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

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 在这场“破”与“立”的大讨论中，首先涉及的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作为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的反论，学者们根据自己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提出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生产活动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基本的活动，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就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进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着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发展的，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同。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就是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有观点认为，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不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阶级斗争，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因此，人们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不过是实现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手段。又一种观点认为，各种因素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体，组成这个有机体的因素是多重的，不能把某一个方面的动力作用看作是唯一根本的。不过，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总会遭到反动阶级的阻碍，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划分与历史发展动力有着直接关联，也成为大讨论中的热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在历史阶段划分上依据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所有制形态的变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依次更替是普适性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许多学者对这一结论持不同认识，而最具直接意义的争论是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单线演进。在历史上就曾有过亚细亚的、古希腊和罗马的、日耳曼的等不同的发展道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多线说违背历史事实。应当把全部亚洲或东方社会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人类史上最早进入文明、进入阶级社会和产生国家的地区，另一部分是公社尚未解体、进化程度不等的后进地区。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的基本符合于同一历史发展规律。至于后者，也不是亚洲或东方社会才有的，欧洲的爱尔兰公社、日耳曼公社和斯拉夫公社等也属于同一范畴。因此，公社的停滞性，也为西方或欧洲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所共有，同样应当归于历史一元或单线发展范畴。再有观点认为，用“多线论”或“单线论”的对立来概括这种不同认识并不恰当，无论是“多线论”或“单线论”都可以做不同理解，“多线论”可以理解为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单线论”则容易被误解成单一模式，从而忽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应当是历史的共同规律性与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唯物史观与实证历史研究的关系、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也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问题。这些争论与批判“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相关联。关于前者，一是就“以论带史”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以论带史”的口号，起初有积极意义。50 年代中期，针对忽视理论的倾向、烦琐考据的遗风，强调研究历史需要唯物史观指导，有其必要性。但后来发展成“以论代史”无疑是错误的。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走向“以论代史”。二是就“论从史出”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论从史出”是要求史学工作者尊重历史事实，详细占有材料，从史料中引出正确结论。历史科学就应该是“论从史出”，即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研究大量历史材料，从中引出规律性东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其本意在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也有片面性。三是就“史论结合”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主张用“史论结合”来表述史和论的关系，要求史和论不可偏废，既要重视理论也要重视史料，没有理论指导就不能驾驭史料，也不能深入研究问题；掌握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作为分析史料的武器。“史论结合”的提法是正确的。也有观点认为，“史论结合”显然是希望提法能更全面、妥当些，但是，也不免产生问题：二者的主从关系如何？该如何结合？都不明确，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在争论中，对于论与史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如：“由史到论，论史结合”，因为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普遍规律。它要求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再如：“以论导史”，认为用它来体现“论”与“史”的本质关系较为妥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重要作用。但有学者指出，“以论导史”没有全面完整地反映理论与史料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还必须加上“论从史出”，才是一个比较完善和正确的提法。从这些争论不难看出，学者们更注重史论关系的平衡，意在纠正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左”的思潮。 关于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鉴于在“左倾”思潮泛滥时期，历史学曾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既反对历史研究服从、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极左”做法，同时也提出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宗旨与必须遵循的原则。一种观点认为，每个历史时代，必然向当时历史学家提出发展历史科学的中心任务。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很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中心使命。只有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不断地研究并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史学研究才有广阔的前途和巨大生命力。也有观点提出，史学为现实服务应有多种不同途径，如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认真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以资现实借鉴；宣传正确的历史知识，做好历史科学的普及工作等。而就现实对历史研究的影响问题，有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倾向难免影响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因此，不仅要排除前人对历史的曲解，更要力求避免今人对史实的判断加上新的曲解。还有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历史学工作者都是站在现实社会去研究和探索以往的现实― 历史。因此，如果缺乏对所立足的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也就很难深刻认识和了解历史；反之亦然。 综观这一时期的争论，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于拨乱反正，澄清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的史学研究范式，更好地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地位。因此，尚未涉及当时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把握的辨析。此外，结合历史研究实践去总结运用理论指导实证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也还欠缺。 （二）20 世纪90 年代的探讨低潮期 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的探讨热潮后，90 年代却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大都持有这种认识。李振宏提出：“近十年来，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没有提出过激动人心的课题，没有过激烈的交锋和讨论，没有多少值得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引为自豪的东西。”王学典也提出：“在近50 年的中国史学界，实在没有哪一个年代像90 年代这样缺乏‘问题，… … 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 … 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① 这种有关90 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评价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上。追溯出现低潮的原因，最显见的有两点：一是苏东剧变对人们思想的严重冲击。在史学理论工作者中，一些学者进入深沉的思考，力求从苏联70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规律观上寻求解释。这种思考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他们的缄口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学者联系当代世界新的演化现象，诸如现代化、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朽而不亡甚至出现某种繁荣，认为这些现象无法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做出合理解释，于是对它的科学性、正确性产生质疑，连带地对它在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地位也产生怀疑，因此他们不可能有唯物史观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二是从学术论争的一般发展趋势审视。前一时期有关唯物史观的研讨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这个目的己经实现。而且在争鸣中对一些问题存有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大家也都淋漓酣畅地讲了出来。旧的共识被消解，但新的共识又远未达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使一些学者对唯物史观本身的逻辑一致性产生怀疑，进而质疑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科学性。一时间，许多有关研究指导思想多元化、史学范式危机等提法不断出现。更多的学者则选择回避理论，转向实证研究领域。唯物史观研究进入了低潮期。 低潮的主要表现是：前一时期对历史发展动力、五种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形态等问题的大讨论戛然而止，同时又未出现新的热点争论。于是，出现了对唯物史观研讨的“冷场”。尽管有学者继续对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给予关注，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星星点点，不能引起较普遍的关注。所以在90 年代出版的几本历史学年鉴中，几乎找不到有关唯物史观理论问题研究的综述，即使是介绍研究论文的词条也很少见。《 史学理论研究》 杂志除在批判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 一书的背景下发表了一些对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文章外，鲜见其他涉及唯物史观的文章。正是在这种理论研究低潮的大背景下，实证史学走向兴盛。（三）进入新世纪后对唯物史观的探讨出现回暖 新世纪的到来激励着史学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做出新的理论思考。人们面对不断累积、尚未给出合理解释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总是要寻求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去破解。于是，笃信唯物史观的学者带着历史研究的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国内外各种新现象，探索做出唯物史观的解析与阐释。现实需求激励着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热忱。正是在这时，中央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要求通过正本清源，厘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而为学者们研讨唯物史观明确了方向及着力点。首先应是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现有阐释进行梳理与辨析，以时代的特点予以验证，去伪存真，弘扬真理。此外，在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上，史学同哲学交流的趋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