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读后感（原题目遗忘） 原载《税收与社会》

知道黄仁宇其人的，可能都是从他的《万历十五年》开始的，黄先生作为历史学家，著述自然不少，特别是他的“大历史观”，为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谓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但历史研究毕竟是阳春白雪，要使大多数读者一窥全貌有着种种困难。于是成就史家的反倒是他自认为是通俗的著作，黄仁宇先生也难脱这一窠臼。这里不提《万历十五年》的内容，只说它独特的表达方式，即截取历史的一个剖面做标本，通过在显微镜下放大的方法，研究它的结构、规律等等，由于以小见大，反倒把史书匆匆带过的事件、人物写细了、写活了、写深了，因此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许正因如此，《万历十五年》才在史学界也在一般读者中声誉鹊起。

不知道黄先生的会以为《万历十五年》的结构方法是他的初次尝试，待读了他的许多著作以后，才发现始作俑者并非此书，而是出版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只是这本书由于其较强的学术性、较窄的专业性而更为阳春白雪，因此流传不广。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对于税收从业者、研究者，也包括愿意对税收历史及现实作一些了解得纳税人而言，却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唐宋达到了顶峰以后，从明代开始日渐衰落，而与其相对的是欧洲诸国差不多在此同时，却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洞，踏上了一条远比封建制度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有鉴于此，观察这一明代经济制度的标本，就不仅仅具有研究财税制度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研究历史变迁以及建筑于经济制度之上的政治制度优劣的历史意义。

笔者之所以介绍黄先生的这一著作，主要考虑已如上述，而黄先生此书的特点也在于上述需要说明的是，黄先生的著作虽是一个剖面，但也体系完整。我的介绍则是根据本人所理解的读者的现实需要略作归纳，要把握整体，只有通读全书以途。

一、明代财政税收管理是一种放大了的农业自然经济管理方式，它和现代管理不可同日而语，其内向、落伍到了让人看不懂得程度

什么是“洪武型财政”，黄先生有清楚解释，这里先放下不表，以免给读者以先入为主之见。

明代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集权下的一元化管理。一切由皇帝做主，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尤其在洪武时期，财政管理事无巨细都要有皇帝处理；洪武之后，“祖宗成例”在有明一代276年的历史中很少改革，即使变动，也只是一事一议，以特批的形式实施，因此新旧法令常常并行。名义上，明朝有一套财税管理机构，中央是户部，十三个省是清吏司，府、县则是两级衙门。但户部从来也没有成为决策部门，它只是皇帝麾下的一个会计中枢，其职能不同于如今各国之财政部，编制管理预算、决算，制定财政税收法规，行使执法权、监督权；而是统计全国的赋税和杂项收入，这些收入早已按既定的方案由各个基层收入单位划给了全国各个支出单位，户部只是负责分发收支双方交接的凭证“勘合”而已。户部掌握的少量收入，基本上供应宫廷，此外再无其他预算拨款权。

户部之外的中央各部，在许多方面也都卷入财政管理，有自己的独 立利益，这种重叠的利益关系并不奇怪，毕竟现代各国也有这种现象，问题是由于户部不具有决策职能，也没有统一的预算，这就导致政出多门的现象，例如由于没有专门资金用于从事公共工程以及宫殿、陵寝、城郭等的修造营缮，所以工部向全国征派劳役、征用物资，以后这些义务逐渐被折纳成银两，由工部接收，这些收入数目很大，实际上意味着工部逐渐变成了一个税收机构，与户部展开竞争。明朝的税收以田赋为主，但由于管理混乱，各项收入与支出混淆不清，就像一条注入沼泽的河流，有无数的分叉与汇合。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明朝无意建立中间层次的后勤服务机构，在王朝早期，大部分税收都是征收实物，纳税人缴纳的粮食不是交到国库总收总之，而是规定以县级或县以下里甲为单位，直接运送到各个消耗部门，如驻军、北方军镇、藩王府等，收入与开支项目相抵就明白注销，完成解运。在这种体制下，大宗赋税解运并不多见，遍及帝国多为中等规模的物资、商品输纳。一个县可能要给十数个消耗部门运送粮秣，据苏州府吴县1575年的记载，该县的税收收入要解运到40个不同的接收部门，而一个消耗部门则可能要接收十数个县的实物。即使十六世纪实物改折银以后，仍然侧面收受。北京宛平县知事抱怨说，他们一个县要给２７个消耗机构送银，而总额不超过2000两。

早在唐宋时期，朝廷就设有中层的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的款项及物资周转，广泛地行使职权。历史前进了六七百年，到明朝反倒因为以下将要提到的原因，撤销了各类政府或政府委托民间设立的后勤服务机构。全国财政资源分成无数的细枝末节，由最下层的收支机构侧面收受。面对这种类似商品零售的逆物流规律的收支制度，读者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全国形成了无数个纵横交错的水陆运输网，纳税人肩挑车载马驮，川流不息地奔走于途。如此这般，不仅耗费大量劳力，而且运输费用极不经济，甚至高过实物价值。

朱元璋所以这样管理国家的财税，一是因为其农民出身的局限，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二是他对宋代王安石企图金融商业方法治国实行的“变法”非常反感，反其道而行之，将治国如同管理乡村；第三，他以为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防止官员盘剥，岂不知由于本末倒置，造成的损失更大。

二、明代的平均税负和绝对税额并不算高，但民间百姓却感受不到税轻的好处，因为税外的费重、役重

明代的税收可以分为三大类：田赋、盐税、杂色收入。其中田赋是最大头，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盐税相当于田赋收入的百分之十。

明代的田赋年收入平均在2700万石左右，最高曾达到3400万石，这是因为明成主时对外扩张，侵占安南（今越南）扩大了税源的原因，但由于安南人民的反抗，税收又迅速掉了下来。有明一代，人口约6000万，可耕地约5亿亩（官方统计并不准确，地方新增地亩很少上报，以此作内部调整，而不致成为上级增税的依据；所以这数字只小不大），按南北方平均亩产一石计算，税率约在百分之五左右，应属较轻。低税政策源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决断，他不赞成增加税收，他曾经公开谴责历朝主张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等。明代没有产生一位与上述诸人具有相同地位的改革家，决非偶然。1377年，朱元璋分遣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１７８个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刻于石板上，并竖立于户部门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00万石，朱元璋很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虽然偶尔也作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摒弃。黄仁宇先生的考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直到１６世纪初，田赋不超过总产量的百分之十，由于地区间的土地肥瘠程度不一，许多地区征税额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税赋较重，像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但由于这一地区粮食折银和官布，一般百姓实际税负降低很多，而且役的征收不像田赋征税那么重。全部税额包括田赋正额，加耗、附加税以及一部分田出之役，还有并入地亩之中的无法征收项目。

明代的税收与五百多年前的宋代相比，低了许多，按可比价值计算，明代每缗铜钱与一石粮食相抵。宋代的记载显示，到11世纪中期每年的预算已经达到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之间。与明代平均田赋2700万石相比较，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如前所述，由于洪武皇帝的农民出身，他对民间的疾苦是了解的也是有心缓解的。他在王朝建立之初就确立了轻税政策，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能落到实处。由于明王朝担负的公共职能和宫廷本身的支出都是刚性的，过于压缩收入的结果，必然导致必要的支出不足，在正税不能增加的情况下，中央各部、宫廷以及地方就会想方设法，横生枝节，从田赋以外寻找敛钱的方法。他们的手段概括起来有以下种种：一是在田赋中增加各种附加，将运输费、损耗以及上头的各项摊派或按地亩或按人丁加入到正税之中。，其结果是轻税变成了中等甚至重度税负；二是加大劳役的力度，以各种名目，将一些原本应由政府开支的项目，改由百姓无偿服役的形式完成；三是将衙门开支、公共开支摊派到农村，由百姓提供各种实物和劳役；四是通过一些临时性的名目，如剿匪等，加征税收，诸如所谓剿倭寇、辽饷、练饷等；五是在实物税收改折银和劳役折银中，强行规定不平等的兑换率，对纳税人巧取豪夺。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百姓负担的愈来愈重的正税之外的役、费加派，明廷也不是没有进行改革，力度最大的当属16世纪的一条鞭法改革，意图将役、残留的人头税等全部并入田赋之中，但终因太复杂，触动各方利益而虎头蛇尾，有明一代也没有完成。

所以，尽管明代的名义税率不高，但将各种收费、劳役加起来，百姓的实际税负还是很沉重的。明末政权的丧失，有史学家归咎于内忧外患，但黄先生却认为是由于全国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政府入不敷出，无法履行职能，才导致覆亡的。他考证，1632年，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这些县站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此论能否成立，这里不论，但却从侧面证明了明代百姓的实际税负情况。

三、明代的财政税收政策设计是保守的 、内向的，重农抑商，只能节流，不能开源，近代中国之落后，由此肇始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的公元十四世纪，中国之外的国家，主要是西欧，各国政府对工商业的自觉鼓励，迅速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日本的大名藩属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大。但明帝国的统治者仍是“只知有明，无论魏晋”，无视也不愿正视世界的发展，也从没有把周边国家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相反，还从唐宋时期的开拓性政策向后缩，明显地趋于内向、保守。朱元璋的经济眼光可以用下面这段“圣谕”概括：“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民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堕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

明的国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因此明王朝不是努力开辟扩大税源，以担负起时代发展需要的公共职能，而是在王朝早期即基本固定了主要税源――田赋的额度。对由此产生的预算不足的问题，则一味采取节省开支的办法应付，例如要求军队自给自足，乡村实行自治等等。据非官方统计，在16世纪，明王朝有官20400名和吏51000名，因为后者同时供役于军队，所以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绝非简单易办之事。但他们的薪俸却非常低，一个知府，作为超过百万人口的行政长官，每年的薪俸是银62.5两，还不够养活一个小的家庭；知县则更低，每年的俸禄是银27.49两。每个县每年的办公费用只有100-200两。京官外派甚至没有差旅费。顾炎武早在17世纪就指出，那些官员除了举债之外，无法赴任。这种职责和薪酬的巨大反差，非但不能起到节约的作用，反而会鼓励乱摊派并造成官员腐败。事实上，个个衙门的管理费用基本来源于役银。从县一直到中央政府，所有的人力，如门子、弓兵、信使、轿夫、膳夫、吹喇叭手、巡捕、狱卒、马夫、书算手等，都要求百姓无偿应役，同时衙门的办公用品，如笔墨、纸、油、木炭、蜡，甚至军需用品的剑、弓、箭、棉服等，也要求百姓在应役时自备。这样虽然正赋不高，但却被役的负担抵消了。有些县役的负担折合为银，要高出田赋很多。更不用说官员因俸禄低下而出现的腐败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