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四大恒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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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传统金融机构,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
因适应了中外贸易的要求而获得了较快速的发展,在近代银行兴起之前,钱庄在社会经济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钱庄与票号、银行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金融机构,20世纪初,钱庄曾经与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直到20世纪30年代,废两改元后,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钱庄的起源在历史上,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货币多样化,混合流通的状况,在西汉时便出现了银钱兑换业务,到唐宋时,柜坊、金银店等开始兼营货币兑换。
至明朝,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并禁用金银或铜钱,在两百多年间只使用这一种钞票,使用纸币制的统一性是前朝所没有的,但因为没有实施倒钞法,即发行新钞回收旧钞,大明宝钞一直处于只发放不回收的状态,使社会上流通的钞票越来越多,并出现通货膨胀,民间铜钱开始慢慢盛行。
至明朝中后期,大明宝钞已经一再贬值,而民间铜钱私铸的猖獗也导致铜钱跌价,宝钞与铜钱都已经不太流通,民间开始使用白银交易,明政府也无力制止。
有文献记载,宣德八年,即1433左右,白银一两便值大明宝钞百贯,这相当于洪武九年,即1375年的一百倍。
到1436年,明英宗登基后放松了用银禁令,银钱开始公开流通,于是民间便有纸币、铜钱、白银三者货币同时流通,而这三者之间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导致民间兑换业更为发达,因此便应运而生了钱店这一类专门经银钱兑换的金融组织。
钱店还有许多其他称呼,包括钱铺、兑换银店、钱桌、钱摊等,并逐渐发展壮大。
江南地区是明朝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至明朝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即现今的苏州河下游至上海松江一带便已经开设了相当多的兑换银店。
于是明万历五年,即1577年时,当时以善理财知名的大臣庞尚鹏奏请设立钱铺,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相当于肯定了银钱兑换业的地位和作用。
钱铺因为赚钱而相当兴盛,在明小说《金瓶梅》中,便多次出现关于钱肆钱庄的文字。
在并不繁华的街巷中的六必居——其地址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它在京城百姓中的地位和全球老字号?j j i谚较短蓑文/赖勤北京老字号涵养的是北京式的情感。
当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鲁迅先生以北京果脯馈赠返乡的宾朋,传达的是北京的温和;仪表堂堂、风度端庄的周恩来总理头戴盛锡福的皮帽,显示的是大国的威仪;年节假日人们手中的稻香村糕点、酷热暑夏时客人杯中张一元的香茶,送出的是北京的至尊情谊……随着前门大街的拆迁与修缮,北京老字号小吃又一次面临生存的考验。
穿过历史的洪流,它们中很多已经消失殆尽,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战场上的幸存者。
到底是什么将它们推出了民众的餐桌?在众多国外洋品牌抢滩的市场角逐中,我们的老字号又具备多少竞争力?透过内联隍、荣宝斋、牛栏山等成功老字号的品牌营销策略,我们不难看出,摈弃落后的企业价值北京纪事2008理念,开拓创新,方能使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重新焕发光彩。
创新使得可口可乐、吉百利、雀巢等品牌行销世界百年不衰,创新使得同仁堂、全聚德、稻香村老树发出新枝;缺乏创新也使一些老字号销声匿迹。
跟上时代消费观念作为北京的民族工商业典型代表的老字号,不仅具有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交融时期的鲜明烙印,而且还保留有皇权文化影响的痕迹,直接导致了北京老字号与国际知名消费品牌核心文化价值的差异。
皇权至尊、皇权唯上成为企业品牌核心文化价值,几乎所有的商号都以皇权至尊作为品牌价值的最终体现。
北京的老字号也具有北京善于吸收外地文化的传统。
如六大茶商中最著名的张一元、吴裕泰等都来自安徽,“八大祥…‘八大楼”来自山东,“王致和臭豆腐”创始人则是康熙初年来京赶考屡屡受挫的安徽人王致和,他考试落魄却成就了百年飘香的老品牌。
早年间的北京曾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隆,腰缠四大恒”的俗语。
显示尊贵,要戴马聚源帽店的帽子;标榜时尚,要用瑞蚨祥的绸布做衣服;体现荣耀,要脚蹬一双内联隆靴鞋店的靴鞋;炫耀财富,要囊中揣有四大恒字号钱庄的银票。
钱庄产生的时间在明末, 它的产生主要是为解决商业发达地区不同种类货币的兑换。
起初大约是由一些一般商店兼营货币存放而发展起来的。
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 上海的钱庄是钱庄业的代表。
早期上海钱庄的资本是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一种转化, 鸦片战争后则又渗入了很大一部分买办性商业资本和帝国主义银行买办的投资。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为在中国各地推销商品和取得原料, 利用了中国钱庄作为在中外商人间、在上海与内地间起调拨资金媒介作用的机构, 钱庄开出的庄票成为进口贸易中的信用凭证, 持有这种庄票, 进口商号可凭以出货, 帝国主义银行或洋行可凭以收款∃出口商号收到的外国银行的支票, 也须通过钱庄代办为收款。
钱庄原本的资本额并不大, 而外国银行大量拆给钱庄款项, 钱庄资金因此充足, 这对清末钱庄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钱庄又具浓厚的封建性。
钱庄的同业组织, 带有封建行会的性质, 同业的“总董”、“董事”有着封建家族中家长的权力和地位。
雇用职工盛行学徒制。
经营中, 放款绝大多数通过帮别、家族和亲友等人事关系进行。
往来对象以商业为主, 对工业的放款比例很少, 它以九八规元为记帐本位等经营方式和内容都只适应生产方式不发达时的需要。
钱庄本身只有少量资本, 而充分利用别人的资金赚取利息来取得最大的利润。
上海钱庄的利息分为对往来户存放款利息和同业间拆放利息即银拆两种, 银拆是往来户存放款利息的基础。
钱庄操纵银拆行市, 常常趁市场银根紧迫时, 特别是季节性需要资金时, 尽量提高拆息。
上海钱庄的兑换收入也是一笔很大的利润来源, 中国近代货币制度长期不统一, 军阀割据又使各地之间银两银元价格涨落波动较大, 钱庄起源于兑换, 其作法是在银两银元兑换之间取得洋厘的差价, 收取手续费。
从清末资料中发现,创办最早的一家帐局,名曰“祥发永”,乾隆元年(1736)开设于张家口,由山西汾州汾阳县王庭荣创办的。
而较早在山西设帐局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山西太谷人王景章等在太谷县设立的“保隆堂”分局,其总局设在京师。
当权力需要时:朝廷利用胡雪岩融资放任其中饱私囊当权力需要时:朝廷利用胡雪岩融资放任其中饱私囊核心提示:以这些亏欠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由应协省份负责外债的偿付,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的关道出担保票,通过总海关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加盖督抚印,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其中的灰色地带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
1874年,清同治14年,胡雪岩创建杭州胡庆余堂。
这是胡雪岩从金融涉足实业的第一步。
1874年,胡雪岩已经很富有了。
他当时拥有的土地可能不下1万亩,他的“阜康钱庄”在京城仅列东四牌楼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钱庄之后,分支机构达到20多处,资产在2000万两以上。
这一年胡雪岩给左宗棠办的最重要的一笔差,不仅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让他与左的结盟更为牢靠。
二人在随后的岁月里持续着这样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
4年后,光绪四年春天,左宗棠的西征战事一结束,他被晋升二等左宗棠于1874年11月上奏清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对于西征协饷的影响:“甘饷日形支细,出关各军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筹办台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为急,纷议停缓协饷”。
1875年3月6日他又致信总理衙门:“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左进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么其他各国就不至于构衅东南,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应当并重,而收复新疆则有燃眉之急。
左宗棠的论点显然更迎合当时朝廷的期望,但国库空虚的财政状况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塞防、海防之争的背后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分配给朝中哪一方政治势力的问题。
西征军人数2万余,万里行军,费用浩大,西征军饷由西征粮台统筹外,还有伊犁军饷、塔里巴哈台军饷、乌鲁木齐军饷。
张曜的嵩武军14营,每月应支净粮料43.695万斤,正杂饷银3。
古代钱庄知识嘿,朋友们!今天咱来聊聊古代钱庄那些事儿。
你想想啊,这古代钱庄就好比是那时候的大宝藏库呀!咱老百姓有点钱财宝贝啥的,都能往那里面放。
它可是给人们提供了不少方便呢!那钱庄的伙计们就跟现在的银行工作人员似的,一个个精明得很。
他们每天得面对那么多钱财的进进出出,还不能出错,这得多厉害呀!要是不小心算错了账,那可不得了,说不定就得挨老板的板子咯。
咱再说说存钱进去。
你把钱交给钱庄,就像把宝贝交给了一个可靠的朋友,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不过,你也得留个心眼儿,得找个信誉好的钱庄,不然万一哪天它倒闭了,你的钱不就打水漂啦?这就跟咱找朋友一样,得找个靠谱的,不然被坑了都不知道呢!还有啊,这钱庄也不是白帮你保管钱的呀,它得收点保管费啥的。
就好像你请人帮你看房子,不得给人点辛苦费呀?这都是常理嘛。
不过呢,有时候这保管费也不是个小数目,你可得算计好了,别到时候得不偿失。
取钱的时候也有意思。
你得拿着你的凭证,就跟现在的银行卡似的,去钱庄取钱。
要是凭证丢了,那可就麻烦了,你得想尽办法证明那钱是你的,不然钱庄可不会轻易把钱给你。
这就好比你丢了钥匙,想进家门就难咯。
古代钱庄还会发行一些票子,就跟现在的钞票差不多。
不过那时候的票子可没现在这么规范,有时候还会有假票子出现呢!这可坑苦了那些老实人,一不小心收到假票子,那真是欲哭无泪呀。
所以说呀,在古代,识别票子的真假也是一门技术活呢。
而且古代的交通和通讯可不比现在,你在这个地方存了钱,到另一个地方去取钱,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有时候消息传递不及时,还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和麻烦。
不像现在,一个手机就能搞定所有事儿。
不过呢,尽管古代钱庄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但它在当时可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呢。
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的钱财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存放,还方便了人们的交易。
咱再想想,要是没有古代钱庄,那古代人的生活得多不方便呀。
他们得天天带着大堆的金银财宝到处跑,多危险呀!而且做生意也不方便,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兑换场所,那还不乱套啦?所以说呀,古代钱庄虽然和现在的银行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古代人智慧的结晶呢!咱可不能小瞧了它。
古代钱庄管理制度古代钱庄,又称为钱庄机构、钱庄行、钱庄店等,是指在古代社会中从事货币兑换、贮藏、借贷、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业务的机构。
作为古代社会中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庄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中国,钱庄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各种规定和制度也是非常完备的。
本文将就古代钱庄的管理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一、组织架构古代钱庄的组织架构主要包括东厂(银号)、钱业和钞号。
东厂是指一种规模较大、业务较为繁荣的钱庄机构,主要从事兑换银两、借贷、贮藏等业务。
钱业则是指小型的钱庄,以小额的兑换为主,经营规模较小,业务相对简单。
钞号则是一种专门用于兑换钞票的机构,这些机构多寻求政府批准设立,业务较为独特,专门处理纸币的兑换。
在这些机构中,都会设有行政机构和业务机构。
行政机构主要负责管理、监督和协调业务机构的各项活动。
业务机构则是负责具体的业务操作,分为存款、兑换、借贷和投资等不同的业务部门。
古代钱庄的管理制度中,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和高效性是确保钱庄稳定发展和良好经营的重要保障。
二、人员管理古代钱庄的人员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招聘、培训、考核、奖惩等方面。
首先是招聘。
古代钱庄的招聘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和内部推荐为主,《东厂擘略》曾提到:“办一钱庄,养数户曹”。
即要办起一家钱庄,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数户曹合适的人才,没有人员,再多的资金也是不够的。
其次是培训。
古代钱庄对员工的培训十分重视,不仅要求员工熟悉业务知识,了解操作流程,更要求员工具备高尚的品格和道德规范。
这些都需要通过经验老道的前辈进行指导和培训。
另外,古代钱庄还会定期对员工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给予奖励,考核不合格者给予处罚。
这种奖惩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保障钱庄的正常运营。
三、财务管理古代钱庄的财务管理制度十分严格,主要包括资金监管、账目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
首先是资金监管。
古代钱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兑换、存贷款等业务收入,因此对于资金的监管尤为重要。
上海钱庄:三分天下有其一上海钱庄曾被誉为“百业之首”,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上海钱庄业与华资银行业和外资银行成三足鼎立的互补格局。
1925年,钱庄业的总资力(“资力”是当时通行的概念,包括实收资本、公积金、盈利滚存、存款和发行兑换券等项目)占中国全部中外金融业总资力的22.5%。
比例虽低于三分之一,但由于钱庄是无限责任,上海许多大钱庄的股东都是实业界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身家背景成为钱庄信用的可靠依据,许多钱庄“资本虽仅一二万金,设遇市面紧急之时,股东垫款,恒数十万金”。
上海钱业的巨大影响,除了表现在融资领域之外,还表现为对洋厘和银拆的操纵。
洋厘是银元折合九八规元(上海地区银两)的市价,俗称所谓“洋钿行情”。
“洋”指银元,“厘”指价位涨跌。
由于当时银元、银两并用,两者的兑换(即洋厘)每天随供求变化而波动。
上海每日的洋厘行市,向来由钱业同行在指定的市场议出。
当天上海各日报都会把洋厘行市公布,钱业大小同行及中外金融界都作为当日交易的标准。
因此,钱业对洋厘行市的决定权是一种极大的势力。
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即从清末到南京政府初期,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监管机构,那么钱业的信用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那就是靠了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
上海钱业很早就有上海钱业总公所等同业组织,1917年则成立了上海钱业公会。
上海钱业公会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和审慎的退出制度。
准入制度有过发展变化,大体上分为公会董事会和全体会员大会两级审批。
董事会投票还采取了十分有趣的用围棋黑白子表决的方式,十分奇特,保证了入会会员的质量。
当会员钱庄破产时,公会组织清算,坚持合理、公正、透明和维护整体利益的原则,把金融业中最常见的连锁反应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平时最有价值之证券及房地产,一时几全失其效用”,金融业的有效运转顿时发生问题。
上海银行业紧急磋商,决定成立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及联合准备库,各行认缴地产、证券、金银等各种形式的4000万元财产作保证入库,委员会发行一种“公单”来救市。
中国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粤商,谁最会做生意?中国古代是个文人士子横行天下的时代,正所谓“士农工商”,读书人始终排在第一位,但并不意味着后三者不重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都在“重农抑商”,即便如此,也涌现出了无数杰出的大商人,比如李夫子以前聊过的“范蠡”、“胡雪岩”等商业大亨,一个个是富可敌国,故事还都挺传奇,有些都被搬上了荧幕。
其实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特别厉害的商人,他们不以一个人、一家店出名,而是团结了一大帮人,大伙一块挣钱,这就是“商帮”。
今天李夫子就跟大家聊聊“商帮”的传奇!古代商帮的形成和特点为什么会形成商帮呢?说来话长了,人生有四大喜事,分别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
其中“他乡遇故知”,说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地缘关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年春节吃年夜饭,一大帮人给你介绍,这是你大舅、那是你三姨姥姥。
别看你很烦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但是在古代重要之极。
因为在古代,商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地位不高。
因此在那样的特殊年代,商人们利用他们相同的地域属性、宗族的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抱团取暖。
这些来自相同地区或者有一定宗族关系的商人联合在一起,既避免了内部的恶性竞争,又增加了相同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在“轻商”的古代,也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他乡遇故知”,这对古代商人很重要。
古代的商帮按照地域划分大概四个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潮商”。
因为地处广东的原因,潮商也被称呼为“粤商”!这四大商帮对于现代的很多企业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四大商帮各自的经营领域不一样,比如晋商经营票号,投资比较保守;徽商做丝绸跟典当生意,还挺文明,一般徽商挣了钱就读书;浙商是以丝绸起家,后来做海上的贸易。
大家比较熟悉的沈万三,就是典型的浙商代表;潮商又被称为是东方的犹太人,擅长海上贸易。
晋商:古代金融界的扛把子咱们先说“晋商”,指的是山西的商人,很厉害,富可敌国,话说清朝时期,八国联军向慈禧太后索要赔款,慈禧太后赔不起,就找著名的晋商“乔致庸”借钱。
明清时期的钱庄与货币政策明清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钱庄的兴起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着重论述明清时期的钱庄与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的钱庄明清时期的钱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金融机构。
无论是钱庄的经营方式还是钱庄所扮演的角色都与现代的银行有很大的不同。
明清时期的钱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官庄,另一种是民间钱庄。
官庄主要是由官府开设的,主要用于政府征收税收和发放民间债务。
民间钱庄则是由民间势力开设,主要是作为金融机构用于存储和贷款。
明清时期的钱庄经营方式与现代的银行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当时没有现代的货币和贷款制度,钱庄所扮演的角色也与现代银行不同。
钱庄主要是用于存储货币,同时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贷款和兑换货币。
钱庄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利率差异,就是扣除贷款利息后的差价。
钱庄的客户主要是商人和地主,他们把自己的资产存入钱庄进行管理。
钱庄也存在很多问题。
由于当时的货币标准不统一,钱庄的货币转换会存在困难,导致很多钱庄的倒闭。
此外,由于官方不加监管,钱庄的乱象也很多,出现了很多不合法的机构。
二、明清时期的货币政策明清时期的货币政策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明朝初期,由于战争和财政紧张,明朝政府采取了一连串的贬值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重工业萎缩。
到了清朝,由于清朝政府的经济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得以得到改善。
清朝采取了铸币的方式来稳定经济和货币。
清朝铸造了一系列稳定货币和统一货币的策略,不断制定新的铸币法案来保证货币的稳定和统一。
此外,清朝还采取了一些制度性的政策来保持货币的稳定,如对外贸易中,只允许使用黄金和白银做为贸易货币,以确保贸易活动的合法性和流动性。
三、钱庄与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明清时期的钱庄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钱庄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的发展。
钱庄作为金融机构出现的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出现和商业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的发展。
绍兴钱庄的分类及标准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一、分类1. 民间钱庄民间钱庄是由私人或民间资本经营的金融机构,通常是成立于城镇或乡村的小型钱庄。
这类钱庄主要从事钱币兑换、小额贷款、储蓄和汇兑等业务。
民间钱庄虽然规模较小,但在当时的商业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促进商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官办钱庄官办钱庄是由政府主导或支持的金融机构,通常设立于城市的主要商业区或交通要道。
这类钱庄规模较大,业务范围广泛,除了兑换、贷款和储蓄外,还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和制度性资金融通。
官办钱庄是当时商业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家族钱庄家族钱庄是由家族或家族集团成员经营的金融机构,通常设立于祖传的商号或行会中。
这类钱庄在业务范围和规模上各有特点,有的只从事家族成员之间的资金往来,有的可以扩展到外部客户。
家族钱庄在绍兴地区比较常见,代代相传,成为家族财富管理的一种方式。
4. 货币钱庄货币钱庄是专门从事货币发行和管理的金融机构,通常由政府设立或委托银行代理运营。
这类钱庄除了兑换、贷款和储蓄外,还负责铸造和管理本地货币,维护货币的稳定和流通。
货币钱庄在当时的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标准1. 经营资质钱庄的经营资质是钱庄合法运营的前提,必须经过政府审核批准。
钱庄须具备一定的注册资金和资本实力,有稳定的经营场所和财务管理体系,符合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要求和标准。
2. 信誉评级钱庄的信誉评级是评价钱庄经营状况和风险水平的重要标准,通常由第三方机构或专业人士评定。
信誉评级考虑钱庄的资本实力、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指标,用于帮助客户和监管部门了解钱庄的信用状况。
3. 服务项目钱庄的服务项目是评价钱庄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准,决定了钱庄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水平。
优秀的钱庄应当有多样化的服务项目,包括钱币兑换、贷款储蓄、金融咨询、资金汇兑等,满足客户不同的金融需求。
民间钱庄牌:五个牌四个钱庄
民间钱庄宋朝的时候就很发达了。
但是这几枚钱庄牌搞不清是哪个朝代的。
五个牌。
四个钱庄。
背面都有防伪图案记号。
代洋百元,应当是清朝的。
抵钱千串可就是宋元时期的吧。
金元宝好像是元朝才出现的。
这个钱牌,代金五钱。
可是很贵重的。
大面值钱牌。
背面设计的真是很漂亮。
两只小鸡。
那个图案常见,是什么东西?与钱财有关。
这连地名都要考证。
这个钱牌后面光背。
应当是早期钱牌。
钱牌就是汇兑的支票。
到此钱庄存款,换了钱牌,到外地的钱庄取钱。
真是麻烦,现在,用电脑,支付宝,一点,钱就过去了。
当年,开钱庄,发钱牌可是很先进的经济活动。
【历史】四大恒钱庄四大恒钱庄说起旧日东四牌楼商业,就不能不提“四大恒”。
老北京有一句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
”意思是头戴马聚源帽店的帽子,身穿瑞蚨祥绸缎庄的料子做的衣服,脚蹬内联升鞋店的靴鞋,腰带里装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不是说裤腰带。
“四大恒”,即位于东四牌楼附近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钱庄,是京城曾经著名了几百年的连锁钱庄,现已不复存在。
“四大恒”是什么年代建立的?谁建立的?徐祖光先生的“北京的宁波商帮”一文,记得“四大恒”由甬商所建。
可是,在齐如山先生的文集中,却看到他说“四大恒”起源于明朝,为山西人所建。
齐如山(1865—1962年)世居北京,他即是商人,又是戏剧作家,对老北京的历史非常了解。
先读读他的娓娓道来:北平自明朝即有四大恒之名目,一直传到了前清光绪年间,还是无人不知的。
现在无妨把它的来源大略谈谈。
在前清以前四五百年的时间,全国的财政都在山西人掌握之中,这差不多是人人知道的,四大恒便是山西人的银号。
其实不止财政,若只以做了几百年京城的北平来说,其他的生意也都在山西人手中,尤其在明朝时代更是如此,到了清朝才有山东人大量加入,把山西人的生意夺了不少,这也都有原因。
山西人所以能在北平握商业大权者,实始自元朝。
元朝开国之初,汉人对它当然是惧怕而且有恶感的,但山西一省因为与它临境,人民早就互有来往,当然商业更有联系。
迨元朝把宋朝赶到南方去后,在北方建起都城来,山西商人也跟着前来。
彼时内地汉人与元朝人向多隔膜或语言不通,不但不能融洽,且是不容易有买卖的交易,而山西人早就和蒙古人交往密切,于是蒙古人一切都靠山西人。
无论公事、私事买卖,都是先与山西人接触,山西人便得了手,所以不但各省垄断汇业的票庄都是山西人,连北平的各种商业也都是山西人领先。
那么到了清朝为什么山东人又能同他们抗衡呢,其原因大致相仿。
因为在清朝入关以前,千八百年中早就有许多人由山东浮海到东三省,早就和满洲人来往甚多,买卖的交易当然更多。
不但来往密,而结亲的人也不少,是满洲兵丁阶级的人家与山东的混合郑当以不少,所以山东人在关外已与满洲人有了很密切的关系,俟它入关,山东人当然也就跟着来了。
创立的商务很多,如银号、绸缎店、粮行等都不少,尤其是与家庭有联系的生意,老米碓房、担水夫等等,更都是由山东人包办,山西人所受打击当然不小。
徐祖光先生在“北京的宁波商帮”一文中的引经据典:要谈宁波人在北京开设的银号,还得从清代的“四大恒”谈起。
北京“四大恒”指的是开设在原东四牌楼的“恒利”、“恒和”、“恒兴”和“恒源”这四家大银号。
这四家银号是联号,相当于现在的连锁店。
有的资料谈它是镇海郑氏十七房郑世昌(1644-1728)在康熙年间所建,有的资料谈它是慈城千年望族冯氏后人与亲友集资所建。
不管怎么谈它都是宁波人在北京的大银号。
由于“四大恒”名气大,清代的野史杂记、文人笔记多有所记载。
如《清稗类钞》、《旧京琐记》、《梦蕉亭杂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书都有关于“四大恒”的资料。
有的说:“当年京师钱庄,首推‘四大恒’,始于乾、嘉年间。
”有的说:“‘四大恒’的创办人及伙计多为浙江宁波与绍兴人氏。
”不少书对“四大恒”的记述颇为详尽,包括它的组织、业务状况以及流传的故事。
清代北京是帝都所在,达官贵人多,富豪之家多,市肆繁荣,这对善于经商的宁波人来讲是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大市场。
宁波商人起始于投资金店,交往的多是达官贵人,有权有势。
后来“四大恒”开始放贷,逐渐由金店变成了银号,最后发展成操纵北京金融市场最有名气的机构。
查到百度的解释:“四大恒”由浙江慈溪的董氏在清朝乾隆年间所建。
《梦蕉亭杂记》(陈夔龙著)(陈夔龙,1855-1948):四恒者,恒利、恒兴、恒和、恒源,均甬商经纪,开设京师己有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清末民初蒙人崇彝著):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
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
《旧京琐记》(夏仁虎著)(夏仁虎, 1874-1963):银号首推恒和、恒肇等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
昔与某旗下友人约赴城外观剧,此友已更衣入内,久之,俄闻诟詈声,出则嗫嚅曰:“甚抱歉,需稍候也。
”询其故,乃愤然曰:“帐房可恶,竟以烟蜡铺之票与我(彼时烟蜡铺亦兼兑换,并发行银钱票),故痛责之,已往易矣。
”余曰:“误佳剧奈何?”友则曰:“此无奈何,余岂可以此示人?”久之,仆返,则崭新之四恒票,始欢欣而出。
当时某枢臣好积四恒票,百金一纸,万金为一束,叠置平正,朱印鲜明,时于灯下取出玩弄以为娱乐。
已而不戒于火,屋中成束之四恒票并付祝融,四恒家乃大获利市。
有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
资本厚而信誉坚,存款取息极微,都人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
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
其下者为钱铺,外城则专与汉宫往来。
彼时朝官有定员,官之资格,铺人一一知之,且有外任之望,此辈钱铺随时接济,便利殊甚。
又下则有所谓烟蜡铺,亦兼兑换业,并出钱帖,往往出帖既多,随时关闭。
而有一种人游行街巷,曰收买关门票,以少数之钱收集之。
及收集将满,则又报复业,此奸商之尤者。
逮宣统定钞币法,此弊始除。
汇兑庄亦曰票庄,皆山西人,交游仕宦,最为阔绰。
有外放官吏,百计营图以放款,即京官之有外任资格者亦以奇货居之,不惜预为接济,然失败者亦往往而有。
庄之执事皆为财东之戚友,故不虞其逃匿。
东家间岁一来查巡,布衣草鞋若村民,大抵数日即行。
庄伙之衣服皆为公物,及去职仍以布衣归也。
金店者初亦作金珠贸易,至捐例大开,一变而为捐纳引见者之总汇。
其上者兼能通内线,走要津,苞苴之入,皆由此辈,故金店之内部必分设捐柜焉。
其掌铺者,交结官场,谙习仪节,起居服饰,同于贵人。
在光绪季年,各种捐例并起,业此者莫不利市三倍,然皆非其本业也。
故讥者曰:“金店之金在其招牌上所贴之金箔。
”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
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
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
虽然我们现在仍不能确定“四大恒”的创建者为明朝晋商或清朝甬商,但随着改朝换代,老北京商业主力的变迁,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元、明朝代——山西晋商;清朝年间——山东鲁商;晚清、民国时期——浙江商人(甬商为主)成为后起之秀。
“四大恒”董家祖籍浙江慈溪董姓人氏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东四牌楼摆设钱摊,兑换银两铜钱,逐步发展起来的四家钱庄。
恒利是主店,位于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号位于东四牌楼北路西,恒兴居于其北的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
恒和号专司各大官宦富户的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两号专放当商款,恒利号在天津估衣街附设有首饰局,后改称为恒利金店,清末永安堂药店亦为恒利号的产业。
恒兴的主要业务是服务于各大商号。
由于资金殷厚,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而发行了“银票”在市场上流通,解决了银两携带不便和安全问题,极大方便了消费。
因此“四大恒”声誉大振,风靡全城。
到了光绪初年“四大恒”发展到了顶峰。
东四这块商业宝地,金融业务繁荣如现在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银票的人都想兑换成银钱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也有人因钱铺倒闭持票人无法兑换银钱,手中银票成了废纸一张,而“四大恒”却未受到影响。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之有关系。
”可见四大恒在北京金融业地位举足轻重。
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抢掠,“四大恒”却遭受灭顶之灾,四大恒于1910年前后关闭,但仍留有恒利金店一家,北京的钱业也一蹶不振。
1928年董氏将北京恒利金店关闭,转移到天津同朱姓、周姓的浙江同乡共同合资经营,日渐使天津金店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不久将店由估衣街迁至日本租界旭街,由于制作的金银首饰成色好、重量足、工艺精、物真价实。
尤其是包金技术更是高人一筹,包金首饰更受城市中下阶层市民、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欢迎,成为婚姻嫁娶的必备之物,因此,在经营上颇有起色,每年的分红成为董氏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
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的记载,天津开设最早,而且久盛不衰的金店是恒利金店(见下图)。
解放后金融资产归国家所有,至此恒利金店、老恒利银号依法结束了营业,所余资金全部用来偿还债务和遣散职工。
“四大恒”的历史彻底结束。
东四三条,东西走向,东起朝内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中部往南可通东四二条,往北可通东四四条。
全长722米,宽8米。
明朝属思诚坊,称三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三条胡同。
1949年后称东四三条。
“文革”中曾改称红日路三条,后恢复东四三条。
据《燕都丛考》载:“路北有海公府”,现已无存。
东四三条77号被列入东城区第三批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名单。
东四三条胡同东口与朝内北小街路东的吉兆胡同相对,西口在东四北大街路口东,往南不远就是东四牌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路西隆福寺大街东口内有隆福寺,街面上有德一茶庄、明星电影院、老字号便宜坊烤鸭店等。
路东靠东四牌楼东北角有干果冷饮店,街面上有松竹百货、聚庆斋糕点铺、东四信托商店、东天源京酱园、东四邮电局、东四人民银行、鼎记药房等。
胡同西口路东往北有北庆仁堂和宏仁堂乐家老铺中药店,与药铺比邻的是家古玩收购店。
除29号院外,东四三条的宅门有很多都是前门开在三条,后门开在四条的如35号、32、31、30号旁门、30号、29号、28号、27号等,这些大宅门深度跨越了东四三条和四条,是名符其实的深宅大院。
“四大恒”董家发财以后,在东四牌楼三条建宅置院,形成了以32号院为核心与31号、33号院相通构成东西向,坐北朝南横向复合型的四合院院落群,全家定居于东四三条胡同内。
民国十年(1921年)董家大部分人搬到天津居住。
解放后,31号称为东四三条小学,33号称为银行宿舍。
73岁的董文申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挂在位于东四三条家里大厅上的家训,“人和·情融·意顺·神畅福至”。
董文申说,董氏家族以德治家、经商、育人,在家庭内部儿媳妇的地位很高。
他说,董家认为儿媳妇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要平衡好家庭的各种关系,就要将儿媳这边的天平砝码衡量好。
以前董家的公婆在重要场合都要给儿媳妇足够的面子,买布料做衣服,吃饭的时候点儿媳妇喜欢吃的菜,尊重儿媳的娘家。
方方面面做好后,儿媳妇会把家里的事情整理好,男人也就能专注于事业了。
除了对儿媳妇好,董氏家族对周围的邻居和穷亲戚也是礼遇有加。
过年过节到街坊邻居家拜访,如果穷亲戚上门,又有外人在,他们会把亲戚的长处全部介绍出来,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