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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播分离省级及地方电视台迎来的新机遇与挑战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制播分离成为省级及地方电视台迎来的新机遇与挑战。
传统电视台的制播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用户的需求，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本文将就制播分离对省级及地方电视台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进行探讨。
一、制播分离的机遇1.1 开拓新的媒体渠道制播分离使得省级及地方电视台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节目内容进行传播，打破了传统地理限制，有效拓展了媒体渠道。
通过新媒体渠道可以实现多平台同步播放，提升影响力和覆盖面。
1.2 个性化节目定制制播分离允许用户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进行个性化节目定制。
省级及地方电视台可以根据用户的选择和反馈，精准推送节目内容，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1.3 拓宽收入渠道通过互联网平台，省级及地方电视台可以将广告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推广，拓宽收入渠道。
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可以实现定向投放广告，提高广告效益。
二、制播分离的挑战2.1 节目内容创新与制作能力制播分离需要电视台具备较高的节目内容创新和制作能力。
省级及地方电视台需要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培养专业化的制作团队，提高节目制作质量和创新度，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2.2 监管和版权保护制播分离后，互联网平台的内容监管和版权保护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省级及地方电视台需要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和版权保护体系，保障自身权益和用户权益。
2.3 用户粘性和竞争压力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量的媒体资源，用户的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省级及地方电视台需要加强用户的粘性，通过个性化推荐和用户互动等方式，吸引用户关注和留存。
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竞争对手的压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三、解决机遇与挑战的对策3.1 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为了应对制播分离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省级及地方电视台应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
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互联网平台的稳定性和用户体验。
3.2 加强合作与共享制播分离需要电视台与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合作与共享。
电视媒体体制改革中制播分离新探解凡【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播分离是电视产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就市级电视媒体的体制改革中制播分离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研究.【期刊名称】《新闻传播》【年(卷),期】2011(000)003【总页数】1页(P29)【关键词】制播分离;电视媒体;新探索【作者】解凡【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广播电视台【正文语种】中文制播分离最早起源于英国，其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
在我国，通常情况之下是在党和国家政策的统一指导下，实施把除新闻节目以外的其他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播出分别由不同的单位（或机构）负责的管理制度，这种电视产业经营的管理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播分离制度。
1.制播分离的背景我国的电视产业界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提出了制播分离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播分离是电视产业自身发展的必然。
近十年来，制播分离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所谓的瓶颈问题也已经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2.制播分离进行新探索的基础中央和广电系统的相关领导在很多场合就制播分离的问题已经表示了支持，我国广电政策的总体导向是支持制播分离的。
中央和广电系统的相关领导在很多场合就制播分离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意见，为各级广电媒体自上而下进行的“制播分离”改革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早在2006年，全国广播影视局长会议上，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广电总局局长的王太华就指出：“要根据广播电视的特点，积极进行制播分离制度的改革。
除新闻类、社会访谈类等节目之外，其他如文艺术和体育、科技类的节目等可以逐步实行制播分离，引入市场机制……要根据有关政策法规，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
”其次是广电媒体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广电媒体不但要应对行业内的竞争，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种种挑战，比如说网络电视、手机电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等都可以成为影视内容的播出平台。
我国“制播分离”制度变迁的历程与趋势易旭明摘要我国电视“制播分离”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自发试行、禁止与探索、高调重启与平稳推进这几个阶段。
世纪之交的自发试行阶段，社会制作机构参与节目制作0跃。
2009年重启后的制播分离重点则在于国有电视制作机构转企改制、可经营性资产剥离。
但是在媒体融合时代，我国电视新闻节目以外的制播关系已经演化为更加复杂的产业链之间分工合作关系,制播体制改革新趋势是在保障电视社会价值前提下,通过电视机构内外部的管理创新和体制改革，来提高经济效率并促进产业发展'关键词制播分离，电视制播体制，市场需求，制度环境“制播分离”是我国讨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与播出机构关系所用的概念,与“制播一体”制度相对应。
它源自上世纪80年国的委托制片(commission)制度，原意是指政府规定必须播出一定比例外购节目，播出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独立制片公司。
由于我国行业起源于制作播出一，因此我国传界制播分离理解为把制作部门出去的制度。
但是中的节目制作和播出的关系却更加复杂。
制播分离的运作方式包括对部的委托制作、节、联合制作、股权合作等,作者简介 ，男，复大学新院博士后流动博士后，师范大传播学院授。
研究方向:传济与管理。
电子信箱：yixuming2002@。
基金项目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项目(编号2012XAL012)。
也包括电视台内部的节目组、工作室、频道乃至全台层面节目制作部门的改制转型。
我国对“制播分离”的理解、实施、政策口径也几经变迁o 我国的改革一样，在行政双重力量支配下的制播体制改革着一定的反复。
“制播体制改革停停。
”/102000年前后和2009年前后禁倡“制播分离”政策引起界、学界热议，随后我国根据各自需要探：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制播分离，政府部门也根据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制。
2012年，《中国好声音》节的收视率“对”协议、风险共担模式一度界认为是“真正的制播分离”，但2016年国家广局又倡议签署“对赌协议”，发布全国省级签署的《恪守社会，反对唯率自律公约》，要合同中不签订以率率排名定价、议的条款[2]o 此可见，“制播分离”作为一种传媒制度身的含义、变迁非常复杂，现有多侧重研究制播分离的经济效率、发展功能、以作方。
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摘要上海文广的制播分离改革标志着全国广电系统制播分离的开始。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发生乃至最终实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行为、组织和活动家行为，意识形态作用和路径依赖现象，关键词上海文广制播分离新制度经济学2009年10月21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正式分拆成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标志着全国广电系统制播分离的大幕正式拉开。
随后，湖南广电的改制方案也于同年12月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启动和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中央电视台和北京、江苏、上海、天津、湖南、浙江、辽宁等部分省级电台、电视台成立了由台控股的节目制作公司，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改革。
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重拳出击，改革的重点是将广电行业内“政策允许的制作业务和经营业务分离出来。
打造市场主体，推动广电产业做大做强。
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的转变，是广电体制的变迁和创新。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
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发生乃至最终实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笔者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这轮整体制播分离的特点做如下分析。
一、制度变迁中的国家行为2009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密集出台关于制播分离的政策部署。
7月7日至8日，2009年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讨论了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7月16日。
广电总局向各地广电局下发文件《广电总局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修改稿)》，《修改稿》规定，除影视剧外，电视台从市场购买节目的比例，原则上每年不低于播出总量的30％。
8月26日，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意见》要求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级、副省级电台、电视台为重点，着力在影视剧、影视动画、体育、科技、娱乐类节目领域，积极稳妥地推进制播分离改革。
0这是广电总局第一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发布的指导性文件。
地方电视台制播分离改革初探作者：傅岭来源：《声屏世界》2012年第11期背景：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制播分离一直是国内电视界热议的话题，相应的改革实践也在曲折反复中摸索前行。
在如今的中国荧屏，节目“制播分离”已渐成风气。
以《中国好声音》为例，这档在浙江卫视播出的节目是在上海录制的，它的幕后制作团队是上海的“灿星制作”，隶属星空卫视。
不同于传统的“自产自销”，制作与播出分属两个机构的《中国好声音》，也被业内形容为“一档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节目”。
上海英翼传媒总裁余慧认为：“制播分离是荧屏节目市场化后的一个趋势。
对电视台来说，制播分离除减少了人力成本之外，还有效地避免了交差心态。
引入竞争机制后，制作方在成本控制下为了更好地生存势必需要拿出更高质量的节目吸引更多的观众。
强者更强，弱者淘汰，对节目市场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
”反观南昌广播电视台，长期实行的是事业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制播合一的运作除却节目自产、自销的表现形式外，背后还有一支庞大的人员队伍与之配备，这不仅导致了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等消极现象，而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台有限资源的高效运转。
同时，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生产方式，使得科学管理和竞争机制无法植入，节目制作近亲繁殖，节目质量长时间在较低水平上重复运转，节目收视率整体滑坡，并步入困境。
出于地方台竞争的压力、对市场危机的预期以及对提高收视率的强烈渴望，南昌广播电视台开始讨论和尝试引进新的管理体制。
2012年年初，南昌广播电视台决定将政法频道作为整个台机制转换、改革创新的试验田，与长沙天择传媒进行战略合作。
这一合作拉开了南昌广播电视台政法频道制播分离改革的序幕。
直面收视率：制播分离改革尝试的第一步1.勇于“揭短”的举措：晾出收视率。
南昌广播电视台政法频道的前身为新闻频道。
去年，该频道黄金时段19：00—22：00收视率只有0.09%，为该频道历史最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堪忧。
以制播分离的方式与湖南长沙天择传媒进行战略合作之后，频道定位由“新闻”改为“政法”。
一、重新认识制播分离制播分离是最近几年来广播和电视行业的热点话题，理论界希望通过制播分离的推行，即通过市场之路做大做强中国的媒体，从而形成跟国外传媒竞争的实力；全社会也对制播分离寄予厚望，希望制播分离能克服广播电视自身的体制缺陷，产出更多的好节目。
总之，制播分离被期望成解决广播电视目前存在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我国广播电视界制播分离的推行却曲曲折折，近几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实质性的进展十分有限，原因在于制播分离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广电行业内部对制播分离也存有广泛的曲解和争论，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全新思考，重新认识制播分离：1. 什么是制播分离制播分离是指将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生产剥离出去，由社会上的其它实体完成，电台电视台通过购买社会上的节目或开放时段完成播出，即实现广播电视节目的社会化生产和全面流通。
2. 为什么需要制播分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直施行采编播一体化的生产模式，节目由自己生产自己播出，缺乏竞争机制，人员十分臃肿，个别员工甚至一年就只搞几个节目或办一台晚会，这种制播合一、吃大锅饭式的运行机制严重限制了节目的发展，造成了电视台电台效率低下，运作成本高昂。
而人民群众对电视和广播的节目需求越来越高，在目前体制下，广播和电视精品节目少，整体节目水平长时间在低水平上重复运转！迫切需要广开渠道，拓宽节目生产平台，聚集全社会的力量即实施制播分离来生产丰富多彩的节目。
可见制播分离有两大意义：第一推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第二聚集社会力量为观众生产丰富精彩的节目。
3. 制播分离的影响制播分离对社会经济也将产生广泛影响，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制播分离的实施是在培育我国广播电视之外的节目内容生产产业，使之逐步成熟壮大，形成产业链；其二，对市场来讲，施行制播分离是广播和电视产业化的标志，必然给资本市场带来众多较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促进资本和产权的整合，也必将促进节目交易市场的繁荣兴旺；其三，对电视台电台来讲，施行制播分离意味着全台的运作转移到以市场为中心，走在前列的广电媒体将会通过体制创新和市场的力量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的发展动力，有机会发展壮大为世界广播电视的巨人，赢得与国外传媒抗衡的实力。
广电集团运营全媒体产业链的问题与对策——以湖南广电集团为例作者：王蕾来源：《传媒》 2015年第15期文／王蕾2014年，中央电视台率先进入T20模式，通过《舌尖上的中国2》与电商进行广告投入合作，向观众提供网络平台订货服务。
如今，广电行业在制播分离状态下，纷纷走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今年伊始，湖南广电集团将自主产权节目全部武装到自己的网络视频平台——芒果TV，不再向其他互联网企业分销，在保持了自己版权优势的同时，杜绝了电视台在网络层面的“空心化”现象。
笔者认为，现阶段，媒体集团运营的全媒体产业链存在两大核心抓手。
一是效益抓手：集团的任何架构建设、项目启动考虑到的一定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统一；二是思维抓手：现阶段，集团的任何架构建设、项目启动都要有全媒体思维。
广电集团运营全媒体产业链面临的问题媒体融合问题。
全媒体运营实施的前提就是实现媒体融合，但就广电全媒体建设现状而言，媒体融合上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产业壁垒。
可以说，制约媒体融合深入发展的绝非技术，而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壁垒。
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导致传统纸媒、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各自为政，以及管理体制的束缚问题日益凸显。
不管是三网融合还是媒体融合，若是广电集团看到的只是经济利益而忽略社会利益及媒体融合带来的长远利益，那么产业壁垒将成为全媒体运营实施的一大掣肘。
二是体制发展滞后。
对于全媒体的实践来讲，媒体融合不仅实现了不同媒体内容的融合，而且实现了不同媒介渠道的融合，从而产生了多头监管的局面。
而这种与全媒体发展现实不符的体制，必然会带来产业资产归属不一、认识理念不一和行业管理界限模糊等问题。
三是全媒体管理问题。
传统媒体之间都是界限分明的，彼此的管理理念也存在差异，而全媒体语境下的媒体融合，必然要求各类媒体树立协调发展、彼此竞合的理念。
作为广电集团管理者，就要科学架构各类媒介管理，合理制定集团的全媒体发展目标，积极构建完善的全媒体产业链。
思维模式问题。
制播分离为省级及地方电视台带来的巨大改革与进步在中国电视台的早期发展阶段，制播一体是非常普遍的模式。
这意味着整个电视台会负责节目的制作和播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制播一体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诸如资源浪费、创意不足等问题也逐渐困扰着电视台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电视台开始逐步推行制播分离的改革。
所谓制播分离，就是将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和播出部门分开运作。
这意味着制作部门负责节目的策划、拍摄、后期制作等工作，而播出部门则负责节目的播出与传递。
这种改革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改革。
制播分离的一大好处是提高了电视节目的质量。
在过去的制播一体模式中，电视台需要同时承担节目制作和播出的任务。
这就导致了资源分散和创意不足的问题。
而通过制播分离，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可以更加专注于节目的策划与制作，从而提升了节目的质量和创意。
播出部门则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精心组织和传递这些优质节目，让观众们能够更好地享受到精彩的节目内容。
另外，制播分离还为电视台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市场竞争力。
原先的制播一体模式中，电视台必须要同时承担制作和播出的责任，这限制了他们对市场需求的灵活性和及时性。
而通过制播分离，电视台可以更好地根据市场需求和观众反馈来调整节目内容和播放时间，使得电视台能够更好地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并保持竞争力。
此外，制播分离还为电视台带来了更好的运营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在过去的制播一体模式中，电视台需要同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持节目的制作和播出。
而通过制播分离，电视台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避免了重复投入和浪费。
同时，制播分离还可以让电视台更加注重管理和运营，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实现更好的资源利用效果。
总的来说，制播分离是一项对省级及地方电视台来说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
它带来了巨大的改革与进步，提高了节目质量、灵活性、竞争力，提高了运营效率。
通过这一改革，电视台能够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推动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制播分离省级及地方电视台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之选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电视台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和升级的挑战。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制播分离是省级及地方电视台的关键举措之一。
本文将探讨制播分离对电视台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并分析其具体举措。
Ⅰ. 制播分离的背景和必要性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电视观众逐渐流失，传统的播放模式也受到冲击。
电视台面临着观众市场细分化和多样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改变等挑战，亟需转变现有的运营模式。
制播分离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电视台内部职能的优化，从而更好地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
Ⅱ. 制播分离的具体举措1. 建立专门的制作机构制作机构负责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创作，要拥有独立的运营和管理能力。
通过建立制作机构，电视台能够更好地满足观众对多元内容的需求，并提供更具创新性和质量的节目。
2. 优化人员结构和职责划分制播分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优化人员结构和职责划分。
电视台需要招聘和培养专业的制作人、编辑和技术人员，以提高制作能力和创意水平。
同时，要清晰划分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的职责，确保各个环节的高效协作。
3. 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制播分离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益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招投标、竞争选拔等方式，选择具备实力和创新能力的制作公司与电视台进行合作，提高节目的质量和观众认可度。
Ⅲ. 制播分离的益处和挑战1. 益处制播分离可以促使电视节目更加专业化和创新化，提高节目质量和观众满意度。
同时，制播分离也有利于电视台的运营和管理，分担了一部分播出的工作，使机构职能更加明确。
2. 挑战面对制播分离带来的挑战，电视台需要面临人员、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招聘和培养专业的制作人员、如何处理制播之间的协作以及如何确保节目的规模和质量是制播分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
Ⅳ. 制播分离的案例和启示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已经有一些省级及地方电视台进行制播分离的实践。
例如，江苏、湖南等地的电视台纷纷进行制播分离改革，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湖南广电改革打造新媒体制播分离渐入佳境2010-07-08 来源：财经时近7月，长沙天气闷热异常。
与其他城市不同，这个城市的名片——湖南广播电视台的所在位置并不在长沙市中心，而是在城郊马兰山。
离湖南广播电视台不远就是全国闻名的浏阳河，此刻水势渐涨，河岸上不时有人在来回察看。
熟悉湖南广电的人都知道，这一地方是魏文彬选中的。
2008年初，魏文彬离开主政1 5年的湖南广电，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更多时候，外界依然愿意将其与湖南广电联系起来。
在离任前一年，魏文彬为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定下目标：从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去，建立新的市场主体。
6月28日，这一谋划三年的湖南广电第三轮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当日上午，湖南广播电视台与芒果传媒正式挂牌成立。
魏文彬的继任者，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芒果传媒董事长欧阳常林表示，芒果传媒的成立是湖南广电第三轮改革的真正破题。
半年前，湖南省政府已经决定撤销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人民广播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和湖南经济电视台，组建新的湖南广播电视台。
2010年初，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意。
而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同时成立的还有湖南广电一直翘首期待的新市场主体——芒果传媒有限公司，2010年3月，原快乐金鹰投资控股公司正式更名为芒果传媒有限公司。
湖南的方案看上去极为眼熟，在湖南广电改革开启之前，另外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地方广电机构——上海文广也在2009年完成整体转企改革，具体改革方案与湖南并无二致。
20 09年10月，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上海东方传媒同时挂牌。
上海、湖南两家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广电机构开启改革之旅，将会对国内广电行业改革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示范意义不容忽略。
将事业部分剥离成立广播电视台，将产业部分整合成市场主体，已经成为各地广电竞相效仿的改制模板。
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广电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在监管层对待制播分离政策不明晰背景下，究竟哪些资产可以放到企业中去，频道资源该如何与改制后的企业对接，地方广电又应如何走出跨地域扩张和在新媒体行业的布局试点，均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但是，湖南的第三轮改革将会以自身的初践为广电行业提供改制路径。
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肯定了此前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改革成果，明确指出转企改制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希望能够培育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推动其上市融资。
包括广电行业在内，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或将迎来加速改革改制的阶段。
《财经》记者获悉，上海、北京、湖南之后，亦有多个省份在紧密追踪制播分离进展，广播电视行业的制播分离与转企改制大戏渐入佳境。
艰难的“第三轮改革”鼎盛之时，魏文彬主动开始体制变革，谋局三年，欧阳常林终于打开局面魏文彬治下，湖南广电曾经发起过两轮改革。
1994年，苦心想做“大电视、大产业”的魏文彬成立湖南经视，开启第一轮改革。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华立回忆，“成立一个新的经视推动了老朽的湖南电视台，这种改革最简单，达到的效果可能最好，如果拿当时的湖南电视台去改可能困难重重。
魏文彬当时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达到了惊人的效果。
”而此后更被津津乐道的是，改革成果之外，成立经视的另一个收获是欧阳常林的出现。
2002年，伴随经视的出现，制片人制度建立，放权的同时，湖南广电内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危机之时，魏文彬开启第二轮改革，在节目、电视剧、广告的整体管理方面进行整合。
两轮改革成果明显，湖南广电“有管有分”的频道制在经过一放一收的两轮改革之后，也已经摸索成熟，至今被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电视台效仿。
前两轮改革是“被动改革”、“非改不可”，逆境中求生存不同，第三轮改革是魏文彬的主动求变。
在魏文彬卸任前的2007年，正值鼎盛的湖南广电提出了第三轮改革宏愿。
在此之前，“超女”红遍中国，湖南卫视广告增长迅速。
此时魏文彬认为，电视湘军再次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早在两年前，魏文彬就曾经对《财经》记者直言，湖南广电机制改革之路已经走到头了，下一步要想有突破只能依靠体制上的改革。
今年6月4日，魏文彬在深圳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这位湖南广电曾经的当家人依然危机感十足：“十年以后的传媒行业是什么样子，谁是老大，只有天晓得。
”与魏文彬持相同看法的人在湖南广电内部并不在少数，张华立就明确表示，全国的卫视平台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数字显现得那么大，只要施以一定的改革调整，相互间的差距就会迅速缩小。
2006年9月，几次连续的闭门会议之后，魏文彬在湖南广电内部党组会议上提出了第三轮改革的目标，“从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去，并且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市场主体”，这一改革行动在湖南广电内部被称为“秋天的思考”。
但是，与前两轮改革目标确立之后立即行动不同，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目标确立之后很长时间内，外界一直未见电视湘军的动作。
今年6月28日，欧阳常林对媒体解释说，“因为是体制改革，难就难在体制上。
”张华立坦言，前两轮改革目标很具体，第三轮改革看起来很抽象，而且方向好像也不是很清晰，着力点找不到。
6月4日，谈及湖南广电第三轮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魏文彬认为，因为这一轮改革“是裂变，是彻底的革命，本身就复杂”。
此外，也有执行力的问题。
魏文彬的继任者欧阳常林以勤奋著称，但是做事风格与魏氏颇有不同。
6月4日，魏文彬指出，欧阳常林的特点是勤奋，过于勤奋，而缺点则是“从政时间太短”。
在体制改革方面，湖南广电发力最早，但是却先发而后至，准备充分的上海文广率先获得整体转企改制的准生证，2009年10月，第一个完成整体转企制播分离改革。
眼见于湖南广电资产庞杂，影响其进一步的产业化发展。
湖南省政府强力推动湖南广电2010年初完成局台、管办分离。
湖南广播电视局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完成“局台分离”，湖南广播电影电视局和湖南广播电视台分别组建。
1月9日，吕焕斌被任命为湖南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书记。
4月1日，欧阳常林被任命为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
局台、管办分离为接下来的改革铺平道路，6月28日，芒果传媒挂牌，第三轮改革正式启动。
第一轮尝试遇挫借力资本市场完成制播分离改革尝试失败的同时，也探明了改制航路上的礁石所在湖南广电本有机会改写历史，成为第一家将其内容资产带入资本市场的广电机构。
过去三年中，欧阳常林一直在寻求尝试突破的机会。
2008年9月，湖南广电曾经试图借力资本市场，通过旗下的上市公司电广传媒收购自身核心资产的方式完成制播分离改革，但在苦心尝试20多天之后却碰壁而回。
彼时，关于湖南广电计划“整体上市”的传闻与报道不断，湖南广电多位高层回应，根据中国当下的传媒管理体制，“整体上市”几无可能。
真实的情况是，湖南广电计划由电广传媒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收购湖南广电手中现有的内容资产。
现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华立、聂玫以及改革办主任黄自笑均为当时计划的参与者。
此前，由于多次稀释，当时的湖南广电集团在电广传媒的持股已经下降为21%，借此次定向增发，可以重新夺回控股权。
此外，通过将内容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也能够启动筹划已久的第三轮改革。
但是，在停牌近20天后，由于无法解决注资当中的技术难题，电广传媒最终选择提前复牌，终止这一计划。
如果当时湖南广电完成对电广传媒的注资，将会为后来的上海以及其他广电的改革寻找到新的路径，在关键的内容资产定价等技术问题方面也将会提供历史性的标杆。
言谈及此，曾经参与此次交易的人士无不叹息。
但是，或许也正是这种创造历史的心态影响了当时湖南广电决策者的选择，面对收回电广传媒控股权的绝佳机会，没有预料到这一改革本身所具有的难度。
6月28日，再回望2008年的注资，张华立认为，当时湖南广电内部资产分割尚不清楚，一时不能同时满足证监会和宣传部门刚性的监管政策。
多位参与交易的人士介绍，当时的湖南广电内部资产极为庞杂，很多资产的财务状况均以事业报表形式呈现，当时的湖南广播电视集团为事业集团，旗下的湖南电视台、电台、经视均为独立法人，资产清理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此外，中宣部、广电总局明令禁止将平台纳入公司，这也就使得分离出来的公司与事业母体之间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而交易定价的市场化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当时虽已经开始鼓励制播分离，却没有明确究竟哪些资产属于经营性资产。
黄自笑说：“我们是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之中，发现走到了死胡同，这是两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
”湖南广电第三轮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就此收场，其结果是，湖南广电丧失了创造历史的机会，但是也知道了改制难点所在。
多位参与了2008年电广传媒增发收购事项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2008年的尝试在广电行业属于首次，虽然最终并未做成，但是却给整个行业特别是湖南广电后续制播分离改革带来明确启示。
一位中介机构人士表示：“知道了礁石在哪里，就会想办法绕开。
”“我们看到了大方向，但需要有关产业的具体保护、指导、鼓励政策。
”两年前，电广传媒复牌之后，张华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眼见资产复杂程度之后，湖南广电开始尽快局台分离，核销掉其他事业单位，成立湖南广播电视台。
此后，资产同归于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法人代表变成欧阳常林一人，大大节省了资产划拨的难度。
当时湖南广电已经开始请中金等财务顾问进场，做相关的尽职调查、资产评估、把事业报表全部转换成企业报表。
当时计划装入上市公司的艺人经纪、新媒体、内容制作、影视剧等资产，现在可以尽快装进芒果传媒当中。
但是，在最为关键的核心资产如何装进企业单元的问题上，无论是上海还是湖南，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为什么没有农民种鸦片?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文化领域的这些知识分子会种精神鸦片呢?精神鸦片赚钱，但是要杀头的。
”6月4日，在深圳洲际酒店的房间里，魏文彬抬头发问，将手里的香烟用力地捻灭在烟灰缸中。
“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还是胆子小。
老是把这些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宏观调控的。
文化产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体制改革。
思想不解放就是怕不安全。
”魏文彬直言到，谈及当下的广电体制改革，他不掩饰其焦虑：“方向对，步伐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对《财经》记者表示，小步快走为中国改革的基本逻辑，不需要关注每一个改革步伐是否一步到位，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
“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传媒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政治关系的重新组合。
在中国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大调整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改革只能以一种渐进式的，‘切香肠’式的方式迈进。
”一位资深广电人士分析认为：“从制度上来说，频道是不允许租赁的，如此在产业化运作方面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技术难题，关联交易、频道与企业的关系等等。
”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期待政策进一步明朗。
大“制播分离”闯关过去10年当中，行业监管者在“制播分离”政策方面摇摆不定，几度变易，直接影响了广电的产业化改革，至今仍未完全明朗湖南第三轮改革的框架与上海模式几乎一致，事业单位划归到广播电视台，原来的产业单元统统划归到的市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