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守”住了什么？

杨善洲“守”住了什么？
保山日报苏加祥2006年9月
在民间，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里，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几乎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传奇人物，在他曾经为官所辖的区域内，他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这些故事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件，都是一些近似于麻篓里琐碎的“布头针线”。

百姓为什么老是喜欢去重复唠叨这些“布头针线”？假如你去听听这些故事，你或许会感觉到，杨善洲的每一个故事，虽没有大起大落、迭宕起伏的“剧情”，它蕴含着的却是一种“贴近”，一种贴近我们百姓生存命运的“背景”，一种与百姓命运难以割舍的“柴米油盐”的联系。

这种“故事”，将永远具备动人心魄的感人魅力。

这位石匠出身的农民，后来虽然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在世俗人的眼里，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似乎与他自身所处的“高级”地位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

他穿着农民的服装走上地委书记的位臵，仍以农民的心态在这个位臵上往来其间；浑身“土气”十足，身上丝毫没有一点令人耀眼的光辉，没有一个人在任何场合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竟是一位地位不小的高官。

六、七十年代，一个戴着竹叶帽、穿着草鞋的地委书记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这种着装虽然令人诧异，但在他所处的特殊年代却惊奇地表现出这位中国农民对自己出身的尊重，也同时使他与其曾经走出乡村时的那些父老乡亲的距离保持住了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

可贵的是，他的
这种“朴素”，不是一种有意的“作秀”，而是一个高级干部与当时的中国农民同甘共苦时所表现出来的本来形象。

他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听来还叫人意味深长：当时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个雨季，家里来信说，房子漏雨、已经难以居住，叫他无论如何要想点办法寄点钱回去协助家里修修房子……杨善洲翻遍了自己办公室及住房里所有的箱箱柜柜，都无法找到一张有钱的“存折”（后来笔者为此事采访时问过他，他笑了笑：事实上我当时根本没有办过什么存折！）。

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身上仅有的30多元钱寄回家里，并认真地向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实在是没有钱，这一点可以由秘书作证；房子漏雨，人难居住，也确实很困难，现将这30元钱寄回去，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

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作为一个地委书记，别以为我有钱，即使有了钱，也不能搞特殊化，这一点需要你们的理解……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去为国家植树造林去了，家里再次为盖房子的事发愁，同时也是为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不方便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五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

房子是盖起了，但这五万元的债怎么还？为此，他的老伴张玉珍专门找到了他：能不能凑点钱协助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老伴说：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9600元，能还五万？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看着这个已入末年的老人那无奈而真诚的态度，老伴含着泪水回老家去了。

为了不拖累儿女，杨善洲决定卖房。

刚刚盖起的房子，家人还没入住，便很快被卖出去了。

后来笔者向他的老伴张玉珍老人再次提起此事，这个很少进城、长期生活在农村老家的地委书记的妻子，又一次泪水满面地抽泣起来：我理解他，他虽然当了30多年的大官，但身上确实没有钱，这是我知道的；他连家都顾不来，还能有什么钱？我自1951年嫁给他，就是接亲那天回了一趟岳父母家，后来工作期间就一直没见过岳父岳母一面，直到1997年说回一趟岳父母家，带回去的唯一礼物就是替他们种了3棵果树；回到岳父母家时，已是物是人非，两位老人早已过世……
作为一个地委书记，与一般人相比他的工资并不低。

那么他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呢？1997年笔者为此专门到各地去寻访。

在施甸基层工作过的一些乡镇干部反映：这个人用钱手很“散”，到了哪个村听说有人生活困难，就叫大队（现在的行政村或办事处）干部：先用我的工资去买点粮食或被子一类的东西，帮助困难户渡过难关；哪个生产队没有买籽种的钱，他立即拿出钱叫秘书去买种子……后来我才终于明白杨善洲为什么老是“穷困”的原因：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他真正的家里还能有多少呢？
确实，杨善洲的许多做法实在是叫常人难以理解。

1976年横穿保山坝的东河进行改道疏通工程，各个机关部门的人都积极去参加做义务，当时老伴听说他正在生病，特地从老家赶来看望他。

杨善洲说，一点感冒病，随便吃点药就好了；今天你来得正好，机关要组织人员
去挖东河，你闲着没事，跟我一起去劳动吧。

搞得老伴一脸的无奈。

1986年的夏天，我（笔者时任原保山地委办公室秘书科秘书）随杨善洲去龙陵出差，从象达下乡归来后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菜谱很简单：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腌菜炒肉，外加一碗萝卜汤。

结账时，一位陪同的县委领导说：菜很简单，就不用结了，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

后来驱车回到了惠通桥，下车休息时，杨善洲突然问：伙食账结了没有？秘书说，县里领导说了，一桌饭也就15元钱，他说他用他的伙食费冲抵，就不叫我们结了。

他立即叫秘书下车，拦了一辆公共车专程到龙陵伙食堂去结账。

这事当时在我们秘书当中颇有微词，觉得他出钱叫我们坐一趟公共车去结10来元的饭菜钱，就好像是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实在有点“计较”得划不来。

后来我们还是终于理解了：杨善洲，他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在前后左右能找到的参照物只有处于最底层的民众，因此，他的人生规范中不能不融进大量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一个农民出身的地委书记，他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塑造”出了自己难能可贵的形象。

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百姓对他发自内心的敬重，也正是从他所做的这些“小事”开始的。

杨善洲退休到当地的大亮山植树造林以后，有人这样议论：他为政多年，好像没做出过什么大事，你看，退了休去植树造林，也无非是守个山护个林而已。

谁都知道，任何“大事”都是由一件件“小事”堆垒而成的，你做不成一件小事，也肯定完不成一件大事。

一个为官一方的官员，所做的事是否是“大事”还是“小事”，要问民众，不
是说“百姓心中是杆秤”吗？“大事”、“小事”成功的标准，其最后鉴定、评判的权力应该是百姓。

1988年6月，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一个叫杨春兰老人的申诉：他因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说是杨春兰偷了他家的猪，有关部门立即将杨的猪送还给这家人，并罚他赔80元钱。

杨春兰老人是一个靠买卖为业的农民，从来没有偷窃行为，他喊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

杨善洲知道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定期报告他本人。

工作组与信访办的人立即着手深入调查。

后经查明：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平时并没有任何偷窃行为。

最后由地委一位常委专门组织调查组与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杨春兰老人得知自己的冤案被纠正后，专程赶到地委办公室要感谢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知道后，对秘书说：“感谢什么？我们还要感谢他呢——是他把自己的冤情告诉了我们！”后来地委办公室派人把这事转告了杨春兰，老人感动得老泪横流，跑到村前一个山头上，远远地对着保山城长跪不起……
到2006年12月，杨善洲在人生岁月的长河中已经进入80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的每一个脚步都落在了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在故乡为民，在故乡为官，又回归故土，可以说“花开树上，叶落归根”。

这种人生轨迹，铸就了他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

退休后，他之所以要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就是源于他“愧对故乡”的内疚；源于他“还官于民”的坦然心态。

有一件事，至今回忆起来还令老人
感叹不已。

他说，12岁时，滇西抗战爆发，他被派去前线抬伤病员。

老人说，年岁大了，有好些东西都记不住了，唯有一个叫“刘贵”的农民叫他永远也难以忘记。

刘贵当年四十多岁，与他同为一个担架的搭档。

从松山前线抬伤员，除攀爬耸入云天的高黎贡山外，还要跨越险峻雄奇的怒江峡谷，来回80多公里。

路途中，刘贵用绳索将杨善洲拴套在担架上（怕他一旦滑跤，就将其拽住），每到攀爬高山时，刘贵就叫瘦小的杨善洲抬在前面——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每到进入险谷下坡时，又叫他走在后面——仍然是把重的一头留给了自己。

刘贵这种做法，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叫做“把享受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一件小事一直在杨善洲记忆的深处铭刻着。

他说，故乡的父老乡亲给予的，我一辈子也难以还清！这或许就是当了地委书记或者是退了休回归故乡后的杨善洲，始终惦记着农民、农民也始终惦记着他的最初原因。

杨善洲十二岁失去父亲，陪着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饱尝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所有辛酸苦辣，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

因此从二十多岁任区领导开始，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

由于这个原因，在做官与为民这两者之间，他没有明显的“三八线”。

从1956年开始任区委书记，到1963年任施甸县委书记，再到1976年任保山地委书记，直到1987年退休，漫长的三十多年为官生涯，他“守”住的这个信条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