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_孔祥俊

随着证据立法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围绕我国立法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展开了富有意义的讨论。在讨论中，争论的焦点日渐集中于刑事证明标准问题。 在讨论中，有论者坚持刑事证明应当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要求裁判者只有在正确反映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人有罪，即通常所说的客观真实论。有论者则主张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了法定的裁判尺度，即视为真实并可以据此作出有罪裁判。该种主张通常被称之为法律真实论。至于法律设定的标准究竟应当如何表达，有学者赞成“排他性”，有学者主战借鉴英美法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有学者则主张模仿大陆法系的表述方式称之为“内心的确信”。尽管如此，持法律真实观的论者均认为，将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太高了，而且不具有操作性；刑事定罪只能以无限逼近客观真实的尺度作为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争论的展开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但该争论的价值或许更多地体现在对司法实践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意义。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某地某日，恰值飞鸟夜归林的黄昏时分，巡逻的民警在偏僻的护城河畔发现某甲形迹可疑，拦截询问，某甲丢下自行车就跑。后发现，某甲自行车上驮的是一具尸体。就本案展开调查，某甲解释说，麻袋是一个陌生人给的，付了100元钱让他把麻袋丢在垃圾场里，他不知道麻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但就陌生人，某甲无法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 以本案为例，让我们先来看看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分歧点再作出评论。在客观真实论者看来，有罪的认定标准是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裁判者的认识应当且只有在准确反映客观真实时才得作出定罪判决。在本案中，被告人是确定无疑的，但遗憾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该事情符合刑法规定的何种罪名却并不清楚。我们看到的只是犯罪行为之后的结果，而造成该结果的原因事实却存在多种多样的可能。如，被告人真的是因贪财自陷于嫌疑之中；被告人是某犯罪团伙中遭胁迫的走卒，但与杀人行为无关；被告人只是和被害人开玩笑，却不料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而身死，害怕之下来抛尸；被告人系过失伤害致人死亡；诸此等等。生活的缤纷色彩，让我们根本无法从结果准确地推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客观上究竟发生了何种事实，在禁止追诉机关“橇开被告人嘴巴”的法律制度下，根据客观真实的观点似乎就只有放弃刑事追诉或者裁判无罪了。真要如此，对于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恐怕就没有刑事制裁的可能了。 在法律真实观看来，有罪以法律规定的尺度为标准，客观真实尽管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却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在本案中，客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犯罪事实并不清楚，但综合全案情况，追诉机关仍然可以根据证据获得一种更有可能反映客观事实原貌的判断。在此，假定检察机关以杀人罪提起了指控，此时，法院尽管不知道客观事实究竟是什么，其认识活动的实际目标却很具体、很明确，即，只需围绕杀人罪的法律构成要件展开证据调查就可以了。如果检察机关能够提出足够的证据让法院深信被告人构成了杀人罪，且经过辩护方的反驳仍无法对该结论产生有理有据的合理怀疑，那么，裁判被告人有罪当然也就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此种道德上的合理性来自于人类认识的局限和裁判的必须。我们不可能恢复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依靠证据和智力达到的最有可能真实的结论。尤其是，如果连可能受到刑罚制裁的被告人都无法有理有据地让我们对控诉方所证明的结论产生合理的怀疑，那么，根据此种结论裁判被告人有罪当然就更没有话说的了。所以，法律真实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只有间接证据时追惩犯罪的正当性问题。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客观真实观的优点在于强调了认识的客观性，但是，该观点显然忽视了在刑事诉讼案件中，我们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准确知道犯罪事实的客观情况。与客观真实观相比，法律真实观更多地反映了诉讼认识的特殊性。诉讼认识是一种回溯性证明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认识是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标的，但在具体判断时，我们却只能以客观真实理念指导下的更合乎情理的结论作为提起指控和裁判有罪的标准。法律真实观并不否定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可能，但法律真实观认为，在具体裁判时，要求裁判者必须如实反映客观真实却是不现实的。裁判者的认识是在法律规范下进行的：对象是控诉方的指控事实，手段是具有证明能力的证据；裁判程度是立法所设定的体现客观真实理念的精神但又不等于客观真实的标准。 尽管客观真实观和法律真实观存在上述分歧，二者在许多方面却又是一致的：第一，刑事诉讼事关国家刑罚权的适用，且对公民的惩罚性制裁往往具有无法有效补救的特点（如人头落地，无法死而复生等），因此，刑事证明标准应当尽可能地高；第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证明对象的限定，而非原封不动地认识犯罪事实本身；第三，在法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过程中，证据犹如沟通过去与现在的独木桥，唯有借助证据，法官才能对案件事实形成认识。第四，法官在证据的帮助下可以对已成过去的犯罪事实形成正确认识。只不过，客观真实更强调此种认识结论的绝对正确性，而法律真实观则包涵了对此种认识结果可错性的承认。

第２３卷第５期　刘笑言：同意的困境——基于以同意理论证成政府家长式干预的视角　性偏好状态下的个人无论出于何种程度的理由，都　无一例外地更改了同意本身的证成效力，或许它仅　仅是一种最为美好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由于同意本身的真实　性及其证成效力遭到了质疑，导致那种试图通过诉　求个人意愿的方式证成政府家长式干预行为的路径　必然遭遇致命性的颠覆。这将意味着，对政府家长　式干预行为的证成路径需要从对个人意愿的诉求转　向其他可能性依据。　注释：　①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将其展开，笔者将在其他著作中系统介绍　杰拉德・德沃金的家长主义思想。　②此两种证成理由引自Ｇａｒｒｅｎ的文章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ａｒｔ　Ｉ１．详见Ｄａ－　ｖｉｄ　Ｊ．Ｇａｒｒｅｎ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ａｒｔ　ＩＩ．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ｏｏｋｓ．Ｖｏ１．４８　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Ｐ５２。　③如无特别说明，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同意，均指代这种意义上的真　实的同意。　④伤害原则是后人对密尔书中提到的干预原则的归纳。书中原文　如下：“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　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　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　意志而不失为正当，惟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若说　是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好处，那　不成为充足的理由。”　⑤出自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与葡萄”的故事。在这则寓言故事中，　没有得到葡萄的狐狸断言葡萄是酸的。厄尔斯特以此说明人们　会改变自己的偏好以适应那些不利于自身的境况。　参考文献：　［１］Ｄａｖｉｄ　Ｊ　Ｇａｒｒｅｎ．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ａｒｔ　ＩＩ［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　４８（１）．　［２］Ｊｏｅｌ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Ｌｅｇａｌ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Ｍ］∥Ｒｏｌｌ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３．Ｍｉｎｎｅａｐｌ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ａｐｌ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７．　［３］Ｋｌｅｉｎｉｇ　Ｊｏｈｎ．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ｔ［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８２，８（Ｓ）：９１．　［４］Ｊｏｈｎ　Ｄ　Ｗａｌｋ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ｎｓ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９５，２１（３）：４５７—　４７１．　［５］Ｊｏｈｎ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　Ｈａｒｍ　ｔｏ　ｓｅｌｆ［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１２．　［６］Ｄａｖｉｄ　Ｊ．Ｇａｒｒｅｎ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ａｒｔ　Ｉ［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６，　４７（４）：３３４—３４１．　［７］Ｃａｒｏｌｅ　Ｐａｔｅｍａｎ．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８０，８　（２）．　［８］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９］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Ｓｏｕｒ　ｇｒａｐｅｓ［Ｍ］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１１７．　［１Ｏ］史蒂文・卢克斯．权力［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ｌ４２．　一＋一＋“—　“—－＋一一＋”＋”＋一—　一＋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孑Ｌ祥俊　作客法学院“校庆论坛——名家法学前沿讲座＂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４日晚，应北航法学院邀请，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作客法学院“校庆论　坛——名家法学前沿讲座”，为法学院师生作主题为“知识产权司法热点与法学研究”的学术报告。　报告前，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介绍了孔祥俊法官在民商法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研究和司法　实践领域的卓越贡献，对他一直以来给予北航法学院建设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正式聘任孔祥俊法官为　北航法学院兼职教授。　报告中，孔祥俊法官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与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他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　完善既关系到我国吸引外资的环境的优化，又关系到我国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　国知识产权经历了从行政保护为主到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配合的发展历程。但是，社会生活和商业手段　的千变万化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因此，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过程中，要运用好法律原则　和一些司法技巧去把握好“度”，使得司法判决既能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又照顾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报告结束后，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理事长张楚教授以及现场师生就专利侵权赔偿标准等知识产　权法焦点问题与孔法官进行了交流，孔祥俊法官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摘编自《北航新闻网》）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辩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辩

在法律的世界里，人们通常认为真实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而在这个真实的概念中又有两种不同的真实，一种是法律真实，另外一种是客观真实。这两种真实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一些区别，而这些区别又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这两种真实之间的辩论，以及它们为什么在法律层面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关于法律真实的概念

在法律的世界里，真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法律真实通常涉及事实和证据，以及它们如何与法律要求的标准相关联。在许多情况下，法律真实是在法庭上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会根据证据、证人证言以及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来确定事实。法官必须根据这些证据和规定做出最终的决定，以确定案件的真正结果。

在法律层面上，真实的概念也被称为“证据”。证据是指可以被接受和查证的信息。在证据的使用中，它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比如合法性、可靠性、能否查证等等。当证据得到了明确、清晰和具体的证实，那么它就可以被认为是“证明”了。

关于客观真实的概念 与法律真实相反，客观真实描述的是一件事情或事件的真正本质。客观真实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它是一种对事件、事情或者对象的直观描述，可以由任何人通过肉眼、听觉、触摸等感官获得。客观真实是基于事实的，而不是人的主观意见。比如我们常说的“事实胜于雄辩”，就是指在判断事件或事情时，标准应该是基于客观真实的事实，而不是人的言辞。

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的区别

尽管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客观真实是事情或事件本质的直观描述，而法律真实则必须符合法律要求的相关标准。例如，在法律程序中，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公正的审判，因此法庭必须依据证据和法律要求来决定案件的真相。这就意味着，即使客观真实并非与法律相符，法庭仍需根据法律要求作出判决。

此外，也存在着证据的真伪问题。法庭的裁决通常依赖于证据的真实性。而有时候所谓的「真实」证据并不是真实的，而是由人为因素影响的。比如，在一场谋杀案中，警察可能发现了被谋杀者的武器和嫌犯的指纹，但实际上这些证据中可能存在着篡改或伪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警方和嫌犯提交的证据在表面看起来是客观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标准。因此，真实和被证明为真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重磅《政法论坛》网络首发孔祥俊：涉外贴牌加工商标贴附行为之定性

热烈庆祝法大70周年校庆

转载时烦请注明“转自政法论坛公众号”字样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涉外贴牌加工商标贴附行为之定性孔祥俊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本文将发表于《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

摘要：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涉外贴牌加工商标侵权认定的司法政策和裁判标准不断翻转，使这一众说纷纭的商标法适用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HONDAKIT”案再审判决似乎意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但此后又出现不同裁判，说明其仍未终结此类案件的裁判不一。而且，此类裁判中法律与政策相互交织，政策考量似乎经常成为裁判变化的障眼法和说辞，但回归法律标准和法律裁判终归是正途。此类商标侵权判断最终是以商标侵权构成的法律要件事实，恰当地涵摄用于中国境外识别商品来源而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商标标志贴附行为，关键是准确认定商标标志贴附性使用与中国境内商标使用的关系，在法律定性上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最终得出恰当的侵权判断结论。用于境外识别的贴附性商标标志使用不构成境内的商标使用和商标侵权，但可以有构成侵权的例外，只是需要将例外情形纳入法律路径，寻求制度化的正当理由。关键词：涉外贴牌加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标使用行为；域外管辖

目 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固化的不侵权例外还是常规的商标侵权判断三、商标侵权的构成要素与涉外贴牌加工商标侵权认定

四、商标权的地域性与涉外贴牌加工商标侵权认定

五、法律标准与政策考量的关系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本世纪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于涉外贴（定）牌加工产品贴附性使用商标是否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问题，始终存在激烈争论，侵权与不侵权认定相互交织。大致在2009年之前，先是一些法院认为贴附的商标标志与国内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即构成商标侵权，但此后引发理论界争议不断，法院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逐渐增多，一些地方法院陆续以种种理由裁判不构成侵权，不侵权认定渐成主流。200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逐渐通过司法政策和裁判对于涉外贴牌加工中的贴附性商标标志使用是否构成侵权进行表态。其中，以三个再审判决为代表，事实上对于同类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2015年“亚环案”（“PRETUL”案）再审判决以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业标识使用不属于商标的使用为由，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2017年“东风案”再审判决，再次重申涉外定牌加工中商业标识使用并非商标性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2019年“HONDAKIT”案（“本田案”）再审判决改变了态度，认为贴牌行为构成商标的使用，而且不能将涉外定牌固化为商标侵权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