控力量的建设尚未全面展开，尤其是基本的防控资源严重不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全市每千人口占有0.8张病床”。
而“公私立医院，都以营利为主，看病收费十分昂贵”，普通民众根本看不起病。
如此薄弱且不均衡的医疗力量，连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健康需求都不能满足，更不必说预防大型传染病了。
1949年初，北京“城区人口患传染病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数的4.36％”[2]。
而更令局面雪上加霜的则是民众防疫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各种极端反应。
清代的医学发展与疫病防治
清代的医学发展与疫病防治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而强的封建王朝，统治了约267年，期间，医学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
在疫病防治方面，清朝也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一、清代医学发展清朝的医学发展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医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清朝皇帝也十分注重医疗、保健和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在清朝，医学被视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且有完善的教育制度，许多大型医药学院相继建立，带动了医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发展。
另外，清朝医学的教育课程也十分丰富。
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许多与医学相关的科目，如《内经》、《黄帝素问》等。
这些重要的医学著作为清朝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医术与行医的水平日益提高。
二、疫病防治在清朝，遭遇过多次大规模疫病的爆发，如天花、鼠疫、霍乱等。
有了这些疫病的爆发，及时防治这些疫病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1. 防控疫情针对疫情的防控，清朝采用的方法包括加强卫生管理、开展疫苗接种、禁绝交通等。
例如在清朝，各地官员都要负责监管本地区的卫生状况，并及时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和粪便等，避免疫源的传播。
在疫情爆发后，清朝还会关停市场、禁止围观、隔离患者等，来遏制疫情的蔓延。
此外，清朝还会下令民众接种疫苗，以预防疾病，减轻疫情的危害。
2. 应急救治在疫情爆发后，清朝除了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外，还时刻关心病患的情况，对症治疗、快速救治。
在疫情高峰期，政府会启用临时医院，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以便及时应对疾病的爆发。
清朝还实行了多种传统中医药治疗。
清朝医生会根据病情，制定不同的中药治疗方案，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调整，以提高治愈率。
除此之外，清朝还推广了口罩等防护用品，供给民众及医护人员使用，保障人们身体健康与安全。
三、总结清朝的医学发展和疫病防治对于后来的民族医学发展和卫生防疫工作影响深远。
其严谨的医学教育、多元的医学文化、应急患者救治等都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因此，乘肺炎疫情的来袭，我们应该向前人学习，提高医学专业的水平，完善卫生防疫工作，更好的应对疫情。
科学防疫路 再难也要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疫病防治比较谈
RenWen ShiKong ◎人文时空——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疫病防治比较谈杨原科学防疫路再难也要走清末，中国有两次大规模疫情，一次是1894年暴发于香港的腺鼠疫，一次是1910年暴发于东北的肺鼠疫。
这两次大规模的鼠疫疫病是中国社会最早以近代科学方法应对的公共卫生事件。
当时，即便是在世界上那些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此病都是无法攻克的难关，而发生在中国的这两次鼠疫防治，却为世界医学事业发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通过比较这两次疫病防治的得与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科学防疫的这条路上，我们走得多么艰难。
1894年香港腺鼠疫暴发时，世界医学界对这一疫病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全社会也处于毫无认知的状态，对于防疫、控疫没有太多经验。
此次疫病其实是在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云南渐渐传入华南，最后集中在香港暴发。
疫情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传染病专家们才搞清这是腺鼠疫，是一种传染病，并逐渐摸清了其病源、病菌、传染渠道和治疗防控措施。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社会或是通过善堂一类的公益组织发放一些药物，或是通过祭祀仪式来抵抗疫情。
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
所以，此次疫病造成的危害非常大。
医学上的欠发达是疫病难以控制的一方面原因，但传染病的防控不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也不无关系。
就1894年香港鼠疫而言，当时的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有两个需要后世吸取的教训。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畅通、不明确。
由于没有针对性药物，病人被隔离后，基本上只是用冰块为其降温，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手段。
这就造成了有些病人被隔离后，病情迅速加重并死亡。
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没有防疫卫生的观念，港英政府没有及时明确地向公众解释隔离治疗的社会意义，人们认为被送去医院隔离即为送死，所以很多患病者都会隐瞒病情，不愿隔离就医，致使疫情防治工作进展缓慢。
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控不力。
殖民当局对流动人口缺乏检疫和管制措施，很多患病者依旧混迹在社会人群之中。
随着香港三分之一人口的逃离，美国、印度、埃及、澳大利亚等地也相继受到影响，出现疫情扩散的迹象。
由SARS流行回顾20世纪50年代北京传染病防治
·特载·由%&’%流行回顾("世纪)"年代北京传染病防治甄橙程之范摘要(""$年春节刚过，首都北京遭遇了一种新型传染病的袭击，这种传染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简称%&’%。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同时也说明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传染病的防范失去了警惕。
回顾("世纪)"年代北京市防治传染病取得的成绩：消灭天花、鼠疫、霍乱三大烈性传染病，彻底防治斑疹伤寒、回归热、白喉，重点防治麻疹、痢疾、流行性乙型脑炎，这些成绩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统一部署、发动群众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防治传染病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染病；防治!"#$%&#’()*+,*-./%0#%1%$)/(&23%"/%0%42#(4-4$2/%-2&%42()#4)%’2#(5.$#.%-.%.#4!*)"%+,-.+/+,0!"#$%&’()!，%"#$*!&+,-(.!/&’%’(0’1,21"+302142,5’6+7+(’，8’9+():(+;’13+04，<’+=+()!"""#$+6.2/-’2&12.3(""$453+,01.42+678，7,.9:+,;<1+,1.=2+<>4;+4.74.,7?.;4.6.3.7=>2.3.45+372<3@4@,;3<?.4，=788+,0%&’%1<34A<32B@C D E B3<:.<>2+,-.+/+,0F-3+,0+,0>47B+22.3.G5.3+.,=.7,;+2784<4A<942A729.57@,<722.,2+<,2<2A.23.72?.,27,;53.6.,2+<,<1=<,270+<>4;+4.74.4+,3.=.,2@.734F&3.23<45.=2<,2A.7=A+.6.?.,24<153.6.,2+<,7,;23.72?.,24<,+,1.=2+<>4;+4.74.4+,!*)"4+,-.+/+,0;.?<,42372.42A724?7885<G，5870>.7,;=A<8.379.3..37;+=72.;；2@5A>4，3.8754+,01.6.37,;;+5A2A.3+79.3.B3<>0A2>,;.3=<,23<8=<?58.2.8@；?.748.4，;+733A.77,;.5+;.?+=.,=.5A78+2+4-A7;B..,53.6.,2.;.11.=2+6.8@F&882A.7B<6.17=243.6.782A722A.6+278+?5<327,=.<12A.=<A.3.,2?7,70.?.,24，7,;2A.=733@H+,0<>2<12A.5723+<2+=A@0+.,+==7?57+0,B@?<B+8+I+,02A.?74473.=3>=+782<2A.53.6.,2+<,7,;23.72?.,2<1+,1.=2+<,4F7%81(/$.J,1.=2+<>4;+4.74.4；K3.6.,2+<,7,;23.72?.,2(""$年春节，当人们还沉浸在欢庆新春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一种罕见的传染病———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6.3.&=>2.’.45+372<3@%@,;3<?.4，简称%&’%）正悄悄地袭来，首都北京遭到了%&’%的严重袭击。
清朝人是怎么抗“疫”的
清朝人是怎么抗“疫”的作者：来源：《商周刊》2020年第05期在清代，南方地区的瘟疫主要以霍乱、伤寒和痢疾等肠道传染病为主，天花、猩红热、白喉等呼吸道传染病在干燥寒冷的北方更为流行。
受国家职能和实际行政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朝廷很少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法律的依据和实际的指导。
在没有朝廷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也可能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社会乡贤也是一支重要力量。
朝廷和官府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
比如，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
不过，到了明代，国家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予以继承，且在中后期普遍没落，由经常性的药政机构演变为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
及至清代，统治者连设置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未下达。
清代官方的制度性建设，大概只有设置地方“医学”，且多是象征意义，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
不过，制度之外，清廷会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救疫措施，如粥厂施粥、派遣太医、施散药方、买棺入殓等，不过这些举措不太常见，且往往局限于京城。
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皇帝的亲信李煦多次奏闻苏州有疫情，康熙帝的批示只关心民间“作反”和“收成”，对疫气只字未提。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对荒政最为重视、制度也相对最为完备的朝代，然而对瘟疫救疗态度十分消极，究其缘由大概有三：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
水旱蝗灾发生后往往容易导致农民起义，但瘟疫发生后，人们或忙于祈神驱疫，或延医诊治，或举办丧事，或减少外出，缺乏举行暴动的契机和精力。
第二，因为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以及地方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有效率。
第三，从技术上看，瘟疫的救疗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太多。
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尽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作统一的规定，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老北京传染病为何多
现在不少
公司将为员工免费供应午餐作为一项福利制度,其实,这种“工作餐”制度,我国古已有之。
唐代的工作餐叫“堂馔”,后来又称之为“廊餐”。
古代百官上“早朝”的时间很早,许多人难免要饿肚子出门,到冬季就更饥寒难当。
据陈继儒《辟寒》记载,唐代官至宰相的刘晏,冬天上早朝途中,曾买些小吃,掩于袍袖食之。
《萍州可谈》记载,宋代曾有官员怀揣熟羊肉上朝。
由于早朝后要留在朝中继续办公,有些人难以支持,国家便为
高级官员实行“工作餐”制度。
唐代的“工作午餐”规格极高,仅限于供应宰相一级的“高干”。
这种午餐甚至丰盛到朝臣们不忍心动筷子的地步。
唐代宗时有位“以清俭自古代﹃工作餐﹄怎么吃.文
/谢康优史海钩沉。
中国近代防疫述论
中国近代防疫述论中国近代防疫述论近代以来，中国正面临着不同类型的疫情挑战，这些疫情对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政府积极采取防疫措施，不断强化疫情防控能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文将从中国近代防疫的历史背景、主要措施以及面临的新挑战等方面进行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各类疫情的威胁。
从传染病肆虐的清朝末年到如今的COVID-19疫情，中国人民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然而，中国政府在面对疫情时，始终坚持以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稳定为核心，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首先，中国政府加大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提高疫情监测和报告的水平。
在20世纪初，中国政府意识到传染病的严重威胁，积极引进西方医学理论和技术，建立了一系列公共卫生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疫情监测和报告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提高了对疫情的敏感性和反应速度。
其次，中国政府强化了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
从20世纪中叶起，中国相继颁布了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防控疫情的责任和义务。
这些法律法规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了法律依据，推动了防疫工作的开展。
另外，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协作。
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分享经验，共同应对全球传染病的挑战。
特别是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疫苗合作和援助行动，为全球防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中国近代防疫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方面，人口流动加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密度和接触频率增加，这为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新出现的疫情类型对中国的防疫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SARS和COVID-19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挑战了中国政府的疫情监测和防控能力，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针对新的挑战，中国政府不断加强防疫措施与能力。
清朝为中国人留下防疫四大法宝：全省封闭，口罩，消毒，瘟疫医院
清朝为中国人留下防疫四大法宝：全省封闭，口罩，消毒，瘟疫医院疫病是一种与人类生存相随的灾害。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疫灾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先民，带给古人触目惊心的苦难。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瘟疫发生次数最多的朝代，依据《清史稿》统计，清代268年间共发生疫灾176次。
疫病流行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据学者推算估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仅江南十府一州死于瘟疫的就有数百万人；咸丰、同治朝16年间，云南7府、厅死于鼠疫的有160余万人；清末最后两年，内蒙古东部满洲里地区肺鼠疫流行，死亡人数亦多达60648人。
清代重大疫灾死亡人数之众，由此可见一斑。
当年清朝政府的医疗体系虽很不健全，但在疫病发生后，地方采取的隔离措施，还是对控制疫情的传播起到了主要作用。
所谓隔离，就现代疫病防治来说，是政府采取的强制性手段。
在清朝，也有地方政府强行将病疫之家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以达到不使疫病传播于外人的做法。
隔离疫病患者的政府行为古已有之，通常做法是将病人集中安置到空置房屋，然后由官府提供医药服务。
根据正史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已经有了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四月，青州在疫情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对其集中治疗，切断传染源以防扩散，成为中国公立隔离医院之滥觞。
南北朝之后，隔离已成为官府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例如南朝齐的“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朝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后建立起来的。
清代虽然官方设置医疗机构渐呈萎缩局面，但在疫病流行时通过隔离的办法以防止疫病传播，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比以前更为普遍地实行防疫措施。
清朝光绪年以前，所谓的疫病隔离设施，即就近疫情区临时构建的简易房屋，或者腾出部分宅舍作为安置病人的场所。
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苏吴江因饥荒引发瘟疫，由当地士绅“于宅南隙地构草厂数十间处之”。
乾隆五十一年（1786），江苏无锡大疫，“贫病者枕籍于道”，当地士绅“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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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北京疾疫应对新变化 清末民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京师在疾疫应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设置专职管理机构、建立疾疫应对医疗机构、实行科学防疫新举措等方面，对近代公共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起着示范和导引作用。
标签：疾疫应对；行政管理；近代化 疾疫是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关于北京疾疫史，尹钧科、于德源的《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经验教训》（《天津科技》2003年第3期）、寒菊辑录的《清代北京地区瘟疫流行情况》（《中国档案报》2003年5月19日）等文章进行了相关论述。本文拟对特定时期政府疾疫应对情况进行探讨，以期折射中国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探索历程。
第一，设专职机构加强防疫管理事务。 清末以前并无专门的疾疫应对管理机构。疾疫发生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承担救灾事务。同治元年（1862）京师内外时疫传染，清政府拨款银二千五百两，由司坊官负责办理，巡城御史定期稽查，以防胥役作弊[1]（卷三十三，同治元年七月庚寅）。太医院有时也参与京师防疫管理工作。同治六年（1867）京城时疫流行，清政府下旨太医院开方，发给五城散放[2]（卷一百九十六，同治六年二月壬辰）。清末以前应对疾疫的部门很多，但都不是专门的负责机构。
清末京师管理卫生防疫事务专职机构的出现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据《东方杂志》转载《卫生论》一文提出，卫生学与国家进步相关，“其国度愈文明，民族贵重，则卫生之法益精密；反是之，国必弱，民必劣。……小之一身一家，受疾疫呻吟之苦；大之全国全种，蹈天演销减之惨。”[2]清末卫生管理机构最初是巡警行政系统的组成部分。庚子事变后，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实施新政，官制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10月8日设巡警部。巡警部设警政司、警法司、警保司、警学司和警务司等五司。警保司下设五科，即保安科、卫生科、工程科、营业科和课程科。巡警部更名民政部后，仍设五司，除原警政司外，改设民治、疆里、营缮、卫生诸司。卫生科升为卫生司，负责“检医防疫，建置病院”等事，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二人。六、七品医官各一人[3]（卷一一九）。这样，卫生司成为清末中央医政机构。
卫生处为清末京师医政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巡警部奏请将京师内外工巡局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设三处十八股。三处即总务处、警务处和卫生处。其中，卫生处“领以佥事”，办理卫生，下设清道、医学、医务、防疫四股，负责清道、防疫、考核医院、稽查工场卫生等事宜。宣统二年（1901），民政部借鉴国际经验，经中央各部及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等部门商定成立卫生会，派遣通晓西医人员莅会讨论，按法施行[4]253-254。 第二，疾疫应对医疗机构的建立。 太医院不仅是医疗行政管理机构，也是医疗机构，但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室成员，京师疾疫流行时期，有时也会参与疾疫应对，但均为临时派遣，事毕即行撤回。清末以前，北京地区并无为普通百姓治病的常设机构。清初顺治十一年（1654）于景山东门外筑房三间，命官施药。康熙时期增厂，五十四年（1715）停。“光绪间，因疾疫流行，时复一设”[4]253。
北京地区最早的近代公立医院是内、外城官医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奏设，于宣统元年（1909）二月交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八月两厅会订章程。在《内外城官医院章程》总纲中提出“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者，只需交纳个人饭费，其余概不收费。该院服务对象较为广泛，包括普通民众，海陆军军官兵士、学堂学生、病伤急切者和巡警人员等，体现出近代医疗资源的公平性。内外城官医院在行政设置及就医流程方面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官医院设总理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务，所有院中人员均受其指挥监督，由厅卫生处佥事兼任；管理员一人，秉承总理管理本院一切事务，由厅员兼任；稽查员二人，稽查本院一切事务，兼任庶务、文牍等事，厅员兼任；医长二人，负责考核医官、看护生、司药工及诊治等事。医官八人，负责诊治病人。自医官以下设看护生十人，司药六人，司书六人，药工八人。其中，看护生协助医长、医官看护来院病人及留院病人等事。司药管理药品收发及保存等事。司书专司缮写。药工负责配置药品及药房发药等事。值得一提的是，医院专设传染病室，并与其他房屋相隔离。就诊流程方面规定，凡来院患者，需先去挂号处挂号，领取号牌，分别男女入候诊室，依次按号就诊，不许搀越抢先。为维护良好的环境卫生，《章程》规定，住院病人除病伤不能沐浴剃发外，必须沐浴剃发后才能住进病房[5]103。北京地区教会医院的创办及清末教育体系的改变，扩大了西医在疾疫应对方面的影响。在京师官医院，设置中、西医长各一人，中、西医员各五人[6]56。疾疫发生后，内外城官医院积极应对。宣统二年（1910），东三省鼠疫爆发，蔓延京师。民政部命令内外城官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4]253-254。
京师地居首善，人烟稠密，仅设内外城官医院显然不能满足市民健康需要。民国四年（1915）十月，京都市政公所在香厂建立仁民医院。五年十一月开诊。1917年因房屋建筑纠纷，暂借场所又不适于应用，五月一日停办。同年，外城官医院扩址于此[7]201。
京都传染病医院的设立为疾病应对增强了一道有力防线。京都传染病医院的建立与清末瘟疫盛行有着直接关系。关于成立缘起，市政公所提出，“立国之方首重民命，卫民之术首保健康，是以卫生行政至关重要，虽为端不一，实以传染病之预防尤应急起提倡。前清季年东三省流行鼠疫，国人方知传染之为害甚烈，京津各处设局防堵，幸未蔓延。然考各国成规，首都地方类有传染病医院之设，盖以疫疠之发猝不及防，非于平时研究必致临事仓皇。”传染病临时防疫非治本之计，因此，内务部派警政司人员悉心筹划，于民国四年（1915）四月呈准设立传染病医院，分设四科，掌管诊断、预防、检查、消毒诸事。五年八月划归市政公所管理。传染病医院原在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民居环绕，扩展受限。民国七年（1918）另选天坛神乐署地方，改建传染病舍。新址较为宽敞，远离市区，空 气洁净，利于开展工作。民国六年（1917）绥远鼠疫发生后，各地加强检查防疫工作，京师地方尤其紧要。市政公所附设京都临时防疫处，负责消毒检查等事。临时防疫处聘请临时医员三人、药剂师一人、看护四人及照顾、消毒人员各数人。传染病医院院内医员、事务员也视疫情参加部分工作[7]209、216、217。医院的设立较之临时设局施药有进步意义，是一种新的诊疗模式。医院可以有效避免患者周围人群进一步感染，有利于控制疫情的蔓延。疾疫本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这也是疫区居民谈疫色变的根本原因。在医学科技尚不发达的社会历史时期，一人患病，传染全家，甚至传染周围人群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也使得身处疫区的健康人群人人自危，甚至采取盲目隔离措施。而将患者送至专门科室进行诊治，不仅有助于缓解疫区的紧张情绪，而且有助于医生密切观察病情，采取更合适的诊疗方案。官医院对患者采取免除医药费之举，更有利于普通民众接受正规治疗，扩大了就医患者的范围。
第三，科学防疫新举措。 清末制定了防疫法规，对疾疫应对有明确规定。如《预防传染病章程》规定，霍乱、瘟疫、痘疹、白喉及容易传染的病皆属传染病范畴。患传染病亡故者，须当天入殓。患者衣服、被褥及其他使用过的物品，非经消毒，不能转送他人或随意丢弃。患者吐泻污物，经消毒后，及时掩埋。
内外巡警总厅拟定《管理种痘规则》，将种痘管理纳入政府行政职能。《规则》共九条，明确指出开局种痘者，无论善堂或医生，必须先赴巡警厅呈报地址、号资、日期等项报批，获准后才能开种。每月种完后，将接种者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及门牌、种次及户主等申报内外城总厅备案。痘苗必须为新制痘浆。所有种痘场所，必须随时接受巡警部门的相关检查。如违反相关条款，按律处以十日以下五日以上拘留，或十元以下五元以上罚款[5]97-99。
京师传染病医院在诊治患者的同时，还组织专家研制疫苗。民国六年（1917）三月，京都传染病医院添设研究部，研究各种传染病症的病原及病理，开始研制痘苗及各种血清疫苗。研究部下设三个科室：一为研究检查科。研究细菌血清学及其应用，检查各种病患材料。二为制造科。制造牛痘苗、底扶贴利血清狂犬病预防苗及其他各种有效的治疗预防剂。三为讲习科。招医师、兽医、牙医为讲习生授以临床细菌传染病学、热带病学和免疫学等学科，以期传染病方面知识的进一步传播普及。研究部筹设经费为一千元，日常经费来源于京都传染病医院预算。办公地点为原天坛神乐署显佑殿改建而成，配建有采血室、采浆室和消毒室[7]113、215，.是中国疾疫应对历史上的重要一步。
东三省鼠疫发生后，迅速蔓延至直隶、山东等省。京师仿照日本大阪临时防鼠事务局制度，在内外城分设四处临时防疫事务总分局，还于永定门外设防疫病室、隔离室、防疫诊所。一旦京师内外城出现患者，立即向临时防疫事务局报告，事务局接到报告后，立刻派遣医生前往检查。为及时切断传染源，在患者出现传染病症状时，需要立即送往防疫病室接受治疗。患者居住过的房屋要进行消毒、封闭，附近交通被断绝。病亡患者须经医生检查后，才能埋葬，如被确诊染上传染病，需要实行火葬。旅馆、饭店、茶楼、市场等公共场所人口高度密集，是疫 情高发地，防疫工作更为重要。卫生警察队负责检查，并监督清道夫认真扫除。清廷还加强对外来人口尤其是来自疫区人口的管理。进京人口，如来自疫区，不能直接入城，须在关厢住宿，等检验合格后，方准进入[4]254。可见，清末京师在应对传染病举措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清穆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卫生论[J].东方杂志，1905，（8）.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吴廷燮.北京市志稿[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5]田涛等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6]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Z].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1944. [7]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Z].京都市政公所，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