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不竭甘泉，先秦儒家文化在襁褓之时，就穿上了一件具有“道德化”特征的外衣。这是中国德育思想的主要源泉，中国的德育思想深植于此并持续不断地发展着。
先秦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1年）主要包括商周和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周公（姬旦）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和德育实践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经验，即“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及“孝”“友”等思想。它包含了以后的儒家德育思想的某些因素，是中国德育的萌芽和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德育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奠基时期，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先秦儒家思想有着一个渐进的、复杂的演变过程，但仁义礼智、修身养性始终是其学说的基调，主要特点及其现代意义如下：
一、以“学为圣贤”为德育目标
儒家的理想德育目标是追求“学为圣贤”。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追求圣王的目标，学习圣王的思想行为，以尧舜禹为榜样；对一般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则以贤为追求目标。从普遍性而言主要追求的就是贤人的目标，这种贤人的目标，是用“君子”这种人格来表现的，《礼仪.乡饮酒》曰：“以告与先生君子可也。”其注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实际上那种具有重义轻利，关心他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注重整体利益，具深沉的历史责任感等优良品质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写照。荀子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更具体的“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其德育目标，最低标准是培养士和君子，最高标准是培养圣人。这种“学为圣贤”的德育目的，深深积淀于民族文化之中，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培育了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气节、温和尔雅、豁达乐观的国民品性。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的祖先在眼光上注重于伦理政治问题，漠视了对大自然的探索，缺乏科技创新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二、以伦理为德育的基础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即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是由家族到国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是维系家族之间和家与国之间的关系纽带，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伦理思想浸透人心，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强调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强调以“以德配天”“德王天下”，重传统、重义轻利、忠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它强调首先应当是树立高尚品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道德，以及那些为社会所认同的“杀身成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凝聚为一种社会人格和个人的深沉历史责任感。这种把完美的道德作为人生追求和以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标准，作为一种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心理，数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一方面，这些思想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形成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压抑人的物质欲望，对个体的自由发展，对独特的有创造力的个性的发展，却起到阻碍作用，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三、以“仁”为德育的核心
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最早出现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指一种好的品德，仁属于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是一种最高最美的道德品质。“仁”的内容广泛，最基本的含义是三个方面：（1）“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提出仁是爱人的道德规范，并且给它赋予“泛爱众”的普遍性的理性品格和准则。（2）“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克制自己各种非分的私欲，要君者守其道。“礼”是一种伦理规范，“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礼”是具有强制性的客观的制度和规范,“仁”是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心自觉,二者互为因果,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相结合,提高道德修养。（3）“孝悌”为“仁”之本。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之间的爱，这是直接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子时即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其后的儒家学者在道德观念上把孝加以发展和延伸，并与忠联系起来，以事父母之心事君，孝子必成为忠臣。从骨肉之情引向社会政治统治，这也是“齐家”到“治国”政治伦理化的道德观的体现，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状况，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统治阶级麻醉和束缚劳动人民的手段和工具。
先秦儒家文化的德育思想已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土壤之中，成了一种稳态的质料，但又有动态的因子蕴涵于其中，它是一种过去与当下的交融——渗入了各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我们应当努力开掘先秦文化丰富的德育思想资源，进一步揭示其所蕴涵的合理的德育理论，并赋予它时代精神，使之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