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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作者：肖瑶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2期摘要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
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
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
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关键词见危不救道德入罪法律介入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4-275-022004年5月19日下午,吉林省乾安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由于四、五名工作人员的阻拦,发生了拥挤,场面混乱。
一名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大家请求政府工作人员打120急救电话,结果对方说没手机。
大家又请求用政府的办公电话,他们却以电话不好使为由回绝了。
孩子的父亲陶金财甚至给工作人员下跪请求给予援助,结果还是没人理睬。
最终,陶汉武由于延误了抢救时间死亡。
2006年4月1日晚11时许,福建省安溪县蓝田水电站工人苏伟权和他的同事王双源,亲眼看到6名歹徒对3名少女实施强奸,一时犹豫未施援手,以致其中一名少女惨遭轮奸,两名少女跳崖,其中一人受伤,一人死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010年3月27日上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止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用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
目击者称,两人实施自焚行为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停止拆迁,也未对自焚者实施救助。
陶会西死后,尸体就在施工现场停放了2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无动于衷。
直到养猪场被夷为平地,尸体才被拉走,且不知所终。
以上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汗颜,大家不禁会究问:人性何在?五千年的道德标准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价值观吗?一、“见危不救”的释义对“见危不救”的定义,《成语词典》解释为:“见到别人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去救援。
浅析见危不救入罪之依据【摘要】近几年对“见死不救”、“见危不救”事件频繁见诸报端，不仅冲击着我们的道德良知底线，更引发了我们的法学视角思考。
本文试图从“见危不救”入罪的基本依据入手，进行简单的探讨。
“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入强制性法律的领域。
”——e·博登海默【关键词】道德义务；见危不救；不作为犯罪一、“见危不救”的概念界定（一）“见危不救罪”的主体。
“见危不救罪”的主体指不负法律上已规定特定职务或义务的一般公民。
而对于本来就负有特定法律义务的行为人，如拒不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成年子女；拒不履行救助危难病人职责的医生；拒不履行灭火职责的消防工作人员；拒不履行照顾婴儿职责的保姆；带未成年人去游泳而在儿童溺水时不予救助的成年人等，我国现行的法律已经能够涵盖，因此这些人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他们不属于本文所指的“见危不救罪”的犯罪主体。
（二）“见危不救罪”的内涵。
“见危不救罪”的内涵指于行为人和第三人均不存在重大且明显危险的情况下，对面临严重危险的人，有能力救助却漠然处之而不予救助的行为。
正如渔船老板见学生落水不予救助的行为，街头路人见遇难者躺在血泊中不予救助的行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见危而救也与见义勇为有着明显区别，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奋不顾身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行为人往往面临着重大或显著的人身危险，是少数英雄或道德境界非凡者才有的高尚之举。
因此，增设见危不救罪并非强制所有公民见义勇为。
二、见危不救的法理学审视根据法理学原理，法律体现并保护一定的利益，法律规则以其所保护的利益作为其权威树立的保障。
同时，我们判断法律价值的有无及大小的根据是特定社会主体利益的实现程度，因此法的制定也必须遵循利益运行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体利益的一致性是社会凝聚力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而法律存在的理由主要就是为维护该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任何破坏社会利益共生性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否定和惩罚。
王晓民：罚见死不救不如赏见义勇为两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没有施予援手。
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
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对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受访专家意见不一，有赞成通过立法进行惩罚，也有人对“立法规范”持谨慎态度。
（10月18日《南方都市报》)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虽然人们常说“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但法律所表征的正义永远都是建立在对某一事物的正确评价之上的。
这种正确的评价无法也不可能摆脱道德本身。
所以，法律与道德不仅无法做到泾渭分明，而且也时常交织在一起，任何试图脱离道德而论及法律都是不现实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见死不救进行立法，通过禁止和处罚见死不救的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的道义，着实有讨论的必要。
但有讨论的必要却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通过立法的途径来解决。
在论证见死不救是否应当立法规范时，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见死不救是否已经到了必须用立法禁止的地步？第二，见死不救是否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尺度来衡量？关于前者，涉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问题。
事实上，仅从小悦悦事件我们尚不能得出公民道德已经滑坡到必须要用法律予以规制的地步。
在今天新华社的报道中就有一篇《青海夫妇32年抚养脑瘫弃儿托起生命之光》的报道。
我们还很难认为见死不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将一种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行为法律化，很容易陷入“论心定罪”的道德陷阱，“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长期下去不仅无助于道德的构建，反而极易为人治提供生长的空间，侵犯公民的权利。
关于后者，涉及法律的权威问题。
目前，见死不救入罪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制体系，使这些国家在处理“见死不救”问题上游刃有余。
而反观我国，由于司法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非常容易陷入打击不足的“困境”，由此极易导致法律的权威丧失。
“见危不救”入罪的正当性思考作者：杨妮妮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10期作者简介：杨妮妮（1989-），女，土家族，重庆黔江人，福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摘要】早在2001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就有32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罪和见死不救罪”，然而直到今天“见危不救”仍未能入罪。
如今公民道德素质普遍下降，见危不救紧靠道德谴责已达不到应由的社会效果，“见危不救”入罪已有其正当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见危不救；刑法规制；法理分析一、问题的提出在范忠信教授的《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这一文中，通过列举国外各种将道德要求纳入法律而成为个人强制性义务的刑事立法例，来对比我国“无害他人、各得其所”的刑事立法精神，从而引起公众反思：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如国外的那些立法例一样，把“要求主动帮助他人、主动制止害人行为，要求个人成为社会福利和安全的监督者、保护者，要求个人代行共公机构、福利官和警察的部分职能”[1]等这些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的强制性义务？特别是近年来学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正如范忠信教授在其文章中所述：“将本来属于道德层次的要求，部分地就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的一条途径。
这种立法的利弊得失如何，未可简单而论，这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国家、什么人群中。
”简单的说，把道德要求规定为法律义务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只有法律规则带来的法律效果利大于弊才有其存在价值。
在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法律效果时，我们需要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民族情绪、道德现状等，此外，还须当时的社会有将某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的法律需求。
法律需求是法律修改的原因，由当时当地民众的价值取向、正义观念、道德水准、内心愿望以及当时当地的社会现状决定。
二、“见危不救”应当入罪在社会、经济转型的现阶段，我国刑法确实有必要突破“勿害他人”的原则限制，但并非所有有利于社会福利、秩序和谐的“人道责任”都有必要在刑法中得以体现。
辩论赛演讲稿格式范文【三篇】——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辩论赛演讲稿格式范文【一】正方：从小悦悦事件看，见死不救应当入刑反方：从小悦悦事件看，见死不救不应入刑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各位同学，对方辩友，大家好!对方辩友围绕小悦悦事件，列举了一系列的类似案例，一直在试图让我们大家接受“见死不救应当入刑”这一概念，但我方始终坚定立场，坚持认为“见死不救不应入刑”!下面我再一次总结我方观点。
第一，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不应用法律来代替道德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众所周知，见义勇为是一种合乎正义和道德的高尚行为，见死不救是一种有违道德与正义的为人们所痛恨的行为。
见义勇为、见死不救，同为道德问题，同无法定的救助义务，见义勇为就可被视为英雄而歌颂，但见死不救却是犯罪，要遭受刑法的处罚，这是何等的不公平，不公正!我方认为不该用法律来代替道德去规范人们的行为，把见死不救入刑，反而会降低见义勇为的含金量，升高道德的门槛，从而导致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下降、正义感减弱，使更多的人从“围观党”变成“跑路党”。
第二，若将见死不救入刑，就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咱们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之中，依靠人们内心信念的驱使、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强制来保证实施。
若将见死不救入刑，那么为了不犯见死不救罪，人们就得见死相救、见义勇为。
如此一来，见义勇为就从主动、自愿的道义变成被动、强制的法律义务，这不仅改变了行为本身的性质，还提高了该行为的道德评价标准----还有人会以为不犯罪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而引以为荣吗?对方辩友显然没有考虑过这种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的行为，将会导致不正确的道德舆论导向。
第三，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惩罚“见死不救罪”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对方辩友认为将见死不救入刑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假设“见死不救罪”成立，立法者首先就会面临何为“见死”，何为“救”何为“不救”的问题，法律显然是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界定的，而过于模糊的立法又会不利于司法实践的。
见死不救 释义：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援救 在危及人身安全或生命的危急事件发生过程中,目击者能救助而不予救助的情形被人们称为“见死不救”。
典故：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在蔡国的日子里，孔子给弟子们讲仁，讲见义勇为，发现宰予在课堂上睡觉，叫醒宰予，宰予问孔子有人落井，跳下去救死了是仁和见义勇为，不救是见死不救是不仁。孔子说可以用其他办法救
入罪 侵犯了法律
法律 法律（Law）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应不应该的判断标准 是否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进社会道德树立 法律和道德的界限
1、 见死不救是一种道德行为，无关法律，不存在入罪之说 2、 见死不救并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属于犯罪。 3、 见死不救入罪并不能够帮助社会树立道德之风（我们拥有道德，可法制不健全导致我们不敢救，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并非要用犯罪强制）
见死不救分类（强调没有义务的人没有责任的人） 有义务救而不救 有没有能力进行救助 首先，这并不是一种犯罪，根据立法案例不能把它当作法律。其次，你又怎么能够论证道德不起作用，而法律对于见死不救的防治起作用。如何来界定见死不救，小悦悦事件有人真的没看见，请问算是见死不救吗？
【见死不救与法律是否相关】 “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被定罪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定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有在事实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法律评价。
这种行为常常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怒和谴责,同时也冲击着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32位代表关于增设“见死不救罪”的立法提案,更是给人以世风日下,唯借助法律之威慑力方能挽救社会道德和良知日渐沦丧的紧迫危机感。然而,实情真如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吗? “见死不救”行为究竟可否归于法律制约?根据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是基于行为人的心理事实(主观方面)和行为事实(客观方面),是二者的统一,即行为人在主观罪过的支配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刑法应受处罚,即构成犯罪。 在法学界,持否定意见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从法理上看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不作为是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的。这些特定义务包括法定义务、职务或业务上的义务以及由于自己的先行行为而引起的义务。面对一个处在危险中急需救助的人,旁观者可能很多,虽然社会道义呼唤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公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救助义务。因此,将“见死不救”行为一般性地纳入法律，所要调整的人的社会行为的范围缺乏法理依据,所谓“见死不救罪”实难成立。 而持肯定意见者认为,虽然按照有关不作为犯罪的刑法理论,确实难以笼统地将“见死不救”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但现实状况及司法实践使我们有必要对刑法理论进行反思。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将男女双方为情所困,一方自杀而另一方坐视不救,自杀者最终身亡以及游客落水,船主坐视不救,游客最终溺水身亡等情形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见死不救”者刑事责任的案例日渐增多,因而有必要对此类司法实践作出一般的法律总结和规定。
一般公民则更多的是从对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两个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肯定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实质上是人性冷漠到了极点,这样的行为仅从道德的角度来谴责远远不够,唯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矫正公众的冷漠之心,故主张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法律约束。 否定者认为,“见死不救”行为归根结底还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出现这种社会现象,说明一部分人的社会道德低下。要消除这一现象,应当着重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倡导扶弱精神,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不能期待和依靠法律的介入,故不主张设立“见死不救罪”。
从双方所持观点来看,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评判时,关注的焦点都是客观实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律或道德的价值评价,但都忽视了对“见死不救”者心理事实的认定。法学界人士争论的焦点是旁观者有无救助义务的问题,这是在假设旁观者主观方面有罪过的前提下作出的;而一般社会公民则从情感出发,对旁观者心理态度作出“冷漠”的推测。平静地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自己是否也曾有过“见死不救”的行为?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口诛笔伐,或许明天我们自己也会被卷入这个“怪圈”。
由于突发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在很多情形下,旁观者不救助事出有因:或许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事件发生;或许没有认识到是需要提供帮助的突发事件;或许认为与自己无关;或许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许事情性质的不确定性让人们难以决断;或许提供帮助面临的风险太大让人畏惧;等等。显而易见,每一个理由都足以让旁观者作出不提供帮助的决定。
我们理解公众对目击者“见死不救”行为表现出的愤慨心情,任何一名有良知的社会成员都不愿看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的社会中,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接受社会心理学家向我们揭示的客观现实!因此,对于普通社会公众的“见死不救”行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法律的干预来改变。
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理论似乎为人们的“见死不救”行为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的确,每个人都很难保证当自己面对突发事件时一定会提供帮助,但是,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社会化的结果使每个成员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处地位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从而能自觉地按照社会规范行动,主动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对于负有特定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这一社会角色,社会期待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危难时必须挺身而出。他们的不作为行为就是对特定职责的亵渎,属于职务犯罪。而对于普通社会公众,虽然人们认识到社会总是期望有更多的人作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且施之于人即是施之于己,但这种社会期待只是社会的倡导,而不是与社会角色相对应的社会期待。因此,这种期待对普通社会公众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他们的不救助行为自然不能被认定为犯罪。
【正确防止见死不救的方法】 社会心理学亲社会行为理论解读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消极地接受现状,而是要让人们理性地看待“见死不救”行为并采取有效的行动去避免它的发生。事实上,在突发事件中,那些“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会抑制他人的帮助行为。同理,一个乐于助人的旁观者将会起到社会模范作用,会影响其他的旁观者投入到助人的行列。如何做到这一点,让我们面对“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决策过程”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可能作出社会期待的行为:(1)在关注自己事情的同时,要留意周围环境里发生的事情,避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2)当注意到异常情况时,应考虑多种可能的解释,避免用固有的模式和经验去解释眼前发生的事件。(3)记住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负有同样的救助责任。(4)当你相信发生了什么事,积极伸出援助之手,或许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并会引起双方尴尬,但是做出错误的决定,帮助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人,比起在危难时刻临阵退缩要好得多。对社会而言,要大力倡导各种助人的亲社会行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容易表彰、鼓励那些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见义勇为的壮举而淡漠那些“举手之劳”的救助行为,把它们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提倡“不因善小而不为”,才是避免旁观者效应出现的根本方法。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面对举手之劳都不愿为之,那么社会还能期待他做出可能使自己生命、健康、财产受到损害的壮举吗?同时也还要让社会公众 明白,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必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面对危急事件,挺身而出值得称道,但见机行事,最大限度地减小损害,更是恰当之举。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尤其应该让他们明白这一点。
【旁观者心理】 第三步,旁观者认识到自己应当承担起帮助的责任。当旁观者注意到事件的发生并且意识到是需要提供帮助的突发事件时,是否发生亲社会行为还决定于旁观者是否认识到自己负有提供帮助的社会责任。如果旁观者认为提供帮助不是自己的责任,那么就会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结果。即便认为存在社会责任,而假如当时又有其他旁观者在场,也往往会出现责任的扩散。Kitty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四步,旁观者对是否提供帮助进行权衡。即使旁观者已经通过前三步,也难以保证必然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因为旁观者提供帮助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有无帮助的能力及帮助他人的潜在风险。设想一下,面对持刀歹徒,你是否有能力制服他?如果没有把握而贸然行事,是否会“引火烧身”?或者面对一位需要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病人,提供帮助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甚至会让你掏钱垫付抢救押金,你作何选择?因此,如果旁观者没有能力提供帮助或察觉到提供帮助的消极成本(后果)过高,如有被伤害的危险以及在时间、精力和金钱方面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也许不会采取积极的行动。
【反方立场】 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纽约市的一起暴力侵害事件。这起最终被认定为谋杀案的暴力侵害事件之所以让美国公众感到震惊,既不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残忍与血腥,也不是因为凶手或受害人特别值得关注,而是因为有一群人对发生在自家窗外的侵害事件采取了无动于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见死不救”)的态度,令社会公众感到痛心。1964年3月某日凌晨3时,在纽约昆士镇克尤小区,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Kitty在下班回家途中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刺死,整个杀害过程持续了半小时。凶手在第一次刺中被害人离开后,又先后两次折回刺杀被害人,最终将被害人刺死。被害人在遇刺过程中曾多次尖叫,大声呼救,有多达38人听见了她的呼救声,并从公寓窗口看见她被刺中的情形,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甚至没有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分析：现场目击者的人数太多可能就是他们对谋杀案件无动于衷的真正缘故，因为人中的每个人当时或许都在想,一定还有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正在看到事件的发生和进行,并且他们肯定会采取积极的干预行动。结果,他们个个都成了“见死不救”的人
1. 2004年5月19日下午,某县某村80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二楼被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发生拥挤, 16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120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借用一下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的父亲陶金财急得给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跪下,哀求他们帮忙叫救护车。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会或者吱声。耽搁半小时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 2.在四川成都,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女生在动物园玩转椅时,不慎滑入转椅下的水池中被卡住,路经现场的一个中年男子不顾她的同学们的哀求竟漠然离去,结果女孩溺死在仅40厘米深的水池中。 3.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率队分乘9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途中,在一桥上遇上13岁女学生王萍。王萍躲避车队时不慎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桥下。面对在水中挣扎的女生,二三十位领导站在岸上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援救,致使该女生活活淹死。 4.湖南望城县星城镇农民龙松林被车撞倒,生命垂危,恰巧该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国驾私车经过,群众拦下王的车要王帮忙送伤者到医院,并将龙松林抬上了车,但王就是不肯开车,后龙松林经抢救无效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