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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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史》课程笔记第一章绪论一、建筑的定义与功能1. 建筑的定义建筑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通过空间和实体的组合,满足人类居住、工作、休闲、文化等多元化需求。
建筑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构成,它还承载着社会、历史、文化、技术等多重价值。
2. 建筑的功能(1)实用性:建筑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满足人们的日常活动需求,如居住、教育、医疗、商业、交通等。
(2)审美性:建筑通过其形式、色彩、材料、比例、尺度等元素,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提升人们的审美体验。
(3)象征性:建筑常常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权力、财富、信仰、身份等,成为社会地位和文化认同的标志。
(4)技术性:建筑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类对材料、结构、环境控制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5)环境适应性:建筑需要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1. 研究对象(1)建筑实体:包括古代宫殿、民居、寺庙、园林、城市、墓葬等各类建筑。
(2)建筑技术:如木构架、砖石结构、穹顶技术、装饰工艺等。
(3)建筑制度:包括建筑规范、城市规划、工程管理等。
(4)建筑文化:建筑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的关系。
(5)建筑人物:历史上著名的建筑师、工匠、理论家等。
2. 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系统搜集和分析古代文献、典籍、地方志、建筑专著等,提炼建筑历史信息。
(2)实地考察法:对现存建筑进行详细的现场记录、测量和分析,了解建筑的实际状况。
(3)比较研究法: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进行比较,探讨其风格演变和相互影响。
(4)类型学研究法:对建筑进行分类研究,总结各类建筑的共性和特性。
(5)考古发掘法:通过对建筑遗址的发掘,揭示建筑的历史层次和结构特点。
(6)建筑复原法:根据历史资料和考古成果,对已不存在的建筑进行科学复原。
三、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意义1. 文化传承:中国建筑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建筑史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清代官式建筑研究史初探一、本文概述《清代官式建筑研究史初探》旨在深入探讨清代官式建筑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
文章将概述清代官式建筑的基本概念和特征,阐述其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其在历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价值。
通过对清代官式建筑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本文旨在揭示其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分析清代官式建筑在空间布局、构造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特点,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清代官式建筑的认识,也为现代建筑设计与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清代官式建筑概述清代官式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一环,其独特的风格与精湛的技艺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艺术高峰。
官式建筑,主要指的是由官方主持、按照官方规定的制度和标准进行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通常用于皇宫、坛庙、官署、府邸等重要的官方场所。
清代官式建筑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其设计严谨,布局对称,讲究中轴线对称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庄重和秩序感。
同时,清代官式建筑在细部处理上更为精细,雕刻技艺高超,以木雕、砖雕、石雕等装饰手法,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建筑材料上,清代官式建筑主要使用木材,同时辅以砖、石、琉璃等材料。
木材的选用和处理都有严格的标准,以确保建筑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琉璃瓦的使用也是清代官式建筑的一大特色,其鲜艳的色彩和精美的图案为建筑增添了华丽的氛围。
在建筑技术上,清代官式建筑采用了抬梁式、穿斗式等多种结构形式,这些结构形式不仅保证了建筑的稳定性,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精湛和成熟。
清代官式建筑还注重与环境的协调,通过巧妙地利用地形、水源等自然条件,使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清代官式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代表,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
丁,张宇/ DING Yao, ZHANG Yu2005年5月,在《华夏意匠》(以下简称《意匠》)第一次由大陆出版社发行20年后,[1]这本探讨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理论的著作,首次以简化字印行。
此时,上距它的面世已有23载,[2]它的作者李允也已经辞世16个春秋了。
回首20年前,《意匠》初一刊行,即在整个中国建筑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它不仅在“内地中青年学者和建筑师中曾轰动一时”,[3]而且老一辈建筑学者,包括为之作序的龙庆忠,曾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莫宗江、陈明达等也都给予此书以很高的评价。
[4]在台湾,该书也大受欢迎,据1988年的《民生报》报道,“台湾建筑界人士、建筑爱好者几乎人手一本《意匠》”。
[5]事实上,《意匠》自1982年付梓以后,已被内地与港台地区的多家出版社前后8次翻印或再版[6],但仍不能满足建筑界特别是建筑院系莘莘学子的需求,很多人都有过一书难求而只能复印、翻印甚至抄录的经历。
20年间,对《意匠》的评介文字屡有发表;其间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都受到了此书学术观点的影响。
它波及地域和人员之广、程度之深以及持续时间之久,在建筑图书里都是罕见的。
何以一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孟子说得好:“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重返《意匠》初现于世的那个时代,以了解,在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史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并听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此书有什么样的看法。
陈明达在1981年发表了一篇在中国建筑研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章,对于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以来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尤其是大陆学界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7]指出解放后进行的大量对古代建筑的调查,大多重现象少实质,缺乏建筑设计、结构原则等建筑学角度的研究与分析,不能完全满足建筑史研究的需要。
陈明达还比较了已有的3部中国建筑史,认为,作为当时中国建筑史研究代表作的八稿付梓的《中国古代建筑史》[8],由于在编写过程中,没有对此前完成的通史类著作做学术上的讨论,因而和前面的著作一样缺乏建筑学理论的总结,甚至在某些前人已经有所涉及的建筑设计理论等领域,反而简言未谈。
朱光亚:建筑史研究生参考书目说明在中国由传统的“亚细亚”社会模式向近现代社会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是最为剧烈和迅速的。
追赶着全球化与信息爆炸的历史步伐,中国人面临的似乎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这表现在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那两句话:“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
这也似乎印证了七十年代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的理论命题。
然而,人们应该知道,无论是邓小平那虽然简洁却是在文化革命的煎熬中锤炼出的原则陈述,还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都是理论思维的产物。
今天人们已经看清,像顾准那样的先知先觉者的理论成果如果能得到传播的话,多少灾难可以避免。
建筑界同样如此,面对着纷至沓来,眼花缭乱的新的矛盾,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之后,理论的思考更加迫切了。
建筑历史学者并不是只会向后看的人,布洛赫说,“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堆积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是“时代的人类的科学”,“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作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
”(见书号 2.7《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面对当代的思考,建筑史学者值得重温列宁的那段话:“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465—467页)。
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研究生课程《中国建筑史研究》,《建筑史专题》的质量,此处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并吸收了其他老师的意见,主要面向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开列了约一百本参考书,分为专业和基础修养两大部分,既有启蒙性的也有当代新的学术成果。
这还不包括同样需要阅读的一批优秀论文,也不包括某些课程已经明确的参考书,甚至可以说这里主要是一些课外要读的参考书,它们和某些课程的学分没有必然的联系。
要在两年内读完它们是十分困难的,但随着时间的进展或随着研究方向的不同侧重还会有新的书目增加进来。
一、引言《我国建筑史》是一门涵盖了我国古代建筑、现代建筑及其发展历程的课程,它不仅仅是一门专业课,更是一门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学科。
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特点以及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本文中,我将从课程内容、学习收获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建筑史》课程进行认识与思考。
二、课程内容《我国建筑史》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古代建筑:介绍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包括古代建筑的特点、风格、材料以及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通过学习古代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以及我国建筑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2. 现代建筑:介绍我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情况,包括现代建筑的特点、风格、技术创新以及与国际建筑的对比。
通过学习现代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建筑在当代的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建筑师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
3. 建筑文化:介绍我国建筑的文化内涵,包括建筑与宗教、哲学、艺术的关系,以及建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学习建筑文化,我们可以了解到我国建筑的精髓所在,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对建筑的影响。
三、学习收获通过学习《我国建筑史》课程,我获得了许多收获:1. 对我国建筑发展历程的全面了解,深入了解了我国建筑的发展脉络和特点。
这不仅有助于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对我今后从事建筑设计及相关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对我国建筑文化的把握和理解,使我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国建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通过学习建筑文化,我更加明白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
3. 对国际建筑发展的认识和比较,使我了解了我国建筑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建筑需要与世界接轨,学习比较国际建筑发展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四、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关注我国建筑的发展,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术,加强与国际接轨,提高自己的建筑设计水平。
我也将积极参与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才华,为推动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建筑的特征梁思成中国建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独特的特征。
其中,梁思成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建筑的发展与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
梁思成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建筑的特征,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1.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建筑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中国味道。
中国建筑注重自然环境与人文关怀的结合,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比如中国传统建筑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建筑要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体现在建筑的形式上,也呈现在建筑的朝向、格局以及材料的选择上。
2.强调气势与坚固:中国建筑注重建筑的外在气势和内在坚固。
在建筑的规模和比例上,中国建筑强调巨大的气势,追求宏伟壮观的外观和规模感。
另外,中国传统建筑注重坚固稳固,延续了建筑质朴耐用的传统。
梁思成曾指出,“中国古代建筑是以石垒砌的”,这种依靠石材的坚固结构使得中国建筑得以保存至今。
3.博采众长与创新发展:中国建筑具有博采众长的特点,吸取了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的建筑风格与技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建筑风格。
在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中,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建筑特色,这些特色在相互融合与传承中孕育出了新的建筑风格。
梁思成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中国建筑不仅要追求古代建筑的传承,还要思考建造更适合现代生活的建筑形式与空间。
4.注重人文关怀:中国建筑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中国传统建筑注重建筑与人文环境的关系,重视人们的舒适与福祉。
在建筑的布局和构造上,中国建筑常常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关怀融入其中,通过园林与景观的构建,打造舒适、美观的居所。
总的来说,中国建筑具有独特的特征,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结晶。
梁思成通过他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思想和理念为中国建筑界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们应该珍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传承和发展中国建筑的精髓,将中国建筑的特征和价值传递给后代。
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巨著──评《中国建筑艺术史》宋启林正如吴良镛先生在《中国建筑艺术史》序言中指出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已凝聚了三代人的努力。
如果每三十年为一代,以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先驱者,以开创性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从实地的考察和测绘、建筑“天书”的破译,到艺匠的寻访等基础工作做起,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科大厦的奠基者;第二代继承先师,向纵深发展,由通史进入专题,达到了一定广度;而第三个阶段则应该在研究的深度上进行努力,更重视理论的建设。
我认为,由萧默同志主编、列入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八五”重点项目、篇幅达1260页、文图共达约200多万字的《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2000年获中国图书奖),可以说是代表第三代努力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为一本难得的很有份量的学术钜著。
我从来不写书评,但在阅读全书以后,心潮汹涌,感慨良多,禁不住要向广大建筑工作者和爱好者推荐这样一本好书。
这本书值得精读之处很多,除了继承第一、二代建筑研究者已有的主要成果之外,更有了不少开拓。
举要如下:一、本书的重大特点之一,正如本书引论指出的,特别强调变描述式史学为阐释式史学。
这一追求语虽简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在描述对象、历举对象本身的一切重要的方面同时,交待出它的来龙去脉,更要结合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给以具有一定理论性的阐释,使读者不但知道我们历史上有过一些什么、是一些什么,还要尽量给出一个它们是怎样产生和发展来的,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答案。
本书在这一点上的确作了很大努力。
例如,作者通过中国现存第一座密檐塔嵩岳寺塔,在描述该塔的同时,就尽可能阐明了这种式样是如何从印度原型经过中亚的演化传入中国西部,再经过改造,又随着佛教的继续东传传入中原,终于涵化出嵩岳寺塔的成熟形制,较为信服地解答了前辈早就提出了的一个重要问题。
又如,关于阙是如何从单纯用于军事目的的“观”演化为具有观瞻性作用、用在很多场合的孤立双阙,从隋代开始又演变成只用于宫城正面呈午门样的皇宫正门,直到明清还是这样。
中国建筑史1、木架建筑的优势:(1)取材方便(2)适应性强:木架建筑是有柱、梁等构建形成框架来承受屋面、楼面的荷载以及风力、地震力的。
(3)有较强的抗震性能(4)施工速度快(5)便于修缮、搬迁本性缺陷:首先,木材越来越稀少。
其次,木架建筑一早火灾。
再次,无论是抬梁式还是穿斗式结构,都难以满足更大、更复杂的空间要求,木材的消耗量也很大,从而限制了它继续发展的前景。
2、斗拱在宋代也称“铺作”,因为层层相叠铺设而成;在清代称“斗科”或“斗栱”:在江南则称“牌斗”。
檐下斗拱因其位置不同,所起作用也有差异:在柱头上的斗拱称为柱头铺作,是乘托屋檐重量的主体;在两柱之间置于额枋上的斗拱,称为补间铺作,起辅助支撑作用;在角柱上的斗拱称为转角铺作,起承托角梁及屋角的作用,也是主要结构部件。
屋内斗拱通常只支撑天花板的重量或作为梁头节点的联系构接件,其建结构作用显然不及檐下斗拱明显。
3、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的特点是简明,真实,有机。
简明:是指平面以“间”为单位,由间构成单座建筑,而“间”则由相邻两房构成,因此建筑物的平面轮廓与结构布置都十分简洁明确。
真实:是指对结构的真实性显示。
有机:是指室内空间可以灵活分隔,以满足各种不同功能的要求;并易于和环境融为一体,室内外空间可相互流通渗透。
4、单体建筑的另一个特点是平面,结构,造型三者的不可分割性。
5、屋顶对建筑立面起着特别的作用。
他那远远伸出的屋檐、富有弹性的檐口曲线、有举架形成的稍有反曲的屋面、微微起翘的屋角以及硬山、悬山、歇山,庑殿,掺角,十字脊,盝顶,重檐等众多屋顶形式的变化,加上灿烂夺目的琉璃瓦,是建筑物产生独特而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6、庭院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灵魂。
7、庭院是有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它能营造出宁静、安全、结晶的生活环境。
8、庭院的围合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在主房与院门之间用墙围合;二是主房与院门之间用廊乌尔禾,通常称之为“廊院”;但是主房前两侧东西相对各建厢房一座,前设院墙与院门,通常称之为“三合院”;如将前面的院墙改建为房屋,则称“四合院”。
梁思成编写古建筑史梁思成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1931年起,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决心写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这项事业中。
他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历经10余年,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研究了2000余项包括汉、唐、宋、辽、明、清6个朝代的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
《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不可少的资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中国建筑史》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
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庆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弥补照片的不足。
在林微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的一个小山庄里完成了。
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
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
这些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劳动,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
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资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较,和同事们一起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梁思成- 调查、研究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
中国古代建筑史》是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理论著作。
主编刘敦桢。
1965年书稿完成,1980年由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
该书简要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建筑各历史阶段的发展和成就,旁征博引。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考证我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的研究作用。
全书共64万字,图片487幅。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赓续的,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
然因历朝之更替,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自上古以至秦。
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缺乏。
殷周战国以来城廓宫室遗址虽已有多处确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
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证。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年至公元220年),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成年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
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公元590年),虽在五胡扰攘之破碎河山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极为澎湃。
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
实物之在工艺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之种种圆和生动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
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隋唐时期(公元590年至906年),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
唐为中国工艺之全盛及成熟时期。
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
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
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
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
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取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年至1280年),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至于塔幢,为数尤伙,作风手法,特征显著,规则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中国建筑史研究仍然有相当广阔的拓展空间王贵祥〔提要〕作者提出,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面可以从艺术与技术、历史与社会、文化与思想三个层面展开。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艺术与技术层面滥觞于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建筑史学,经过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学界前哲披荆斩棘的开拓奠基以及此后学者们纵横裨阖的拓展,学术成果已蔚为大观。
其学术的端绪不仅在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两岸三地藤蔓滋衍,也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与学术研究机构登堂入室。
如在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艺术与科学系所设的东亚研究中心,关于中国艺术史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已经成为这些系科的重要学术方向之一。
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甚至将中国建筑史作为自己的主攻领域。
而由欧美学者用英语或其他语种著述的有关中国建筑史学的专著,也以十分独特的视角为中国建筑史学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范围,并为这一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使之成为世界艺术史学与建筑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然而,仅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而言之,其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仍然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以笔者愚见,目前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一,艺术与技术的层面;其二,历史与社会的层面;其三;文化与思想的层面。
一、艺术与技术层面的研究建筑历史的研究始自艺术史的探索,西方建筑史发端于西方艺术史,而且至今仍在艺术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建筑史从奠基之始,即植根于艺术史研究的层面。
研究者着力于建筑的造型特征、时代风格、细部装饰、构件曲线、结构美感等等,皆着意于建筑艺术特征之阐释。
对于一个时代的现存建筑进行深入缜密的测绘,通过其造型曲线、装饰趣味的细微变化,探讨当时社会的艺术取向,是建筑史学者所着意的目标之一。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音等老一辈学者为我们架构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脉络与审美价值取向。
我们今日的中国建筑艺术史观,无不受益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同出于梁、刘门下的学者中,如莫宗江对建筑艺术之独特感受、陈明达对应县木塔之比例分析,罗哲文之钟情于长城、佛塔,其着力历史与社会层面文化与思想层面方法论点也在建筑艺术的层面。
而傅熹年对城市、宫殿,及建筑组群与单体内在比例的深入探讨,超越前人直觉的艺术感受,对于中国建筑空间与造型的艺术规律做出了更为理性的判断,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最近,由萧默担纲,十余名中青年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几乎完全是围绕中国建筑艺术及其演变这一主题展开的。
然而,就中国建筑的特征而言,艺术的层面是不可能与技术的层面相剥离的。
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是在艺术与技术两个层面上阐释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著作。
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与《宋〈营造法式〉注释》更是在艺术与技术层面上透析中国古代建筑的鸿篇巨制。
这里所谓的技术层面,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建筑技术。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探讨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究竟是怎样,以及如何建造成我们今天熟知的这个样子的问题。
如平面、梁架、斗拱、装饰、彩画等等,与中国建筑艺术之造型与细部之处理诸多方面。
从艺术与技术的层面上研究中国建筑,从根本上讲,就是解决一个何以是中国建筑的问题。
也就是:究竟中国建筑“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对中国建筑进行任何深入阐释的基础。
没有这一研究,任何相关的研究都是没有根基的。
目前的大部分中国建筑史研究,大都循了这一基本路径,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这一层面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相关的研究课题仍然是几乎俯拾皆是。
例如,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内涵与结构特征的研究,就仍然有大量的疑难问题没有解决。
例如:唐宋建筑中的“材分”制度问题。
笔者曾注意到,建造于公元%$&年的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与建造于公元%$’年的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两座建筑相距数千里,细部造型与建筑体量及相关实测尺寸相差很远,但因为两座建筑都是三开间单檐七铺作大殿,建造时间又十分接近,因而,两座大殿各部分实测数据折合成的材分数值关系却彼此十分接近。
而作为宋人称之为“构屋之制,以材为祖”的这种制度,究竟是怎样左右或影响了古代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的,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类似的问题,在明清时代的“斗口”制度中也会同样存在。
同样,宋代彩画制度、小木作制度,虽然有梁思成先生的开山之作,为我们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但因现有资料奇缺,因而研究难度很大,一些问题尚在悬疑之中,还有待后来学者进一步的探索。
类似的学术难题,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几乎比比皆是。
而且,建筑艺术与技术层面,也不仅仅局限于造型、结构与装饰细部,例如,建筑组群方式及其空间特征应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然而,因为现存早期建筑中,完整的组群几乎没有,其研究的难度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但如果考虑到许多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建筑,恰恰更多的是关于组群、布局,反而较少涉及单体建筑的结构造型,从这一点上来看,似乎从建筑的艺术与技术层面上的深入研究,仍然还有相当的潜力可以发掘。
就是在单体建筑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的地方,如我们依据现有实物习惯上认为八角形塔是从唐末才开始出现,而到宋代时才大规模普及。
而历史资料显示,八角形的建筑平面,早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在大型殿阁建筑中使用,八角形塔是否在这一时期先后就已经可能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盝顶式建筑是从元代随着色目人将中亚地区的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而成的产物,而史料却说明,至少在宋代时,盝顶式屋顶已经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建筑造型形式。
这些都说明,中国建筑史在艺术与技术层面上的研究,还有相当广阔的天地。
二、历史与社会层面的研究毫无疑问,在艺术与技术层面上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已经初步架构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框架体系。
刘敦桢与梁思成的两部中国建筑史著,为我们确立了中国建筑史的基础文本叙述框架。
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同样感受了他们对历史与社会的关注。
如刘敦桢先生对古代哲匠的研究,对六朝建筑装饰与当时社会的关系及其影响的探讨;梁思成先生对壁画中所表现的建筑现象的深入研究。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现存历史建筑实例的极其缺乏,我们目前作从事的研究,还比较关注现有的建筑实例本身,而对历史上的建筑现象还没有作整体的考虑,而且,对于那些与建筑相关联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往往忽略。
基于现存实例基础上的资料陈述与历史阐释,是无懈可击的经典学术研究方法。
问题是,如果我们就把这一叙述当作真实的历史,却是不大准确的。
比如,由于唐代以前的建筑遗存几如凤毛麟角,如果我们仅从这些极少的实例中勾画出唐代以前建筑的历史面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是实物资料比较丰富的宋、辽时代,我们也只是触摸到了历史实际的一些琐碎的片段,距离历史的真实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既然是治历史科学,不断趋近于历史的真实,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对历史的“发覆”的工作,还是应该有人去做的。
例如,我们对于佛教寺庙与道教宫观的认识,主要基于现存古代寺庙与宫观建筑。
而现存寺庙宫观多是经过明清数百年修缮改造,可能个别单体仍然是唐宋时期的,但总体布局上却早已面目全非。
从史料分析上来看,唐宋时期的寺庙与明清寺庙,在布局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回廊的大量使用;如殿、法堂、讲堂、禅堂、庑、室、厨、浴室、厩的明确区分,三门、后三门、门楼、大悲阁、藏经阁、罗汉阁、御书楼、转轮藏阁,甚至水磨亭阁及接待宾客用房的建造,在唐宋文献中常有发现。
其基本的布局模式也不像我们所熟知的明清寺庙那样用“一正殿、两配殿”的格局。
又如,中国古代官僚阶层主要出身于儒家,因而历代由官方提倡,地方官吏最为热心建造的建筑物,一般都是太学、府学、县学与文宣王庙(即后来的孔庙或文庙)。
唐代京城长安城甚至出现过凡是出身儒门的官吏,每人必须捐俸多少,以修缮京城太学与文宣庙的史实。
而且,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有的州学中还专门辟出一个院落,设立招收童稚生的小学。
这两类建筑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对于历代文化的传播、教育普及,及对偏远地区的民俗教化,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统,都曾经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遗存太少,尤其是早期的文庙与府、县学,大都经过后世的反复改建,完整的较早时代的建筑组群已经几乎没有,因而,在我们的建筑史研究中,这一重要的建筑门类,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大略处于似有还无的状态。
其实,建筑史中类似的盲点还有很多,如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礼祀性建筑,特别是历代帝王的庙堂,往往是历代宫廷君臣之间谈论最多的建筑。
而在唐宋时代还出现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吏可以建家庙的现象。
对于这一类建筑的研究,目前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
而况,建筑历史研究,并不应当是孤立的建筑物的建造史的研究,而应当是人类历史与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于中国建筑史而言,就应当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及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历史的研究应当是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历史的发覆探微与弘扬光大,是致力于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建树与文明史建构,而不应当仅仅是所谓为今日建筑创作提供灵感的纯功利主义的狭隘目标。
另外,我们还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建筑甚至城市的管理问题。
宋代《营造法式》中,关于工限、料例问题的大量篇章,本来就已经是研究当时建筑管理乃至建筑结构与造型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领域。
如果我们再深入到历史文献中,还会注意到,古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宋代以来,其实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建筑建造与管理的功能与机构。
如宋代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八作司”、“壕寨司”承担政府直接负责的建筑物或城寨、水利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建设,而宋代建设中,大量使用军队士兵,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同时,在宋代京城中,还设有专门的“店宅务”,负责京城房屋的用地规划、房屋建设与出租管理。
对于这些历史现象的研究,不仅对于建筑史是一个补充,而且对于城市史、社会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于在建筑历史研究中,过分注意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些原本是片段的例证连缀在一起,由此得出的某些规律性的结论,更是需要从历史与社会的层面上做出审慎的论证与推断,才能够使之立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
这也是在这一层面上深入推进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目标之一。
三、文化与思想层面的研究建筑现象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现象。
无论是作为艺术的建筑或作为社会功用性的建筑,都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正是由于文化的千差万别,才使得世界建筑史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样性特征。
尽管我们可以对一度出现的文化热进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建筑史上的多样性特征,正是由文化的多样性引起的。
文化问题涉及民族历史、民族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中国古代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在建筑问题上有一种强烈的抑制性倾向。
孔夫子就主张“卑宫室”,上古三代的尧因为将宫室建造成“茅茨土阶”的样子,成为历代帝王必须效仿的典范。
汉文帝因为考虑到他拟建造的一座台观建筑的花费可能相当于普通人家的“十家之产”因而决定放弃建造,成为历代儒士们批评帝王大兴土木的经典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