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的风格(初稿)

本科生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论萧红小说的风格 姓 名：谢玉玲 指导教师：覃碧卿 副教授 专 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年 级：2003级秋 类 别：专升本 学习中心：江门学习中心 完成时间：2005年 10 月12 日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论萧红小说的风格 [摘 要]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萧红小说 文体风格 悲剧风格 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同时，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萧红以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 一、萧红小说的文体风格 （一）超常规的文体语言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 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自然成为一体的。在《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最能体现这一点。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表现为直率、自然，又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二）自传式叙事方法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自传式叙事方法才成为萧红自觉的选择与追求。在她的小说中，这种自传式叙事方法主要体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 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 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①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萧红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②的自传型女性作家，只有这种角度才深深地契合于她的天性，才使她的情感和话语得以充分地表达。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三）“非情节化”的小说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无论是从早期的《看风筝》、《夜风》、《广告副手》，还是从后来的《牛车上》、《朦胧的期待》、《黄河》等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萧红小说这一十分明显的特点。这些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没有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萧红不热心对事件的展开，不去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着意去揭示其逻辑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风景画、人物画、生活片断和生活场景，通过这些片断和场面的细腻描写，从某个侧面去揭示事物的社会意义，表现人物的命运。这种写法，鲜明地体现了小说文体结构的散文化倾向。 散文化的结构章法不仅运用于萧红的短篇小说中，而且还运用于她的中长篇小说中。《生死场》写了季节的更换，年代的轮回，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镰刀会”。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间单元，并通过时间转换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 在《呼兰河传》中，时空结构更具开放性。它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游岗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萧红是一个全凭直觉感受的“灵性”去写作的女性作家，她重直观，重感觉，重生活的本真，故而她摒弃对情节因果关系的追求，而对包含生活本来面目的场景予以优先的考虑，即要从自然的生活场景中写出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正是基于这一自觉的审美追求，萧红的小说呈现出开放性的散文化结构形态。 （四）诗意诗境的小说 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③，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像小说”之外，却有比“像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1、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小说《家族以外的人》。自我形象是一个聪慧、纯朴、天真无邪的少女，通过这个少女的眼睛，反映了一个善良却又愚拙的老人有二伯的不幸，整部作品充满了一种温柔而委婉动人的抒情诗格调。小说《牛车上》则通过“我”和寡妇五云嫂在一辆牛车上的交谈，叙述了五云嫂的丈夫被抓去当兵，因领头逃跑而被“就地正法”，撇下她寡妇孤儿艰难度日的悲惨遭遇。整部作品都是在“我”——一个单纯、幼稚不懂世事艰难的少女的询问、观察中，反映出五云嫂的情绪变化和内心的悲苦，进而更加深了作品凄清哀婉的气氛，使小说犹如一首节奏徐缓、格调沉郁、感情悲怆的抒情诗。其它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手》等那些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2、萧红的创作同样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 萧红小说的诗情意蕴不仅表现在情境、意味等中，还常经由诗歌的抒情形式直接传达。如《呼兰河传》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