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情消费现状及其功能研究——以皖南胡村为例

博士硕士　

Ｂｏｓｈｉｓｈｕ０ｓｈ　

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问题研究　

基于安徽省部分农村的调查　

王国红李旭辉　

（安徽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摘　要】农村信息消费在农村的信息化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安徽省部分农村的实践调查　

分析了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现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最后时提高农村信息消费水平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信息消费　信息环境信息基础设施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日新月　

异的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　

式和工作方式。在此过程中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一信息消费．　

正在人们的Ｅｌ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信息消费是　

指消费主体以信息为主体而进行的对信息化产品．信息服　

务，信息化过程的消费。信息消费包括信息主体，信息消费　

品．信息消费环境三要素。狭义的信息消费以净信息产品和　

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广义的信息消费还包括信息量很大的　

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如今，无论是生产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对信息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大。于是，信息生产与消费，　

成了当今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本文通过实际走访安　

徽省５Ｏ多个行政村．以调查问卷和个案调查的方式获得了　

第一手资料．并根据词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进　

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　

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当前安徽省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正　

逐年提高。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　

年下降，与此相伴随的是．无论是信息消费结构，信息消费领　

域还是信息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信息消费结构　

中，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比重不断上升：农村居民的信息　

消费领域也有了很大的扩展，从信息消费的传统领域（主要　

是报刊杂志和书籍等１扩展到高科技信息消费（包括电视、电　

话、手机和互联网电脑等等）：信息消费的方式也逐步摆脱了　

046 2021年01月下半月刊（总第131期）社会农村人情异化的现状、原因及解决对策刘沛生摘要：人情往来是乡村人际交往的纽带，维系着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塑造着乡村的文化价值形态。近年来乡土社会传统人情价值观念式微，人情往来呈现出从礼物到礼金，从血缘到业缘，从可预期到不可预期的转变。人情异化加重了村民经济和心理负担，造成农村社会关系异化和社会风气恶化。这是由对传统礼文化认识偏差导致传统乡土社会瓦解，以及农村重面子心理等诸多原因造成的，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重塑乡规民约，强化思想宣传，改变村民思想认知，发挥带头表率作用，强化监督机制，以期恢复人情关系正常社会功能。关键词：人情往来；异化；乡土社会；礼金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４６－０３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乡村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人情往来进行维护和拓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人情往来的社会基础，互惠性和公平性构成人情往来的基本规范和行动逻辑。伴随着乡土社会的逐渐瓦解，互惠性和公平性不断被功利化和个人算计所代替，人情往来内在约束力和外在控制力逐渐减弱，人情往来异化为相互攀比的舞台和敛财的机会，人情往来带给村民更多的是纠结和无奈。一、农村人情往来的功能和分类阎云翔把人情往来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两种。日常性人情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来，例如探望病人，节日互访，农忙时的互助等；仪式性人情是指在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的人情往来。这两种人情往来共同构成乡土社会运转的社会基础。首先，人情往来是情感沟通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传统的乡土社会，家族内部、邻里之间主要通过串门聊天、节日拜访等形式来维持一定的人情互动关系。邻里之间有矛盾的，互相走动一下，积怨也随之化解。其次，人情往来具有资源获取和经济互助功能。过去村民生活上多不宽裕，婚丧嫁娶之类的活动花费巨大，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当主家举办宴席时，参加酒宴的或出钱或出物或出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家的压力。如果一个家庭平时不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或者有人情不偿还，或者行为不符合人情往来的通行规则，就会遭到他人的非议和排斥，这在客观上对村民的行为起到了约束监督的作用。二、农村人情往来的演化和表现中国台湾心理学家黄光国将社会中的关系分为三类：情感类、工具类和混合类。情感类关系主要建立在家人、亲戚之间，交往目的是满足双方的情感需要，这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工具类关系主要建立病人与医生、乘客与公交车司机等之间，交往目的是为了换取对方的资源，双方没有感情可言，这是一种脆弱而不稳定的关系；混合类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主要发生在邻居、同事之间，双方的人情交往既遵循市场原则，也遵循情感原则。在这三种关系中，混合类是最需要人情和面子来维持的。过去人情往来主要以情感类关系为基础，人情往来的主体是家庭，人情交往的目的是沟通亲情，一般是施以薄利，聊表心意，对于血缘和地缘之外的人，基本不存在人情往来。现在混合类关系占比越来越多，人情往来呈现出功利化的趋势。在混合类关系中，双方维持关系的最佳手段就是相互赠送礼物。混合类关系情感因素减少，缺乏稳定性，看似热闹的人际关系背后，其实是精打细算的利益计算。比如在人情交往时，村民会权衡再三：如果自家在较短时间内举办宴席，他们会选择去随礼并适当提高礼金；如果距离自家办宴席时间较长，或自家事情已经办完，他们多半不会着急去赶送人情，更有甚者，会在退休或搬家后，直接切断以往的人情往来。正因为如此，当前人情往来呈现出以下特点：（一）从礼物到礼金过去人情往来的主要载体为礼物。“礼”指的是礼节、礼仪等，“物”指的是物品或行为等。人们普遍重“礼”轻“物”，看重的是礼节、礼仪等道德规范，对“物”并不看重，认为“物”只是表达“礼”的媒介和工具。人们借“物”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或关爱，所以“礼物”又简称为“礼”，交换礼物又称为“送礼”或“还礼”。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有结婚的，亲戚邻居买点被褥、脸盆等日常用品。村里有生小孩的，亲戚邻居送些鸡蛋、挂面等，关系近的会给小孩送些衣服、鞋子等。现在礼金已经取代礼物，传统以生活用品为主的礼物退居 047 2021年01月下半月刊（总第131期）社会幕后。除现金外，借助微信、支付宝等现代通讯手段进行的电子支付也逐渐流行。（二）从血缘到业缘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他把这种人际关系格局称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说明了传统人际关系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情圈。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村封闭的状态被打破，村民的交际范围越来越广，原有的人情圈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差序格局社会交际圈的复杂因子增多，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圈逐渐交叉或叠加，辐射面越来越广，一个人存在于同学圈、同事圈、战友圈、朋友圈等众多业缘圈子之中。现代交通的便利和通讯工具的发达，更是给众多业缘圈子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过去遥不可及的同学、战友、朋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三）从可预期到不可预期传统的人情往来是可预期的，主要表现在亲戚邻居间婚丧嫁娶和节日拜访等方面，因为亲戚邻居的数量几乎是恒定的，交往的时间点大致也是固定的，而现在人情往来是不可预期的，每个人交往的圈子不断扩大，不断重叠，人情往来的内容也不断扩大，学生升学有升学宴，老人生日有寿辰宴，搬迁或买新房有“房酒”等。过去生儿子、女儿要办宴席，现在添孙子女甚至外孙子女也要办宴席。将来哪些事情需要办宴席，谁也无法预测。三、农村人情异化的危害（一）加重了村民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礼金不仅仅要考虑个人的经济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社会上默认的标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什么样的关系该交多少礼金，大家心知肚明。礼金几乎每隔几年都要迈上一个台阶，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十元到目前的几百元甚至几千元。这是因为人情的偿还具有延时性特点，由于物价上涨，偿还人情时要考虑时间差造成的物价差异，如果按先前对方送来的礼金数目再如数返还，显然是不合适的。许多家庭平时节衣缩食，但在人情往来上绝不能降低标准，不断攀升的人情支出导致许多家庭入不敷出。人情往来的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其他家庭消费产生了“挤压效益”，这给村民带来严重的经济与精神压力。（二）造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异化人情异化损害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人情往来本是相互支持、共度难关的行为，现在沦为争面子、敛财的工具，人情交往非但没有达到加强社会关系的功能，反而使村民产生厌恶心态。有些村民因不堪重负而不得不拒绝参与一些较为疏远的社会关系，双方由此产生隔阂矛盾，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面对越来越高和越来越频繁的人情消费，每个人都精于计算，但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可能会导致集体的无理性。大多数参与者对人情异化深恶痛绝，但又深陷其中，成为其中的助推者。（三）造成了农村社会风气的恶化人情异化使得乡村酒宴之风愈演愈烈。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次收的礼金在下次对方的酒席上还要还回去，而且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再加上宴席的支出是无法补偿的，从长远来看，对大多数人来说，办酒席是亏本的。当然，如果不想方设法多办酒席会亏得更惨。这也是酒席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人情异化也是乡村腐败的助推剂。对于乡村干部来说，他们与村民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破坏人情往来的互惠原则而单向收礼，或者以其他的资源和信息回报给送礼者。他们置办酒席时，往往规模较大，因为一些赴宴者考虑的是借机和他们搞好关系，或者担心不去赴宴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误解甚至不公平对待等。四、农村人情异化的原因分析（一）对传统礼文化认识的偏差礼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村民对它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礼记·曲礼上》记载：“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句话强调是人们的情感互动过程，而非仅仅指物质上的互动，正如前文所言，“物”仅是“礼”的表象，“礼”才是精神内核，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就是指的这个含义。随着传统价值观的衰微，大家把“物”等于“礼”，将“物”价值的大小作为衡量“礼”的重要标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乡村社会普遍遵循着“有礼必随”的原则。对于不情愿随的礼，尽管背后颇多牢骚，但一方面碍于关系和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其他人都去了，自己不好意思不去。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只有随了对方的礼，自己有事时，对方才会随自己的礼，这样才会显得人气旺，才不会显得尴尬。（二）乡土社会的瓦解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封闭性受到市场经济与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交通的便利和通讯技术的发达进一步提高了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原来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交往需要，人们更看重同学圈、同事圈等混合类关系。过去人情往来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在日常性互访回礼时，如果将对方送的礼物原样送回，会被认为看不 048 2021年01月下半月刊（总第131期）社会上对方的礼物，人们普遍倾向于将对方送的礼物换成其他的等价物品，在价值上可能略有增加，但也不能增加太多，一是为了让对方不至于尴尬，二是为了让对方在下一次回礼时不至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在仪式性人情交往中，互惠原则具有延后性。过去筹办一次酒席花费巨大，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为共度难关，大家会自觉多交一些礼，礼金总数一般会超出设宴的支出。现在人们在交往中考虑更多的是人情往来的工具价值而不是情感价值。再加上人情礼节频率和礼金都越来越高，一年下来，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比较大的开支。为了快速收回礼金，一些人想方设法多办酒席，可办可不办的坚决要办，可小办可大办的坚决要大办，可邀请也可不邀请的坚决要邀请。因为礼金总额通常会超过开支，这样算起来还是有利可图，于是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三）重面子“重面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现象，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村民办酒席的规模、档次和收取礼金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酒席的规模与面子息息相关，酒席的规模大，烟酒菜上档次，办酒者脸上就会有“面子”，反之，就会颜面尽失。参加酒席的客人与礼金数目也会影响主家的面子。为了面子，主家会邀请与自己关系不是很近，但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来参加自家的酒席，受邀者通常也会碍于面子参加酒席。在礼金上也是如此，处于同一圈层的随礼者也要面子，不能显得小气，在随份子上不愿意比别人低，更有借机炫富者使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五、推动人情消费理性回归的治理之策（一）政府引领，重塑乡规民约镇村两委要承担起治理的主要责任，把人情消费治理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把人情消费情况纳入到镇村两委的年度考核，制定整改措施，安排专职人员予以落实。镇村两委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引导村民完善村民公约，把节俭办婚丧喜庆纳入到村规民约中，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共同拟定婚丧喜庆的酒席规模、标准以及礼金的上线，制定成手册，并发放到每一个村民手中，引导村民自觉遵守。对哪些酒席可以办，哪些酒席不可以办，也要有明确规定，比如婚丧嫁娶这些传统礼俗，完全废弃是不现实的，但必须从规模上加以限制，而其他的诸如升学宴、生日宴等完全可以禁止。政府在发挥好引领作用的同时，也要鼓励乡村自治，成立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成员应由村里退休干部、退休教师、致富能人等贤达人士且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员组成。红白理事会要完善工作章程，把革除陈规陋习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主动介入红白喜事，全程指导协助，对不良势头要及时提醒制止。积极鼓励村民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坚决遏制通过人情消费来敛财的不良社会风气。（二）强化思想宣传，改变村民思想认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让农村人情消费回归理性，首先必须改变村民的思想认知。要以农村大舞台等为平台，创作一批反映人情消费的文艺节目，到乡镇、村庄进行巡演，拍摄有关人情消费的小品剧，在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放映，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人情消费习惯，让村民认识到人情消费异化带来的危害和政府遏制人情消费异化的决心和信心。要制作一批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把移风易俗的相关要求和做法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出来。利用道德讲堂、表彰会等平台邀请道德模范、人情消费的先进人物进行现场宣传，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三）发挥带头表率作用，强化监督机制乡村人情往来的困境在于参与者都想退出，但是无人有勇气先行退出。乡村党员干部应该身先士卒，通过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塑造成具有示范性的公众形象，发挥表率作用，不巧立名目，不铺张浪费，不以权谋私，打造清白的人际关系。要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以促进人情往来健康运行。一方面增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对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形成群众互相监督的良好局面，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监督作用，构建有效的社会评价体系。总之，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乡土社会的瓦解等因素造成人情往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情往来中“滚雪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给广大村民造成严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推动人情消费理性回归，要坚持统筹协调、多方治理，强化宣传引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加强监督惩戒，恢复人情关系正常的社会功能。参考文献：[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贺雪峰,刘锐.熟人社会的治理——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陈午晴.“讲人情”的内在精神及其异化[J].青年研究,2018(6).作者简介：刘沛生（1975—），男，汉族，江苏徐州人，中共沛县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和社会学。（责任编辑：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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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陈芳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2期

摘 要：中华名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基于“礼尚往来”的人情消费在中国历来已久，然而近年来家庭人情消费金额随着社会的发展逐年攀高，在很多地方已出现人情消费泛滥的态势，相比之下这种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农村的人情消费呈现出频率高、金额大的特点，每年的人情消费总金额几乎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因此，应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批示，要加强村民自治，与此同时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行政手段，达到抓典型、树榜样的目的从而引导村民建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念，促进我国乡村振兴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治理对策；

“人情”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很多研究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定义。阎云翔认为：“人情包括了以下四种内容：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人的情感；3、社会生活中交换的载体；4、礼物交换的隐形规则”。朱晓莹将在人际交往中交换的社会资源定义为：“人情消费，包括现金、礼品”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的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主要是指：出现在一些仪式实务需要通过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受邀者将通过“随礼”的方式向宴请实务主人贺礼。现阶段的贺礼形式多为礼金，所以本研究中的“人情消费”主要指用于该种形式的现金消费。

一、农村人情消费泛滥的问题

1、消费频率高

在中国人眼中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数婚嫁、丧葬，老百姓将其称为“红白喜事”，一直以来红白喜事是老百姓最受重视也最能接受的人情消费方式，然而最近几年在农村中出现诸如生育、乔迁、老人小孩的生日、升学、开业、当兵、立碑等事务都要大宴宾客广收礼金，据初略统计农村的人情消费名目已经增加到二十多种。由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只有到年末才能回村，所以很多家庭摆酒席操办需要随礼的实务都会推到年末春节前后，很多家庭在腊月春节前后为了赶酒席随礼需要全家出动。

5２０２１年１９期　（７月上旬）宏观经济研究

摘要：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习俗，在人际往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情消费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纽带。本文结合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着重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先正后负，福利效应“拐点”出现在人情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50.36%处。关键词：人情消费；代际差异；主观幸福感一、导论人情消费是中国居民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我国这个传统的人情社会中，人情消费不仅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还逐渐发展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法则。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一个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幸福感，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和对自身内心状态的主观反馈。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国家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地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怎么样？不同代际的农村居民对人情消费的感知怎么样？日益增长的人情消费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希望能够挖掘出农村人情消费背后的潜在意义。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逐步提高，消费多元化，学者们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也不计其数，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学者们认为人情消费已经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一些脱贫农户因为沉重的人情负担而重新返贫，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人情往来依旧呈现出高礼金、范围广、次数频繁的特点，并以此趋势继续蔓延。邹宇春(2018)在相关文章中将其定义为“人情负担假说”。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消费决策与消费习惯有关，尤其是人在收入最高峰时所达到的消费标准所养成的消费习惯，且在短时间内消费习惯不可逆，消费者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扩大消费，却很难随着收入的减少而缩减消费，此为“荆轮效应”。①因此，整个农村社会人情消费一旦增长，便很难再有大幅度的降低，以此便造成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负担。具体的关系图示如下：图一：理论关系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1)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存在倒“U”的效应。(2)代际差异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三、数据模型方法(一)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利用单一问题的测度结果(即：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幸福吗？)，构建出主观幸福感的五个维度，分别赋值为0、1、2、3、4。2.解释变量、调节变量的选取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人情消费，采用人情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作为衡量人情消费的指标。经调研发现，被访样本数据中人情消费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受到第三个变量——代际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代际差异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人情消费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二)模型选取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多元离散型序列变量，使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Logit)进行回归。Y＝α＋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