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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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近代翻译史是一段极具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中,中国的翻译事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发展,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将对这段翻译史进行历史演进的分析,以期向读者展现出这一时期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一、如何定义中国近代翻译史中国近代翻译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中国翻译事业所经历的历史进程。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事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翻译出现了大量的新题材、新领域,而且翻译内容的形式和语言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了多样化和丰富化的特点。
二、翻译的“穿越时空”特点1、近代中国翻译的国际背景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走上“开放”之路。
随着外国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人开始对外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由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促使着中国人对这些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解,而翻译就成为了这种理解的重要途径。
2、翻译中的文化“传承”近代中国的翻译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传承”。
中国文化曾被许多外国人称为“成书制度最完善、内涵最厚实的文化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之于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
而翻译,则是这种文化传承的“重器”。
三、近代翻译史的历史演进1、境内翻译和境外翻译近代中国翻译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分界线是“境内翻译”和“境外翻译”的划分。
境内翻译以翻译中国古典著作为主,而境外翻译则以翻译外国文化传入中国为主。
这两种翻译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但在当时,由于境外翻译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现代化,更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2、从“名译派”到“实用主义”近代中国翻译史中,最著名的翻译派系便是“名译派”和“实用主义派”。
名译派主张将西方文化翻译成汉语,强调保持原汁原味的文学价值;而实用主义派则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和实际效果,更加重视对外流行、对内发展的利益。
这两种翻译观念在当时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也为中国翻译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当许多的国家还没有⾃⼰的⽂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了。
据有关史书记载,周朝和秦始皇时代,语⾔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
但⽐较⼀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年,即公元⼀四⼋年。
根据翻译的内容,可以把翻译史分为四个时期。
⼀ 东汉⾄北宋时期 这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千四百多年。
后汉时安息国⼈安世⾼,他将梵⽂《安般守意经》等九⼗五部佛经译成汉⽂;过些时候娄迦谶来到我国,他也翻译了⼗多部佛经,他的学⽣⽀亮,⽀亮的弟⼦⽀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望的⼈;还有⼀个名叫竺法护的⼈,他也译了⼀百七⼗五部佛经,对佛经的⼴泛流传作出了贡献。
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个阶段。
隋代的释彦琮,梵⽂造诣深,并总结出⼀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
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个翻译巨星⽞奘。
⽞奘于唐太宗贞观⼆年去印度求经,⼗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七部,译出七⼗五部⼀千三百三⼗五卷;并将⽼⼦著作的⼀部分译成梵⽂,成为第⼀个把汉⽂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
⽞奘在翻译理论⽅⾯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定的指导意义。
北宋时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
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 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向衰落。
佛经的翻译 ,对中国影响的是思想和⽂化⽅⾯。
由于佛教思想是⼀种迷信思想,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国家和民族,⽐如亚洲的国家和民族,迷信思想严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
在⽂化上的影响有语⾔、⽂学、学术思想等,尤其在语⾔⽅⾯,⾮常显著,不仅吸收了梵语词,还利⽤汉语构词法创造了许多词,如菩萨、刹那、因缘、天堂、地狱等,语法的长定语、倒装句也多起来。
其他的如⾳韵学、雕刻、建筑、⾳乐、绘画等都有佛教的烙印,敦煌艺术就是明显的例⼦。
⼆ 明朝⾄五四运动时期 这是我国翻译事业进⼊⼀个新的转折性阶段。
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交际的桥梁。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当许多的国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
据有关史书记载,周朝和秦始皇时代,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
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2年,即公元148年。
根据翻译的内容,可以把翻译史分为四个时期: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
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
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公元前25年至公元前1年)的佛经翻译。
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
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
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谶念chen,趁,指应验的语言或预兆)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
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
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
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
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
什么是翻译- 众说纷纭的翻译理论翻译虽然是冷门行业,但是常常引起大家关注讨论,从一心多用的同声传译,到妙笔生花的文学翻译。
内行外行都对翻译理解不一,翻译观点百花齐放,对翻译的讨论也热度不断。
本文将结合中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简要概述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程,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中国翻译史可大致分为四部分,从东汉到北宋的经文翻译时期、从明朝到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马列苏俄和更多外国文学翻译时期以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日臻完善的翻译时期。
清末,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
其中“雅”常常被误解为语言优雅,导致文言风译文饱受赞美,但所谓“雅”的实质是语句得体适当,具体语体应由原文风格决定,而不是一味地附庸风雅。
而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白话文运动愈演愈烈,白话文逐渐在译本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著名译者多为文学家,比如郁达夫、梁实秋、周作人、鲁迅、傅雷等,这些译者助推了马列主义和大量文学作品引进,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
正是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
秉承严复“信达雅”理论,钱钟书先生提出“化境说”,即翻译时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因为译文总有信息流失的部分,彻底达到化境是不可能的。
之后傅雷先生提出“神似说”,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也就是在保证语法结构正确的基础上,更重视意译。
然而这两种说法,由于其定义过于模糊,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两位先生的心得随笔。
更多内容可以参考王秉钦先生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及一些讨论翻译的文章,如余光中先生的《翻译乃大道》等。
翻译是把他国文化带回国内、把国内文化带向世界的过程,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因此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翻译理论。
中国翻译简史31840年鸦⽚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战争失败后,⼀批忧国忧民的先进⼈⼠⾯对民族危亡,图⾃强、谋复兴,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培养早期翻译⼈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潮,使中国近代向西⽅国家寻求真理的历程进⼊了⼀个新的阶段。
鸦⽚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洋务运动,促成西⽅的科学技术再⼀次传⼊中国。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最典型的西学观点。
洋务派认为学到西⽅的坚船利炮之技艺,就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官派留学⽣,培养了⼤批学者型翻译家。
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办讲习外语、军事、⼯艺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馆(1862)、上海⼴⽅⾔馆(1863) 、⼴州同⽂馆(1864), 江南制造局翻译官(1867)等。
同时派遣⼤批留学⽣赴英、法、美、德等国学习军事、技术、⾃然等科⽬。
设译书局、翻译西籍,传播西⽅科学,沟通中西⽂化。
清朝最早创建的翻译馆是俄罗斯⽂馆,后在京师同⽂馆、天津⽔师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等校均创设译书局(翻译学馆),专门从事西籍翻译,有组织、有分⼯、系统译介西学的精华。
中外合作译书,发挥各⾃优势,造就⼀流科技翻译家。
各译书局聘请⼀批外国来华教会⼈⼠和汉学家担任教习,或主持馆务,并与中国教习合作,从事西学翻译⼯作,对清末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同时早就了⼀批中国⼀流科技翻译家。
他们的历史功绩和翻译成就为后⼈敬仰。
其中杰出的代表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
),清代杰出的数学家,科技翻译家,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他⾃幼通晓数学,15岁⼜习《⼏何原本》。
1852年在上海客居期间,结识英国⼈伟烈亚⼒等⼈,与他们⼀起探讨中西学术,并与伟烈亚⼒合作续译《⼏何原本》后九卷,于1856年译成,翌年出版,最终完成徐光启未竟之业。
还译有英国数学家棣么⽢《代数学》13卷,美国数学家罗密⼠的《代微积分拾级》18卷,使西⽅近代符号代数学、解析⼏何学、微积分学第⼀次传⼊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