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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技术侦查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在我国技术侦查这个专业术语最早出现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之中，但规定也没有特别细致，只是规定了重大经济案可以使用技术侦查，至于如何使用技术侦查、具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由哪个部门批准都没有做出规定。
之后几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类案件也层出不穷，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同时，在之后的《警察法》中也对该项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
然而，各类案件的破获难度不断增加、犯罪的手段越来越偏技术化、加之公民的法治意识以及自身的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出现的问题也明显增多，特别是针对该制度的合法性的争论以及该制度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侦查制度通过立法规范技术侦查手段，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做出了修改，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添加了技术侦查这一节，对技术侦查制度的适用程序、适用期限、适用对象以及适用范围都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一、我国技术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技术侦查制度适用案件范围的规定太过宽泛新修订的刑诉法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有些条文对技术侦查制度规定的不够具体;同时有些罪名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时间上也有不妥之处。
尤其是类似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为立案后，会影响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因为这些案件需要在立案之前就要对其进行技术侦查，以减小这些案件对社会的危害性。
(二)技术侦查制度监督惩罚机制不够完善制度的实施与运用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够发挥其作用。
然而，此次新修订的刑诉法虽然较之以往有较大进步，但关于技术侦查制度的监督并没有进行规定，这会使公民对该规定的合法落实产生质疑。
同时，由于该规定对惩罚机制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这会造成权力任意扩张、控权流于形式、。
如何完善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几点思考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针对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所推出的一项提高案件质量的改革措施,该制度从2003年底开始在各地检察机关中试行,它是通过“人民监督员”这个民意代表对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实施的一种外部监督,为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程序增设一道有组织的社会民主监督程序,以弥补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从立案、逮捕到提起公诉等诉讼环节中,缺乏外部刚性监督的缺陷。
人民监督员所实施的监督属于重点监督而非全面监督,具体是指:对职务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而检察机关拟维持逮捕决定和经立案侦查后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的案件(简称“三类案件”)实施监督。
此外,人民监督员发现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有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的(简称“五种情形”),也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人民监督员还可以应邀参加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其他执法检查活动,发现有违法违纪情况的,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
人民监督员监督“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范围的确定,是重点解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现实必要性“阳光”执法,才能避免腐败。
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不但要加强检察权内部运作的规范性和制度化,而且也要切实加强对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计,正是把社会监督直接引入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之中,使检察权的行使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直接的和具体的监督,从而促进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公正执法、文明办案,有效保障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行使。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政策、法律依据及先进性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的可行性表现为既有现行的法律依据,又有明确的政策根据,还有实践经验的支撑。
在政策环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政策依据是先有200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继有2005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纪委关于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7年底前的工作要点》,接着是200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和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监督机制的探索思考[摘要]加大对侦查机关侦查权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的重要途径。
文章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监督机制的建立有其理论基础及正当性，该监督机制的价值定位是实现检警双赢，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正当性；检警双赢；监督加大对侦查机关侦查权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
当前对公安派出所的法律监督，往往仅限于审查县区公安移送的案卷，而大量没有提请批捕的立案线索，或者派出所执法办案中的违法行为很难得到有效监督，进而形成法律监督的盲区。
因此，探索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监督的正当性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侦查体制改革后，基层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在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的指导下，承担着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放火、贩毒、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八种严重刑事犯罪及经济犯罪以外的各类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除此之外，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执行的职责也是由公安派出所负责。
由于公安派出所治安维稳任务繁重，在侦办刑事案件过程中，存在侦查能力不足、取证意识不强、执法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公安派出所的法律监督有现实必要性，而由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监督有其正当性。
第一，检察机关依法对公安派出所进行监督，是由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性质决定的。
通过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行政权、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重要特色之一。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对公安派出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它是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条件。
技术侦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技术侦查制度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不足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本文将从技术侦查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入手，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为社会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一、技术侦查制度存在的不足1. 法律法规不完善当前我国的技术侦查制度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法律对技术侦查的规定模棱两可，相应的配套法规也不完备，导致运用技术侦查的方式和手段存在较大的适用空间。
2. 执法机构权力滥用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执法机构可能会滥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甚至侵犯公民隐私权，这种滥用是技术侦查制度的重要不足之一。
3. 数据采集权与个人隐私权平衡不足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侦查大规模使用个人信息数据，造成了数据采集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失衡。
数据采集的监管机制和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力度相对薄弱，导致技术侦查过程中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频发。
4. 技术力量不足技术侦查制度的不足还表现在技术力量的不足，现有技术手段难以满足对各种新型犯罪的侦查需求。
技术手段在对网络犯罪的侦查中暴露出很多漏洞，这对执法机构的侦查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5. 证据获取不规范在技术侦查过程中，证据的获取往往不够规范，有些执法机构往往忽视取证过程中的一些规定，导致一些被调查对象在法律上有理由拒绝协助。
6. 信息共享不畅执法机构之间信息共享不畅也是技术侦查制度的不足之一。
由于信息难以共享，造成了一些重大案件的侦查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以上就是当前技术侦查制度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了解决技术侦查制度存在的不足，我们首先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技术侦查的范围和适用条件，限制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保护个人合法权益。
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体系，对违法滥用技术侦查的行为进行严惩。
还要建立技术侦查的监管机制，加强对技术侦查手段和方式的管控。
2. 加强执法机构行为规范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要求执法机构在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限制其权力滥用，保障公正侦查。
完善我国刑事撤案监督的几点思考[摘要]我国刑事撤案监督不力甚至无法监督，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申又往往存在案件应当撤销而不及时撤销和案件不该撤銷而撤销两种现象。
本文在分析我国刑事撒案及监督立法现状及缺陷的基础上，试图从主体、內容、方式和程序以及法律效果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的刑事撤案监督制约机制，以完善我国的刑事撤案检察监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撒案监督；立案备案；撤案备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处理方式有移送审查起诉和撤案两种。
对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后面还有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两道程序来检验其结论是否正确。
刑事撤案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产生的法律后果非常明显。
第一，从实体上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如无新的犯罪证据或新的犯罪事实存在，侦查机关就不能以原来的犯罪事实重新立案。
第二，从程序上终结刑事诉讼，是对刑事立案的否定，也是对批准逮捕的否定。
案件一旦撤销，后面没有任何程序可以监督和救济，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又往往存在案件应当撤销而不及时撤销和案件不该撤销而撤销两种现象。
立法上的欠缺，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无法有效地对侦查机关刑事撤案进行监督和制约。
因此，构建我国的撤案监督制约机制，对完善我国的刑事撤案检察监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的刑事撤案监督立法现状及缺陷(一)现行法律妁相关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第1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的决定。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了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应当撤案的六种情形。
此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了应当撤案的六种情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37条规定了自侦案件撤案的三种情形。
完善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环节对于诉讼目标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它通过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收集犯罪证据，为案件提起公诉和进行审判打下必要基础；另一方面，侦查权的不当运用又会直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妨害整个诉讼任务的完成。
基于此，构建完备的和强有力的侦查监督机制实属必要。
然而，就我国目前侦查监督制度的运行来看，监督的权威与手段仍然较弱，效果仍然难尽如人意，由此也反映出监督的机制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
近年，围绕侦查监督机制的合理构建，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很多同志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观点林林总总、见仁见智。
不过，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力)的角度予以阐述的，而如何强化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一方的侦查监督权(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笔者认为，尽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在我国侦查监督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当事人对侦查权的监督也不能忽视。
因为案件当事人与侦查活动和侦查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保障其诉讼监督权利的拥有和行使能够对侦查权进行更为有效的制约。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力和当事人侦查监督权利的强化两个方面对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对侦查监督和侦查监督权的理解研究和探讨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措施，首先必须对何谓侦查监督和侦查监督权有一个相对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关于侦查监督的含义，我国立法目前没有明确界定，理论界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观点认为侦查监督就是对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活动的纠正，即将侦查监督范围限定于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活动。
一种观点将侦查监督理解为对侦查权的主要控制形式，认为包括审查批捕、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
还有观点主张侦查监督是对整个刑事侦查工作的监督，除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之外，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也是其重要方面。
笔者认为，对于侦查监督的对象范围，应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即侦查监督不仅应包括对违法侦查活动的监督，也应包括对立案活动的监督，还应包括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對于侦查机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监督。
这样理解不仅符合我国侦查监督工作的实际运行情况，也有利于促使监督主体强化监督意识，将侦查机关的整个诉讼行为都纳入监督的视野。
侦查监督权从主体上来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侦查监督权既应包括侦查监督权力，也应包括侦查监督权利，即是指立法机关、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执政党、侦查机关内部以及其他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和案件当事人、一般公众对于侦查的监督权。
狭义的侦查监督权则仅指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对于侦查的监督权。
本文所讲的侦查监督权取其广义说，不过仅就其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和当事人的侦查监督权予以了重点阐述。
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完善与强化在我国，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避免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司法腐败的迫切需要。
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制度还存在力度不够、途径单一、范围有限等制约其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的缺陷，需要通过改革予以完善。
(一)增强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力度较弱、权威不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纠正违法措施的落实效果还不够理想。
据有学者对1995年到2005年全国、S 省和C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状况的统计分析，在不立案监督上，尽管由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因而对于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案件，纠正率一般都在90％左右，但立案后，公安机关往往消极侦查，结果案件最终侦破并由法院判决的比例并不高(S 省Z市1998年至2000年立案监督成案后，侦破并由法院判决的仅占20％左右)，这样立案监督就难以达到实际的效果。
对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尚且如此，对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效果就更不尽如人意了。
由于法律在这方面没有具体的规定，因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撤销案件建议不予采纳的，检察机关也是无可奈何。
在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上，就全国来看，纠正率历年来都是在60％至80％浮动，这表明检察机关的侦查违法监督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所存在的上述效力不够、实效不明显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和探讨。
一些同志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检警一体化”体制，使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指挥、控制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如有的学者提出，为增强监督的效力和效果，应当通过改革，赋予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对违法行为的直接处置权，并从实体和程序上作出明确规定，诸如警告、停止履行职务、暂时或永久性剥夺警官资格和处以罚金等。
另一种观点则不赞成实行“检警一体化”体制的改革主张，认为完善纠正违法机制不应追求实体性处分权，因为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我国宪政体制和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只能是一种程序性监督权。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关于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地位，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两者“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这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与“检警一体化”下检察机关控制、指挥侦查机关活动的关系是不相容的。
法治原则是一国的司法改革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检警关系没有改变之前，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对于违法侦查活动的实体处分权是不合适的。
此外，实行“检警一体制”意味着检察机关将深度介入侦查活动，势必会混淆检察与警察的不同功能，使侦查活动缺失监督环节，侦查权会借以更加膨胀，更加难以制约，这反而与强化对侦查的监督这一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不突破现行的体制并非意味着在强化侦查监督权方面就无可作为。
实际上，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之所以缺乏应有的效果，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权力义务的不对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依法对包括立案、侦查活动在内的整个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却没有明确规定侦查机关配合和接受监督的义务，即侦查机关是否接受监督完全靠的就是其自觉性的高低，这样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威也就大打折扣。
所以，在维护我国现行的检警关系的前提下，对侦查监督权的强化关键是通过修改完善法律，对侦查机关配合和接受检察机关监督的责任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而在法律作出修改之前，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联合会签办案规则的形式，明确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建议书后，应当及时启动纠正违法程序，并在一定期限内将纠正情况书面反馈至检察院。
对于不及时纠正违法，情节严重的，检察机关有权建议公安机关更换侦查人员；因侦查行为违法而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的，检察机关有权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完善监督的渠道和方式对侦查行为进行有针对性和有实效性的监督，首先要畅通获知违法侦查行为的渠道。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法定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发现并监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二是在审查起诉中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对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三是通过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发现并纠正违法侦查活动；四是监所检察部门发现侦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羁押和违反办案期限规定的，依法予以监督纠正。
这些已有的监督途径对于及时充分地发现、了解侦查活动存在的违法行为是远远不够的。
在实践中，通過审查逮捕进行侦查监督基本上是依赖卷宗，实行书面审查，而要求公安机关在自己制作、装订和移送的卷宗中全面呈现其违法侦查行为的情况是不存在合理期待性的。
对于审查起诉，尽管法律规定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因而并不限于书面审查，但是审查起诉过程中的侦查监督，一方面是典型的事后监督，并不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这种监督的范围也只限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其他案件难以纳入侦查监督的视野。
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虽然可以及时发现违法侦查活动，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动态监督，但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还没有对提前介入侦查的时机等程序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因而大大影响了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况且提前介入制度的侧重点在于引导侦查取证和控制犯罪，并不在于发现并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这也使得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查后配合多、监督少。
监所部门对于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同样存在事后监督的局限性。
为弥补现有侦查监督主要依赖卷宗和实行事后监督的不足，完善监督的途径，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建立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方对违法立案、不立案和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机制。
规定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方就上述违法侦查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检察机关必须受理，经调查属实的，应当监督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这样就大大拓宽了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活动的知情渠道，也大大拓宽了检察院实行侦查监督的案件范围。
二是改革审查逮捕工作，改变单纯的书面审查方式，赋予其一定程度的诉讼特性。
为避免依赖书面审查无法全面客观地掌握违法侦查活动的情况，应明确规定审查移送逮捕的案件，必须提审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的人、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
三是对提前介入侦查的案件范围、介入时机、介入后的工作事项等作出明确规定，充分发挥其引导侦查、监督侦查的作用。
(三)合理确定和延伸监督的范围关于侦查监督的范围，目前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如何进行监督的问题。
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如何进行监督，无论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都没有给予规定。
实践中，检察机关是在内部将侦查监督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分设，实行的是内部自行监督的模式。
对此，近年，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多有非议，认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自侦自捕，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外部制约。
在研究中，一些学者和实务专家提出了几种改革建议，如：检察机关不再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继续行使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将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移交法院行使；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改由上一级检察院行使等。
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自侦自捕所可能带来的弊端，确实有必要适当予以分权。
但如果检察机关不再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就要考虑是否要在中国设立诸如廉政公署这种专门负责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机构，这种事关国家机构设置、事关国家司法机制的方案可以探讨，却无法解决眼下的问题。
将审查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而导致的自捕自判，更难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
而将审查逮捕权交由上级检察院行使，虽然在运行中也存在一些困难，但有助于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更好监督，同时也较为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