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纲领和政策。
民族主义的思想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就已存在。
至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启动近代世界政治运动的重要社会思潮。
１９世纪末，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到２０世纪初年，形成一股与民主主义思潮并驾齐驱的思潮。
（一）２０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之所以在中国勃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刺激。
甲午战争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刺激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迅速觉醒，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救亡国存的爱国运动。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１９００年的自立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以及２０世纪初年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
正是在这些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形成一股影响重大的社会思潮。
其次，西方进化论学说、卢梭“自由平等”学说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促进了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
西方进化论学说的代表作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由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其传入中国。
《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虽然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直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调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本是反动的、非科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
但是在当时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极大的震动，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的危机感。
对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卢梭是１８世纪下半叶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资产阶级革命家奉为“革命圣经”，成为资产阶级封建的思想武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爱国志士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时认识到，自由是近代欧洲立国的本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就是争自由的结果。
因此，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民权再进一步就是民族主义，民权没有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实行。
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把卢梭“自由平等”学说看成是拯救中国“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孙中山则直接称“自由”就是“民族主义”。
至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更是为晚清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
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也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中国传播的，然而，由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最为严峻的课题。
因此，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面之广，途径之多，都非其他西方思想所能比，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几乎都曾发表过传播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的，尤其重点介绍了伯伦知理、洛克、黑格尔等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世界各国独立战争史以及民族英雄的民族主义思想。
而且很多文章都把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可以说，西方进化论学说、卢梭自由平等学说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三，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
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是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
但是，晚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遇到很大的阻碍，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排挤，另一方面中国民族工业还要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和摧残。
因此，广大民族工商业者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力图在中国创造一个保证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条件，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烈愿望。
正是为了建立统一而稳定的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才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市场看作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形成民族主义思想的原动力。
第四，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新式知识分子的涌现，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另一重要条件。
２０世纪初，面对严重的国内外形势，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力行“新政”，而“兴学堂，派游学”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重要内容。
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了解西方学说，接触到许多西主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和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加深了对于世界的了解和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尤其是广大留学生，通过中外实际社会环境的比较，尤能感受到中国自身的落后和国家危亡的严重状况，自然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中国的不如人，其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结极易迸发出来，乃至最终觉悟到要救国不能指望专制政府，大都毅然以拯救中国为己任，投身于立宪和反清革命运动中。
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仅是民族意识最先觉醒的先进者，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和宣传者，在不自觉中成为了民族主义的载体。
（二）民族主义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因此，２０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曾大张起民族主义大旗。
但由于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不同阶层，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资产阶级民族观。
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类、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的人相视如同胞，独立自治，组织完备的政府，以谋公益而抵御他族的入侵；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正的主义，因为它“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因而，他们提出了“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小民族主义”是指汉族对国内其他民族，“大民族主义”是指国内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国外民族，认为中国现在应当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
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其民族主义都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晚清资产阶级各派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方面有着共同一致的看法。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鼓吹救亡图存就成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民族主义思想的共同点，是２０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首先，他们认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个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
他们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侵略政策和侵略手段，并指出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外夺的中心点，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被瓜分的危机。
他们从进化论的原理出发，认为要想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使自己强大起来。
而建立最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又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为了达到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就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树立起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
他们认为国民意识与近代国家观念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国魂。
因此，有无国民意识是２０世纪的一大问题，是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的。
如果有国民意识，则２０世纪的中国就可以复兴，屹立于世界列国之林；如果没有国民意识，则２０世纪的中国将沦为外国列强的牛马、奴隶，永无复兴之日。
那么如何养成国民意识呢？他们认为首先必须从培养“新民”入手。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就提出了培养“新民”的课题，后来又在《新民说》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民思想，强调养成国民的独立精神，是民族主义的“根柢源泉”。
他们认为，国民意识的实质主要体现在独立自由与权利义务两个方面，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方面，才能成为真正的国民，即他们心目中的“新民”。
就是说真正的国民既要有自由、自治、自尊和独立的人格和权利第一的思想，又必须把维护和保存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民族自尊作为不惜牺牲一切的义务，必须关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也就是说，必须具备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他们大肆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特点，揭露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指出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就是由不平等条约造成的。
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清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
如爱国志士在甲午惨败后就积极反对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康有为愤怒地揭露日本凭借《马关条约》索取种种特权，痛斥割地求和以保全中国的谬论。
最后，发起了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
《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疯狂攫取中国的利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压迫和排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倡导了多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保卫民族利权的爱国运动。
如１９０５年以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要求废止和修改禁约为导火线，在十多个省市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１９０８年因日轮“三辰丸”号私运军火事件而在南方各省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同年青岛爆发抵制德货运动。
由这些抵制外货运动又导致全国掀起了“实业救国”热潮。
针对帝国主义列强抢夺中国大部分铁路修筑和管理主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积极倡议自筹股款兴修铁路的收回路权运动；针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又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
这些运动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亟欲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霸占、掠夺中国利权，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的局面，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打开道路的强烈愿望，充分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的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不同，因此它们救国的方法、道路也不相同，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尤其是统治民族满族与被统治民族汉族之间的民族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造成了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深，民族危机非常严重的时刻，中国国内各民族应该摈弃前仇，同心同德，“合群”以抵抗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
因此，他们提出了“满汉不分”、“满汉平等”的主张。
梁启超在《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一文中就曾指出解决满汉民族问题是维新变法的首要问题，要维新变法必先使满汉处于平等地位。
他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上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历史事实、满族入主中原以来与汉族在教化礼乐、言语服饰、风俗习惯等互相同化的史实，论证中国境内各民族，包括满族与汉族已经互相融合，共同组成“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否认满汉之间的差别，更无所谓满、汉、回、藏等民族差别。
认定只有把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苗、藏等各族组成一大民族，才是最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