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雪夜访戴”的历史维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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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访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佳话。王子
猷雪夜眠觉,忽忆戴安道,不惜雪夜远访,经宿方至
却造门而返,自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后世赏其
任真自然、超逸绝伦,美其名曰魏晋风流。这段历史
佳话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戴逵,他是个怎样
的人,竟能令王子猷不惜雪夜造访?王子猷真的是乘
兴而来、兴尽而返吗?单凭王子猷的一面之辞,不足
以洞察真相,下面让我们从戴逵开始,重新回溯历史
现场,探寻“雪夜访戴”背后的真实历史意味。
一、戴逵及其《放达为非道论》
戴逵,字安道,东晋谯郡人,少博学,好谈论,多才
多艺。《晋书》称其“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巧艺靡
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
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1]2457。当朝太晞宰、武陵王司马听闻他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晞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怒,乃更引其兄
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1]2457。与其兄戴述迥然不
同,逵对世俗荣利并无丝毫钦慕之心,唯以“希心俗
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琴书为友”[1]2458,因而不愿涉足官场。孝武帝时曾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之职对他
屡有征辟,但他均以父疾为由辞而不就,及至“郡县敦
逼不已,乃逃于吴”[2]209。谢玄时为会稽内史,上疏孝武
帝“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
命”[1]2458,这才得以重返剡溪。戴逵“屡辞征命,遂著高
尚之称”[2]394。
戴逵超然绝迹,不乐当世,是有其原因的。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曾付出生命的代价,阮籍苟全性
命于乱世,《咏怀》八十二首斑斑皆为血泪。司马氏政
权将更多士人的激情剥夺殆尽,不复有大欢喜、大悲
哀。更有甚者,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将抹去。戴逵著
《放达为非道论》,对这种道德沦丧的世相忍无可忍,
无情痛斥,大加讥刺。兹摘引其要如下淤:
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
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
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
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
·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
·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
·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雪夜访戴”的历史维度考察
王淑梅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故事,他的任真
自然、风度超逸从此传为著名佳话。然而一旦回溯到历史语境,便会发现王子猷与他雪夜拜访的戴
逵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品行风范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王子猷原本并无仰慕隐士之本心,不过
欲借戴逵高士之名为自己猎取风雅之誉,这正是东晋一代世风的典型体现。戴逵所著《放达为非道
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辨其取舍,求其用心,元康之人的故作旷达,实为乱德乱道之举。戴逵对时
代世风的深刻洞察足以戳穿王子猷之流的假面,因此子猷只能借“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为自己开
脱。这一段历史的佳话也许只是时间与距离的隔膜给予我们的审美错觉。关键词:戴逵;王子猷;雪夜访戴;放达为非道论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19)04-0071-04
收稿日期:2019-03-18作者简介:王淑梅(1971-),女,江苏徐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乐府学研究。淤按,
着重点皆笔者所加。第21卷第4期石家庄学院学报Vol.21,No.42019年7月JournalofShijiazhuangUniversityJul.2019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
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
·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1]2457原2458
达为神,放为形,形神兼备者为放达。放达最值得认
同之处在于内达其旨,“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
也”。这是对阮籍、嵇康无奈以放达的抗争精神的深
刻洞察,亦表明戴逵的《放达为非道论》是基于对竹
林七贤真放达的赞赏。外在行迹并非判定依据,务必
于外在行迹之取舍处探求其用心之本,得其砥砺行
节之缘由。戴逵指出:“固当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
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若
斯,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不乖也。
不然,则流遁忘反,为风波之行,自驱以物,自诳以
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
其天正,贻笑千载,可不慎欤!”[2]394这在某种意义上
是教给世人如何辨伪存真。元康之人捐本徇末,舍实
逐声,是出于一种附庸风雅、徒慕虚名的心态。当对
虚名的追逐演变成一种普遍的风尚,甚至连扮演者
自己都不自以为“虚伪”,反而乐在其中,那样的世道
人心还怎么能够让人忍受?关键还在于,有多少内心
澄明贞厉如戴逵者,能够让真假美丑顿时现形?戴逵
愤然指出,对他们这种以紫乱朱、乡愿乱德的行径,
岂可不察!
元康之人的假放达,通常表现为丧失道旨,一味
随波逐流。《放达为非道论》痛斥元康之人的假放达,
实际是基于对竹林七贤真放达的赞赏。他的《竹林七
贤论》,以洋洋两卷之文专论“竹林七贤”,评价嵇、
阮诸贤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有褒有
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他
曾指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这既是阮
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关于魏晋风
度精神实质的深刻洞察。无论就精神实质的注重而
言,还是其思想的深刻性体现,《竹林七贤论》与《放
达为非道论》实属一脉相承。笔者曾有专文探讨[3],
兹不赘言。戴逵所著《竹林七贤论》中关于阮简、阮浑
的例子,恰可为元康行道者提供具体的注脚。
《世说·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
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
尔!’”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籍之抑浑,盖以
·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
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
臛宾设黍,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
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
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
·其·恣·纵·而·已。”[2]394
戴逵认为,阮籍不让儿子阮浑跻身名士达人之列,是
因为他并不了解作为名士达人的苦衷。后来他的侄
子阮简虽然能够以旷达自居,但却因风雪严寒之中
乞食于世俗官僚,遭到清议近三十年。竹林诸贤固然
高傲放达,但并非胡来一气,必须遵守严格的底限,
绝不能丧失气节。而到了元康时代,礼教失去准的,
变成一味的放荡越礼、瞎胡闹。正如乐广讥刺的那
样,元康之人的恣纵只是俗不可耐地东施效颦之举,
内在已经丧失高尚玄虚之初心,与嵇阮之真风流差
之万里。
戴逵的品性风范,有目共睹,赢得当世“高尚”之
评,这就可以大略解释王子猷为何去访戴,然其访戴
的具体情境及用心,还要再从王子猷一方继续考察。
二、子猷“慢世”与“乘兴”访戴的机心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之兄。曾为
大司马桓温、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官至黄门侍郎。
史书中记载的王子猷并无其父兄那般精深的造诣和
才华,倒是他慢世放诞的举动每每给人深刻而难忘
的印象。
王子猷进入仕途得益于他显赫的家世。然据《晋
书》本传,他做桓温参军时,“蓬首散带,不综府事”,
桓冲提醒他要料理政务时,他不理不睬,顾左右而言
他。许多诸如此类慢世放诞的行迹,在历史的书写中
一笔一笔汇聚起来,作为那一时代风气的某种有意
味的形式,令人玩味再三。罗宗强先生指出:“后人常
常把晋人的不婴世务以求自全看作是一种超然物外
的潇洒风度,其实其中潜藏着向秀所曾经有过的心
灵压迫的影子,也包含有甚深的机心。”[4]82超然物外
之下往往有着难言之隐,究竟是逃避政治压迫,又或
仅仅掩盖机心而已?不妨像戴逵那样辨其取舍之极,
求其用心之本。《世说新语·任诞》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
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
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
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
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2]408
刘孝标注引《中兴书》称:“徽之任性放达,弃官东归,
居山阴也。”[2]408这里揭示子猷弃官的原因是任性放
达。陶渊明三仕三隐,与子猷同样是弃官而归,但陶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年7月72渊明弃官的原因有“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更有对时代世风的绝望:“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
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
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
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5]2095当然也还有
对恐怖政治的逃避:“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5]2095因此,陶渊明是
欣然归去,回归田园后他可以“引壶觞以自酌,眄庭
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
成趣,门虽设而常关”[5]2097,拥有着“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心中化境。这样的悠然与静穆,改造了
他金刚怒目的气质,最终呈现给世人一片诗化的田
园。陶渊明的确是有着不假外求的自足自乐,其人其
文毫无造作之气,而子猷正相反。山阴赋闲,雪夜眠
觉,望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出的失落涌上心
来,于是吟咏左思《招隐诗》,吟咏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兴之所致,立时决定深夜冒雪去访
戴。但问题在于,王子猷对隐士原是大不以为然的。
《晋书》本传说他“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
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1]2103他
以为性情高古、自甘隐闭、不关人事的东汉高士井大
春,不如风流倜傥、夫妇当垆、轻慢世风、终于富贵的
司马相如更飘逸潇洒。这样的价值观暴露了他不可
能真心仰慕戴逵这样的真隐士,不过是自己弃官赋
闲的处境与其相仿罢了。《论语》言:“可与共学,未可
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6]101
王子猷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与戴逵无论如何不属同
一境界。
另外,细细寻绎王子猷的事迹,《晋书》言其蓬首
散带、不理政务,行为风度貌似阮籍醉酒、嵇康打铁,
但精神实质大不同。嵇、阮的狂放是对司马氏政治的
不满,有严肃的道德意义与政治立场,子猷却没有。
魏晋名士往往越名教任自然,子猷也曾在吴中见一
户人家有好竹,便下坐舆径至竹下咏啸叹赏,而对主
人的洒扫请坐之礼全然不顾;他乘船至青溪遇见善
吹笛的桓伊,便派人让他为自己吹奏,听罢竟不与人
交一言。不可否认他自有一种超然的气质,但真正体
现出名士风度来的倒是知名大音乐家桓伊以及那位
行洒扫之礼的“主人”。以戴逵与谢安例相较则愈加
昭然:谢安轻视戴逵,但与其论琴书,戴逵不以为意,
谈琴书愈妙,终于让谢安叹服。谢安本不该轻视戴
逵,但戴逵不以为意,最终以妙谈琴书令谢安转变态度,体现出他的风度。在子猷的狂悖面前,桓伊照样
弹奏妙曲,主人亦不改洒扫之礼,与戴逵有着同样潇
洒自然的风致。而子猷除了狂傲放诞,哪有什么风度
可言?故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1]2103的评价不失
准确与客观。至于子猷的赏竹爱竹,放到其家族天师
道信仰的背景中去考察,也会有全新的理解。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