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翻译文学史书写的几点思考】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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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点总第期MangZhongLiterature429浅析胡适的文学翻译思想◎张亚楠(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南阳473004)胡适(1891—1962)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文化巨人,他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创获性的文化成就。
胡适大力提倡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文学翻译思想。
梳理这些散见于胡适论著、书信以及译序中的翻译思想,可以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理论的发端,对于今天的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活动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文学翻译的目的和翻译文学的功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者,胡适非常重视外国文学名著对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借鉴作用,1916年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3]具体到改造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方法问题,他主张通过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引进外国的文学方法,“……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阐明上述主张的理由之后,他再次强调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在一封有关戏剧翻译的答信里,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在于输入‘范本’。
”二、翻译选材在翻译的选材问题上,胡适主张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他痛感当时中国的文学翻译充斥着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外国作品,因此在给曾孟朴的信中说:“中国人能读西洋文学书,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译出的,至今还不满二百种。
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这也是我们英美留学生后辈的一件大耻辱”,并与曾氏共勉“各依性之所近而力所能勉者,努力多译一些世界名著,给国人造点救荒的粮食”。
中国近代文学在急风暴雨中步履艰难而又急促地走完了它的全程,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并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
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
但,许多专家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
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
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
)。
再如黄人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
)。
像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
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一、晚清译界的“林译”现象林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
他不通外语,而翻译外国小说百十余部,《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信”而“达”且“雅”,堪称“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
林译小说与原文出入甚大,其中的“不忠”之处,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随意改变文学形式,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二是“任意删节原文”;三是常常“增补原作”。
林纾对原著的“不忠”,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外语言的暌隔,或是理解能力所限,而是出于明知故犯,有意为之。
钱钟书发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境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
林译小说尽管漏译误译随处皆是,然而,它们使对于欧美世界知识浅陋的中国人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第一次真切地了解了他们家庭和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不仅赢得了清末民初广大市民读者的青睐,甚至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健将也多受馈于其中所传递的西方人文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译小说恰恰由于其中最具特色的那部分“讹误”成分,多少因此能免于岁月的淘汰,令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多年后重新翻读依然觉得“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温”再三。
林纾译书的经历当然是个极端,但在晚清译界,却并非个案。
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精通外文,但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时,他只选择了“进化论”部分,彻底省略了“伦理学”的观照,不仅删削了赫胥黎对社会进化论背景下伦理衰微的担忧和对宗教拯救的冥想,还大肆渲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论的要义。
以唤醒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
此外,梁启超译《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等也是如此。
这些有意为之、为我所用造成的“误译”,成了晚清译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林译现象”。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而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
书 评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由陈福康于1992年编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于2000年6月出版。
本书是我国译学研究的开创之作,系统地讲述了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英语翻译学习者提供了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获中国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语言学著作类三等奖。
本书作者陈福康教授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中国文史、日本汉文学史、中国翻译史、译学史等的研究工作。
在翻译方面,陈福康教授译有《鲁迅比较研究》等。
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的不断研究,著成了本书。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包括“引言”、“余话”、“后记”,以及四章主要的内容。
“引言”部分作者解释了撰写本书的原因、本书所涉及范围以及撰写方法等。
“余话”部分包括本书的参考书目、胡孟浩为本书做的序、赵秀明《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一文。
“后记”是作者为本书写的,以下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译学理论。
本章共19小节,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译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译学理论。
此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并不多,译著也主要以佛经的翻译为主。
本章以小节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及一些译者理论及其影响。
第一小节追溯了翻译最早开始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官“象胥”,及孔子的译学理论等。
作者在介绍翻译理论的同时引用了相关的周代及孔子的语录资料,显示了作者经过认真考证得出结论。
第二到十三章以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为主要线索,分节介绍了支谦、道安、玄奘等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翻译思想。
作者所引材料涉足范围广泛,并由此总结出各译者的译学理论。
本章的第十二、十三小节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学史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到达中国,经书翻译活动兴起,传教士们逐渐开始了对翻译理论中“信、达”等问题的讨论。
2021年6月外㊀文㊀研㊀究Jun.2021第9卷第2期FOREIGNSTUDIESVol.9㊀No.2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综述(2000 2019)以‘中国翻译“文献计量研究为例皖西学院㊀刘㊀虎摘㊀要:本文对‘中国翻译“新世纪以来刊发的所有理论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借此窥探过去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脉络和走向,为学界同行提供一份翔实的历时研究参考资料㊂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理论文章可以分为五大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㊁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㊁翻译实证研究㊁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㊂总体来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占据明显优势,但2009年后其发展势头减缓,稳中有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紧随其后,2010年后其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翻译实证研究从无到有,自2004年起步并逐渐发展壮大;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2010年后其发展逐年走高;翻译教学研究起步平稳,2009年后成为研究热点之一㊂最后,针对中国翻译研究 中西话语生态失衡 的缺陷,本文提出了 三结合 的解决方案,并将其纳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期待为未来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体系的建构开辟一条道路㊂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国翻译;文献计量分析;高频关键词;高引用文章中图分类号:H059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21)02-0080-09一㊁引言以1987年 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 和 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 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正式起步㊂这两次研讨会 吹响了学科建设的集结号,标志着学科理论研究共同体正式形成㊂翻译学者整体展现出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译学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蓝红军2018:7)㊂从1987年到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翻译学界的理论意识不断觉醒,对翻译研究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㊂学者们围绕翻译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 翻译学科的性质问题㊁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以及建立独立翻译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 (谭载喜2012:7),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㊂这一时期,翻译学界的关注焦点从单纯的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逐渐过渡到引进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到了世纪之交,又转向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㊂(韩子满2019)至此,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其深度和广度都有大幅度拓展,呈现出明显的多维度㊁多视角㊁跨学科的特点,如胡陈尧(2019:106)所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走出了一条博古通今㊁融汇中外㊁跨域创新的研究道路㊂ 那么,21世纪20年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其发展脉络和走向如何?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本文将致力于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期待总结21世纪头20年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经验,并为其将来的发展建言献策㊂二㊁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曾经做出过回顾和反思,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总结了其特点和成就㊂何刚强(2015)将过去3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归结为3个方面:1)中国学界视野得到拓宽,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普遍比较深入;2)翻译研究被广泛看作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参与;3)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先导作用愈发明显,引发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异军突起㊂许钧(2018)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条开放㊁探索㊁互动和创新的发展道路:从初始开放和借鉴,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到强化交流与反思,学习和探索研究方法,再到关注理论话语建设,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发展翻译教育,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㊂韩子满(2019)则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划分为5个阶段,即恢复与整理期㊁对外借鉴活跃期㊁学科意识觉醒期㊁研究与深入拓展期和理论与对象创新期,并以每个时期内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为线索把这5个时期串联在一起㊂以上学者提纲挈领式地总结了中国译学发展的轨迹和成就,粗线条地勾勒出一幅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图景㊂然而,所有这些回顾和反思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都是经验式㊁随感式的定性点评,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简单㊁笼统和泛化,其中遗漏了很多重要细节,更无法看清各个时期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走向㊂因此,它们缺乏系统性的指导意义㊂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详细扫描过去20年间中国译学研究权威期刊‘中国翻译“刊载的所有理论文章,借此集中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脉络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检索的‘中国翻译“上刊载的理论文章包括两大类:即针对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翻译家访谈以及翻译史研究等宏观理论问题的文章,与针对具体翻译技巧㊁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证研究的微观理论问题的文章,但不包括译著评析㊁人物介绍㊁翻译史话㊁读者论坛㊁译界动态等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既不研究翻译问题,也不包含有价值的翻译思想,对翻译理论的发展没有明显的贡献㊂这样,本文收录的文章全部属于针对翻译理论㊁方法㊁技巧和教学等问题的研究,属于典型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文章㊂三㊁研究设计(一)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1)21世纪头20年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特点是什么?2)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含子类)呈现何种发展趋势?3)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启示?(二)研究方法利用中国知网(CNKI)在线检索‘中国翻译“2000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所有理论文章,并通过标题㊁关键词㊁摘要和全文通读将这些文章分类(含子类)㊂分别统计文章总数㊁年度文章总数㊁年度分类别(含子类)文章总数,并考察位居使用频次前40的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的分布情况㊂然后,借助图表和各种可视化研究工具(饼状图㊁折线图和柱状图)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总结21世纪头2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并对其将来发展提出建议㊂(三)数据分析1)总体分析统计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翻译“发表的理论文章总数和分类别(含子类)文章数量,通过后者与前者的比例关系了解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㊂2)年度对比分析统计各类别(含子类)文章年度发表的数量,据此了解过去20年间各类别研究(含子类)的动态和走势;对比各类别(含子类)之间的变化关系,据此了解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详细变化情况㊂3)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分析以位居使用频次前40的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为研究对象,找出它们所对应的研究热点和动态,据此旁证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分布和趋势㊂四㊁研究结果(一)总体结果中国知网在线检索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翻译“共发表理论文章1222篇㊂分类(含子类)如下:A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A1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㊁述评和西方翻译家访谈;A2运用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则㊁方法或范式来阐释各种翻译问题;A3西方翻译史研究)㊂B类: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B1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2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掘整理;B3中国翻译史研究)㊂C类:翻译实证研究(C1基于观察㊁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2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㊂D类: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D1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D2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3翻译与跨文化交际)㊂E类:翻译教学研究(E1口笔译教材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2MTI课程的思考㊁设计和优化)㊂表1㊀各类别(子类)文章发表情况总表类别(子类别)A类B类C类D类E类A1A2A3B1B2B3C1C2D1D2D3E1E2数量22624513274457650262152809321总数/占比484/39.61%395/32.32%76/6.22%153/12.52%114/9.33%㊀㊀如表1所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A类)论文共计484篇,占总数的39.61%;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B类)论文共计395篇,占总数的32.32%;翻译实证研究论文(C类)共计76篇,占总数的6.22%;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D类)论文共计153篇,占总数的12.52%;翻译教学研究(E类)论文共计114篇,占总数的9.33%㊂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21世纪头20年以来整体上表现出如下态势(见图1):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备受学界青睐和重视,其论文产出占据了最大比例㊂其次,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在论文产出比例当中位居第二㊂学者们在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同时,也不忘思考并发展中国本土翻译理论㊂再次,翻译与文化传播和翻译教学研究也是译学界关注的热点㊂翻译与文化传播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针对翻译教学的讨论也十分活跃,翻译实证研究则逐渐兴起,方兴未艾㊂图1㊀各类别文章发表情况此外,每个子类研究在整体上表现如下: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和述评和西方翻译家访谈(A1子类)㊁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则㊁方法和范式的应用(A2子类)以及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1子类)这3个板块共同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半个江山,其论文产出占比高达60.97%㊂翻译与跨文化交际(D3子类)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2子类)是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重点;而口笔译教材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1子类)则是翻译教学研究的主要侧重点㊂基于观察㊁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1子类)和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C2子类)论文产出只占很小的比例,单从数量来看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趋势㊂(二)年度分析结果1)总体发展脉络和趋势对比每个研究类别的年度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近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脉络和趋势(图2):图2㊀五大类别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共同占据了过去20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的主战场㊂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2000年到2009年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势头;但2009年以后则有所起伏,虽然仍处于核心地位,但整体波动较大㊂从2000年到2011年,学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显著强于中国翻译理论㊂但从2012年开始,对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关注则超越了西方翻译理论㊂其次,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的总体走势是平稳增长:该类别虽然在2000年到2010年间变化波动不大,但从2010年起则稳步攀升㊂翻译教学研究则常年保持一定热度:该类别从2009年起迅速升温,到2013年达到高峰,其后又渐趋平稳㊂总之,这两个类别在过去20年里始终是研究热点之一㊂翻译实证研究则从无到有,2003年以前一片空白,从2004年起其关注度则逐渐攀升㊂2)详细发展脉络和趋势对比每个子类别的年度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近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详细脉络和趋势:其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㊁述评和西文翻译家访谈(A1子类)以及西方翻译理论的应用(A2子类)的研究呈锯齿状分布(见图3),表明它们虽然都是研究热点,但年度变化冷热不均㊂2007年以前,A2子类研究明显强于A1子类,但随后两者基本上交替上升下降,最后又归于平衡㊂西方翻译史研究则是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㊂图3㊀A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A1 A3)其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1子类)的研究逐年走高(见图4),特别是2011年以后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A1和A2子类㊂中国翻译史研究(B3子类)似乎受到了特别重视,逐年走高㊂然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则萎靡不振,除了个别年度有所收获外,基本没有什么进展㊂图4㊀B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B1 B3)其三,翻译实证研究2003年以前一片空白,尤其是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C2子类)更是从2009年起才有所起色(见图5)㊂基于观察㊁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1子类)2003年后获得发展,但其论文产出还是大起大落;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有所进展,但其成果仍然很不突出㊂图5㊀C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C1 C2)其四,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D1子类)似乎一直不受关注,20年来鲜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2子类)从2008年以后则受到了极大关注,其研究成果节节攀升㊂翻译与跨文化交际(D3子类)曾经是研究热点之一,但2010年以后渐趋平缓(见图6)㊂图6㊀D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D1 D3)最后,关于口笔译教材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1子类)的研究一直都有成果产出,并且在2009年到2013年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见图7)㊂MTI课程的思考㊁设计和优化(E2子类)的研究从2009年起异军突起,到2013年达到高峰,随后逐年平稳下降㊂图7㊀E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E1 E2)(三)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分析1)高频关键词分析考察表2和图8,可知过去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热点涉及领域多㊁跨度大㊁范围广㊂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表2㊀高频关键词统计表关键词频次关键词频次关键词频次关键词频次翻译228翻译理论19误译13主体性11翻译研究66诗歌翻译18语料库13策略11文学翻译45法律翻译18翻译硕士教育13意义10翻译策略42口译研究17规范12忠实10英译38同声传译17翻译标准12汉译英10翻译教学35归化17语言服务12翻译原则10译者28方法论14翻译能力11翻译伦理10口译22口译教学14翻译史11翻译过程9异化21译介14意识形态11语境9翻译学21汉英翻译13机器翻译11隐喻9图8㊀高频关键词柱状分布图㊀㊀A.西方翻译理论研究㊂西方理论的研究范式和术语,例如异化(21)㊁归化(17)㊁方法论(14)㊁规范(12)㊁意识形态(11)㊁主体性(11)㊁忠实(10)㊁翻译伦理(10)㊁语境(9)和隐喻(9)等出现总频次高达124次,可以说炙手可热㊂B.翻译教学和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㊂翻译教学(35)和翻译硕士教育(13)达到了相当高的出现频次㊂这与前文所得出的分析结果 翻译教学研究则常年保持一定热度 相吻合;而文学翻译(45)和译介(14)则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㊂这与前文D2子类 从2008年以后则受到了极大关注 和D3子类 曾经是研究热点之一 相互印证㊂C.语料库(13)也占据了一定的出现频次,但其热度还不十分显著㊂这与前文语料库量化研究成果 仍然很不突出 也形成了相互照应㊂2)高引用文章分析考察表3,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热点涉及的主题和其受追捧的程度:表3㊀论文最高引排序表论文名称引用频次论文名称引用频次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2179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592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1513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579坚持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做好外宣翻译工作1473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569续表3论文名称引用频次论文名称引用频次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1346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568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1304儿童文学翻译刍议556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1282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530生态翻译学解读1197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527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1030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研究:以葛浩文为例515谁是翻译主体948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505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的启示866多元系统论495翻译选择的目的性820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487选择与适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806伽达默尔哲学阐释与翻译研究478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736原作意图与翻译策略460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726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456口译训练:内容㊁模式㊁方法707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445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699翻译与意识形态研究: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435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647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433也谈归化与异化636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424译员知识结构与口译课程设置607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409认知语言的翻译观604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384㊀㊀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枝独秀㊂其研究热度㊁可及度和认可度都显著高于其他类别研究㊂在所有40篇论文中,有27篇属于这一类㊂排名前10位的高引论文中,有5篇属于此类,前20位中有12篇,前30位中有19篇㊂ 归化㊁异化㊁意识形态㊁功能主义㊁文本类型㊁语用顺应㊁接受美学㊁哲学阐释㊁关联理论㊁多元系统以及后殖民视角 等主题已然席卷了整个中国翻译研究空间㊂其次,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热度和可及度㊂在高引论文当中,也出现了众多此类论文,例如 中国的文学翻译 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 以及对翻译主体的讨论㊂还有从崭新的视角看待翻译本质的论文,例如 生态翻译学解读 和 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而且引用频次还非常高㊂这与前文的分析结果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也受到了特别关注 保持一致㊂最后,翻译教学类论文在最高引排行榜上也十分引人注目,其研究成果的可及度和接受度可见一斑㊂例如 口译训练:内容㊁模式㊁方法 译员知识结构与口译课程设置 和 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 这3篇论文的引用频次十分靠前㊂五、讨论与建议(一)讨论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整体上呈现出 三强三弱 的特点,即西方理论强,中国理论弱 现代理论研究强,传统理论研究弱 理论性研究强,实证性研究弱 ㊂另外,各个理论子板块研究的活跃程度随着时间变化也有所波动㊂下文结合这些特点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语境化的分析,以阐明其背后的动因㊂从学术背景来看, 西方理论强,中国理论弱 的特点很可能是两者之间发展程度严重失衡造成的㊂西方翻译理论借鉴了包括语言学㊁文学㊁哲学㊁文化研究㊁美学㊁认知科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了一个较为科学而严谨的理论体系,可以多角度㊁跨学科地阐释整个翻译过程㊂例如语篇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形态㊁多元系统㊁翻译规范㊁后殖民等文化学派理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揭示翻译行为背后的各种操控因素;阐释学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可以揭示翻译过程中原作㊁译者和译作三者之间的关系;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从人类思维层面解释翻译现象㊂反观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却远未达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程度,缺乏逻辑性㊁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难以用来指导翻译理论或实践中遇到的纷繁复杂的难题㊂这样,学界自然会青睐一个成熟可靠的理论体系,并推广运用,从而形成了目前 西强中弱 的理论格局㊂ 现代理论研究强,传统理论研究弱 可能是由于传统理论的现代阐释转换不易,或者过于抽象㊁笼统,并不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㊂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见诸古代佛经翻译的序㊁跋㊁例言或评注之中,例如,唐玄奘的 五失本 三不易 求真喻俗 等等㊂它们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古籍当中,不成体系㊂严格来说,它们还只是翻译经验而非翻译理论㊂(周忠良2016)要发掘整理这些古代文献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可能收效甚微,不如直接从现代翻译实践中提炼出合适的理论并加以运用更为方便㊂ 理论性研究强,实证性研究弱 则可能是实证性研究自身的特点造成的㊂一般来说,自省式㊁归纳式的理论思考总是先于实证研究㊂先是有了理论总结或假设,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㊂这样就会在大规模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形成一个时间差,似乎前者总是要先于后者达到繁荣㊂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实证研究的代表,但是由于起步晚㊁数据采集和分析时而会遇到困难㊁研究周期长等不利因素,造成了当前翻译实证研究明显落后于理论研究的状况㊂从年度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2010年前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教学和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逐渐兴起㊂这是 三强三弱 总体格局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㊂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个特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官方政策的扶持㊁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加深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等因素㊂首先,2012年以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研究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官方大力提倡挖掘中国自身的翻译理论,给予了项目申请和出版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学界意识到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㊂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原创翻译理论,例如变译理论㊁玄翻译学㊁大易翻译学㊁和合译学理论等等㊂其中,生态翻译学理论首次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解读翻译本质,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㊂从高引文章分析来看, 生态翻译学解读 和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2篇文章被引频次竟都达到1000次以上,其热度和认可度可见一斑㊂这表明中国学者从一味追捧西方翻译理论回归到了理性,开始专注于本土翻译理论的建设㊂其次,翻译教学类研究从2009年起成为热点之一,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㊂这也归因于官方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翻译人才的需求在政策上的扶持㊂自2007年以来,MTI学位教育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其课程设置㊁教材和教法的研究也火爆起来,从而大大增加了翻译教学研究的热度㊂再次,翻译与文化传播类研究自2011年起稳步攀升㊂这与官方政策的支持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㊂由于中国政府大力实施 中国文化走出去 工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自然成为研究热点㊂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学界更是聚焦于这方面的讨论㊂(二)建议上节 三强三弱 的讨论实际上暴露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㊂一言以蔽之,就是 中西理论话语生态失衡 (周忠良2016:89)现象㊂中国学界似乎已经习惯于臣服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学会了用洋话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演讲的主题㊁措辞㊁腔调已然全盘西化㊂长此以来,离开了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中国本土翻译研究大厦就会轰然垮塌,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支撑㊂这个状况必须改变㊂为此,本文强烈呼吁建立中国自身的翻译话语体系,以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为依托,融合西方理论话语中积极的成分,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㊂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 三结合 ,即古今理论话语相结合㊁中西理论话语相结合㊁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相结合㊂古今理论话语相结合,就是在现代学术话语规范的指引下,将中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和转换,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服务㊂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朱志瑜(2001)将中国古典玄学中的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进行现代转换,发展出了神。
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国籍的多重性刘小霞四川理工学院摘要:本文在《译介学》关于翻译文学性质与归属的讨论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翻译文学的性质、翻译文学应纳入国别文学(在中国是中国文学)以及翻译文学“国籍”的主要观点。
在张南峰“多元系统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翻译文学的性质、意义来对“国籍”和归属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旨在说明:第一,应该从翻译文学的性质、意义出发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性,而不应该简单地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
第二,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翻译文学;性质;国籍;归属一、关于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讨论《译介学》①在关于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方面,做了详细的讨论,主要观点如下:首先,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指出翻译文学的归属依据的是翻译家的国籍。
其次,就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说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
明确了翻译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廓清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然而,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属于外国文学,那么它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
②二、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性”从以上翻译文学归属的讨论可以看出《译介学》将翻译文学的归属的判断依据和翻译文学“国籍”的判断依据合而为一,认为都应该是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
笔者首先赞成“依据文学翻译的特性,依据翻译家劳动的再创造性质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来判定翻译文学的归属”。
但是,应该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而不应该简单地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
翻译文学的归属和翻译文学的“国籍”应该区别看待。
正如张南峰所言:把翻译文学纳入本国文学史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把译者视为翻译文学作品的唯一作者,未免简单化,而按作者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则有任意性。
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模糊性、双重性甚至游移性,才是出路所在。
③首先,《译介学》以国别文学史的编写为例,指出,我们判断一部作品的国籍依据就是该作品的国籍。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绪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1.时间范围的简单界定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之间的32年的文学2.主要特征(一)内容方面1、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逐步得到了确立。
2、普通人的情感得到了高度重视。
(二)形式方面开放、自由、通俗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简答:什么是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与交融二、引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第一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现代文学的先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近代文学。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不可能出现突变。
文学的变革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成就。
变革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的特点。
第二节文学观念变革在戊戌维新前后,我国文坛兴起了启蒙文学的潮流。
在这股文学潮流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观念。
当时的启蒙文学家努力地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中挣脱出来,他们汲取了一些西方的文学观念(主要是人道主义)。
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
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
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
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
第三节文学创作实绩诗文的改革话剧的输入小说地位的提高翻译的盛行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第一节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1.文学革命的背景“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翻译文学史书写的几点思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df关键词:翻译文学史翻译文学文学翻译摘要:翻译文学一直是“争取承认的文学”,很多研究者正致力于为这个“弃儿”寻根,这也就是翻译文学史的建设问题。
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翻译事件的梳理和描述的层面,也不能只做一般性的文本对比,而需要将其放置到一定的哲学渊源和历史语境中去,并与文学史、史学理论、文化史以及思想史等研究相结合。
一、何为翻译文学梁启超在1898年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高度评价了小说对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并极力鼓吹翻译出版国外的政治小说,这扭转了中国一直以来的多关注译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而少译介文学作品的翻译方向,其影响深远。
此后,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中国新文学及新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翻译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与此相悖。
在解放前所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专章,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视其为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几乎就没有了翻译文学的专门章节,即使涉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轻描淡写,或只提俄苏文学的影响。
“翻译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它的地位,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它的地位,翻译文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儿’。
”{1}那么什么是翻译文学?曾一度盛行的认识是:翻译文学就是汉译的外国文学,也就是说,凡属于外国作家写的、被翻译为中文的文学著作,都属于翻译文学。
比如郭延礼先生就认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2}这只是对翻译文学的一种直觉认知,缺乏科学性和深刻的理性。
张德明对此的认识则深入一步:“历史的材料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并非所有用汉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会构成翻译文学,只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形成了一定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著作,才能纳入翻译文学的叙述范围。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我们只有在考察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中才能给它以历史的定位,是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要求给了翻译文学必要的现实基础、历史依据和生存逻辑,抛开了现代文学这一重要的依附对象,翻译文学也就缺少了自己的栖身之地。
”{3}毋庸置疑,翻译文学确实与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把翻译文学当作现代文学的附庸,首先便使翻译文学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无疑是褊狭的,甚至是错误的。
相对而言,目前对翻译文学概念理解最深刻的当数谢天振先生:“‘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文学史应该是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和文学影响史。
翻译文学的本身价值在跨文化、跨地域和跨时期的广阔背景上得以体现,而国别(民族)文学史必须包括翻译文学史在内才可能完备。
”{4}这不但限定了翻译文学应具有鲜明的艺术性,而且指出了翻译文学不仅限于汉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还应具有更大的张力和广阔的空间,同时它也是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翻译文学的选择是以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为旨归,择取向度与文学的发展走向相契合,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历时性地构成同步对应关系,译作与创作相容而生,异质而同构,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时空。
”{5}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密切相关,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翻译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族文学,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民族文学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直接进行的创作,而翻译文学则是译者以外国文学原著为基础的创作,可是这种创作是缺乏原创性的,译者没有充分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不能以现实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而是必须遵循原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所以这个创作只是备受束缚的再创作。
这是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最大区别。
藉此,翻译文学具有较强的中介性,在表达上会表现出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双重内涵和特点,既具有鲜明的异域特性,又具有深厚的民族特性。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翻译文学属于国内文学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把它完全混同于国内文学。
比较妥当的做法是,把翻译文学看作是国内文学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
”{6}二、几个需要廓清的与翻译文学相关的概念1.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
对于这两个概念,学界一直颇有争议。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是一个与非文学翻译(如科技翻译等)相对应的一个表示翻译内部分工的概念,指的是“将一种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它是一种行为过程,……是‘本土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桥梁”{7},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翻译过程,关注的主要是文学翻译活动中的事件、翻译家、基本原理和理论观点等;而翻译文学则是依据原作的一种审美再创作活动的最终成果,是译者根据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自己的解读、体会、认知水平和表达能力再度传达出来的,它是“‘文学翻译’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是翻译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作品,……是独立的文学类型,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方式”{8},关注的主要是翻译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中的形象、在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接受和影响以及对此作品的分析与评述等。
文学翻译的目的是通过翻译劳动产生“文学”或者具有文学性的产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翻译作品都能成为翻译文学,只有高水平的译者和译作才能进入翻译文学的视域,只有那些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译作才能称为翻译文学。
2.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
“翻译文学传达的基本上是外国文学原作的内容,表达的也是外国文学原作的形式意义――或是诗,或是散文,或是戏剧,创造的也是外国文学原作提供的形象和情节,但是它毕竟不是外国文学原作的直接呈现,它已经是经过翻译文学家再创造的产物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文学与国别(民族)文学之间是无法直接交往的,它只有通过翻译文学才能发生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也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的原作,他只能通过译作才能接触阅读外国文学原作。
”{9}须注意的是,此时读者所阅读的,并非是外国文学原著而是译作,是在外国文学原作基础上翻译和再创作的作品,它的作者应该是译者而非原作者。
外国文学则是指以非中文的原文形态存在的文学作品,它们为翻译文学提供了可供再创造的原语文本,但这些原语文学作品并不属于翻译文学,而属于外国文学。
其实国内大学的中文系里所开设的外国文学课其实只是翻译文学课,而真正的外国文学课却是在外语系。
3.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
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翻译文学又不等同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二者间是有差异的:“首先,在作品反映的思想、观点方面,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作品表达的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作家本人的思想、观点,翻译文学则都是传达另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作者们的思想和观点。
……在作品的内容方面,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作品基本上反映的是本族或本国人民的生活,而翻译文学则绝大多数反映的是异族或异国人民的生活。
……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是作家以生活为基础直接进行创作的,而翻译文学是译者以外国文学的原作为基础所进行创作的――因此之故,译者的劳动被称之为再创作。
”{10}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把二者混同。
只有弄清了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以及民族文学间的关系,才可能明确翻译文学的定位及建设目标,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才可能有序有效。
三、对中国翻译文学史书写的几点思考1.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法。
与文学史不同,翻译文学史的书写重点不是分析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而是分析译者是如何处理这一形象,以及该形象在译入语文学中的接受,并分析译本文体特征对译入语文学产生的影响。
只有把翻译文学放置到一定哲学渊源和历史语境中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发生和发展,我们的阐释、评价才能相对客观、真实。
翻译文学是一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科,我们还要注重将对它的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相结合,例如文学史、史学理论、文化史以及思想史等。
2.翻译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文学史的分期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在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上依照中国社会发展史分期的较多,这样的分期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方便性,但是完全以政治事件或者历史事件为分水岭,未必能充分反映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色。
翻译文学史牵涉到原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原作者与译者等多种因素,其分期问题就更显得复杂了。
通常我们给文学史分期最常用的依据就是作品诞生的时间,并参照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分期。
而翻译文学史就不这么简单了。
例如,“五四”运动一向被看作是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分界线,然而谢天振却对此提出了质疑:“把‘五四’作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区分近代和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一个分界线是否契合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实际?一般而言,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与之后的文学发展实际应该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在这个作为分界线的年份里,应该有对该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意义的文学事件――或是发表了某一宣言,或是出版了某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或是提出了新的写作原则,对翻译文学史来说,应该有与文学翻译有关的原则、宣言或者类似的探索,等等。
然而,根据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实际,在1919年似乎还找不到上述意义的文学翻译事件或与文学翻译原则、宣言等有关的论著。
”{11}相反,1898年却颇具意义。
这一年,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有几件大事:其一是严复出版了他的译作《天演论》,并在“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说,从此“信达雅”便被奉为中国文学翻译的标准,影响深远;其二是前文所提及的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扭转了当时的译介方向,影响重大;其三是林纾开始与人合译《茶花女》并于次年推出,引起文坛的巨大轰动。
“由此可见,把1898年定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起点也许比‘五四’更符合我国翻译文学史的发展事实。
”{12}3.在翻译史研究中要加强早期翻译史的研究。
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中要加强对汉代以前的翻译活动和历史的关注,西方翻译史中要重视西方早期(古罗马)以前的文明史及翻译史的研究{13}。
但是这一正本清源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早期翻译家们都不重视原著,对他们来说,原著仅仅是他们驰骋个人文学才华的一个基础,一旦完成了“译作”,他们便把原著弃之不理,在其译作中难找到原著的相关信息,如原著的书名及作者等。
更为复杂的是,早期翻译史上的有些译作并不是直接从原作译出,而是通过第三国语言的译作转译的,从而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另外,蒋骁华认为,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应从埃及开始,因为埃及的口译可以追溯到6000-7000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