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物外宠辱不惊_杨绛的_平常心_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年 第２２卷 第３期
超然物外 宠辱不惊
——杨绛的“平常心”
陈　会　清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２６１１００）
摘要：杨绛历尽磨难而不悲观，虽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始终怀有一颗宽容温暖的心，着力表现人性的闪光点和人生的情趣。

关键词：杨绛；“平常人”之心；宠辱不惊
中图分类号：Ｉ０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５４０（２００６）０３－０１４５－０２杨绛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研究专家，因翻译西班牙名著《小癞子》（一九五零年）和《堂吉诃德》（一九七八年）而闻名于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杨绛创作了大量的风格独具的散文。

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她以女性特有的平和、冷静和独特的视角，审视生活，创作了数量颇丰、具有深远影响的散文。

杨绛是学界名人，却有一颗“平常人”的心。

洞悉人情世态的杨绛当然理解世人的心态，但她并不摆出一幅居高临下的教训者的面孔，她只是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们：首先，“天生万物，有美有不美，有才有不才。

万具枯骨，才造得一员名将；小兵小卒，岂能都成为有名的英雄。

”其次，“人的志趣也各不相同”，“有人企求飞上高枝，有人宁愿‘曳尾涂中’。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猴子爬得愈高，尾部又秃又红的丑相就愈加显露；自己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却忙不迭地挣脱‘隐身衣’，出乖露丑。

好些略具才能的人，一辈子挣扎着求在人上，虚耗了毕生精力，一事无成，真是何苦来呢。

”
杨绛认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

”杨绛在“文革”以前，就不爱显山露水，“文革”之后，她更加看透了人世间追名逐利的丑恶，因而她选择了“隐身衣”——冷静、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

杨绛、钱鍾书曾戏言要有仙家的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

进而又想到“凡间也有隐身衣”，“这种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

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
有了这种“平常人”的谦逊卑微之心，杨绛就能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杨
作者简介：陈会清（１９６９－），男，山东交通职业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硕士。

绛认为“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她甘居卑微，同时又不自暴自弃。

隐身不是自认渺小，自甘落后，无所作为，得过且过；而是知彼知己，脚踏实地，认准目标，孜孜以求，“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杨绛这种藏身“众人之中”，不求显达，不求名利，只是为了排除干扰，多干实事，为人生造福。

正是这种“平常人”的心，才使杨绛大智若愚、处变不惊。

杨绛有着生存的傲骨与坚韧，无论厄运还是顺境，她都保持着精神上的丰富和尊严。

下放干校，认真地学种菜，认真地看菜地。

尽管挨批斗，但仍然打扮得漂漂亮亮上街买菜。

她坚信：“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黑白颠倒的“文革”中，她始终未放弃对“人性”的寻觅、探求和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期待。

“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都是些披着狼皮的羊”。

即使是那些曾“春风得意”的红卫兵小将，在上山下乡后，杨绛也亲眼目睹了他们落到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工作，也没人管”的悲惨境地。

所以，杨绛不禁慨叹道：“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

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

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谁的敌人。

”
杨绛从容大度地看待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的人和事，对于那些批斗她、打骂她、诬陷她的人，她也不过多指责，而报之以谅解的微笑与怜悯。

因为到头来，“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谁的敌人”，大家都在运动中吃够了苦头。

杨绛还从造反派、监督小组发现许多人都是“披着狼皮的羊”，在极左的面孔下有着善良的心，（下转第１５７页）
（上接第１４５页）并进而洞察到时代乌云也有银边、金边。

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的结尾处写道：“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文革”给她留下的不是屈辱与仇恨，而是对人的理解，对人情和友情的珍爱；更是对真理的坚信，对人生的执著。

“文革”中，钱鍾书和杨绛先后下放干校劳动改造，也受到很多折磨与屈辱。

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怨无悔；即使当年他们知道会经受如此多的劫难，也会依然留在国内，为的是舍不得祖国，也为的是同生共死的朋友。

他们甚至愿意长期留在农村过苦日子，只是为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不到改变而忧心，为“大批有为的青年”荒废时光而“暗暗着急”。

杨绛关注的不只是自身命运的时下现状，更多的是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未来发展的担忧。

真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杨绛和钱鍾书，“伉俪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

”〔１〕钱鍾书对声名利禄，取超然物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

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厌恶应酬、谢绝记者、自甘淡泊、不喜张扬。

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等西班牙名著，成为第一位荣获以西班牙国王名义颁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中国人。

第一任西班牙驻中国大使请她，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知她所在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去请，她没有赖掉，因而有钱鍾书所说的“三个大使才请动她”的“典故”。

杨绛在新时期之所以写出文质兼美、独具特色的散文，是与作者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紧密相连的。

杨绛说：“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难，鍾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媛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２〕杨绛在自己的散文集中，选了一段英国十九世纪诗人蓝德的诗，诗云：“我和谁也不争，和谁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这是杨绛做人为文的信条，她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

“不争”是因为她对名利地位的“不屑”；然而对于自然和生命，对于文学和艺术，杨绛却倾注生命的全部热忱。

因此，她能超然物外，宠辱不惊，在不幸中保持平静，在卑微中观看世态人情。

杨绛历尽磨难而不悲观，虽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始终怀有一颗宽容温暖的心，着力表现人性的闪光点和人生的情趣。

本文所引原著的有关资料除注明外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出版的《杨绛作品集》第二卷（散文集）。

参考文献：
［１］柯灵．促膝闲话鍾书君．文化昆仑——钱鍾书其人其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７月版，第２２页．
［２］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７月北京第１版第６７页．
编辑：林 军
（一）社会部实施的社会服务
１９４０年２月，社会部为积极推行社会服务，首先在重庆筹设社会服务处，以实验示范为方式，办理各项社会服务事业。

１１月１０日，重庆社会服务处设立了两个分处，正式为社会服务，其主要业务是面向社会开展人事服务、文化卫生服务、职业介绍服务、经济服务及培训有关服务人员、技术人员等。

同时，中央训练委员会于中央训练团内，设立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各地社会行政及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人员，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第一期开始，整个抗战阶段未曾间断。

（二）三民主义青年团实施的社会服务
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服务事业中，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组织。

１９３８年该团成立之初，其主要任务就有促进文化建设、推行劳动服务等内容。

为了更好地支持抗战、服务社会。

三民主义青年团自成立以来，展开了各种服务工作，发动了不少关于救死扶伤、征募慰劳、防疫、治疗、插秧、植树等工作。

以征募而论，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均发动征募寒衣代金运动，募得款额８４３７３０元，１９４０年响应春节慰问军人活动，募得款额１０７　３４３元；１９４１年响应
出钱劳军运动，募得款额６９７　２７３元。

［３］（Ｐ３２）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发动重庆市春联义卖运动，１９４１年发动节约储蓄运动，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三）民间组织的社会服务
抗战时期民间的社会服务组织，数目众多，范围也极为广泛，有政府策动民力设立的，有各种团体设立的，也有纯属个人行为的，以下分类加以说明。

（１）关于抗战后勤方面：全国慰劳总会，基督教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天主教医药服务处，各团体或个人办理的抗属工厂以及抗属子弟学校。

（２）关于救济难民方面：各地难民收容所，难民收运站，各省同乡会、红十字会等。

（３）关于难童的救济教养方面：战时儿童保育会，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中华慈幼协会，香山慈幼院及民间慈善、宗教团体所办理的儿童救助机构如孤儿院、育婴院等。

（４）关于职业介绍方面：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及社会团体、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教育机关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等。

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抗战时期的社会服务事业呈现出良好的景象，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便利和帮助，对支持抗战、稳定社会秩序、丰富群众生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秦孝仪．革命文献（第９７辑）［Ｚ］．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４年．
［２］《社会服务》（第十二期）．重庆：社会服务事业协进会，１９４３年．
［３］王克．中国社会服务事业［Ｍ］．重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
编辑：林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