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反哺浙江_现状_理性认识与引导政策建议

浙商反哺浙江:现状、理性认识与引导政策建议向　荣(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35)

摘　要:本文简要描述了浙商反哺浙江经济的有关情况,并基于浙商外迁的历史变迁对外迁和反哺现象进行了准确定位和理性分析,指出浙商的外迁和反哺将促使浙江的经济经历从纯粹地域概念的“浙江经济”到“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的深刻变革。吸引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的关键在于构造优良高效的软环境,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构筑更加完备的产业配套、提升已有的网络集群和强化后台服务支撑体系。关键词:浙商;企业外迁;企业反哺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

(2007)01-0014-05

收稿日期:2006-09-11基金项目:2006年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浙商外迁现象解析及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的机制研究”(06JDZS005YB)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向荣(1973-),男,湖北恩施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家族企业管理研究。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大省,浙商迁移因数量多规模大尤其引人关注。根据浙江省政府公布的数据,目前在上海的浙企已达5.7万家,注册资本900亿元,实际运作资本超过3000亿元;广东有50多万浙商,累计投资总额约2000亿元;江苏有大约7万浙商,投资总额约500亿;山东有大约1.5万家浙企,投资总额200多亿;重庆有大约10万浙商,投资达到96.7亿元,掌控着近200亿元的资金。对企业外迁的通常反应是唯恐引起迁出地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甚至导致经济衰退。因此,吸引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经济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反哺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从企业角度理解,主要指通过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及优良投资环境的构建,促使已经外迁的企业通过整体回迁、开办子公司、项目输入等方式回到企业创办地或者回到企业创办人家乡。根据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的调查统计,目前浙江在外省(区、市)创业人员约400万人,创办各类企业9万余家,累计投资额5320多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即浙商每年在省外创造的财富,已经相当于浙江省2005年全年的GDP[1],这进一步凸显了吸引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一、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的现状由于在外浙商分布的极具复杂性和具体反哺形式的多样性,有关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的精确数据比较缺 第1期总第183期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No11Vol1183 2007年1月JOURNALOFBUSINESSECONOMICSJan.2007　乏。相对而言,比较权威和具体的数据来自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报告。据该报告显示,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浙商的反哺规模最大,总体而言全体在外浙商回浙江投资的总额大约为5000亿人民币。(具体情况见表1)表1　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经济基本情况表北京浙商广东浙商上海浙商黑龙江浙商山东浙商投入浙江资金总额(亿元)40050015022.415.5 资料来源:浙江省政府有关报告。另据调查显示,浙江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亿—3000亿元,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而原料、货源出自浙江或产品返销浙江的比例也相当高[2]。同时,浙商“反哺”浙江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已从原来简单的现金汇回浙江,发展到回浙江投资项目、开发新兴产业,以资本‘反哺’、人才‘反哺’、文化‘反哺’、项目‘反哺’等多种形式回归浙江。2005年全年,浙江省接受浙商回乡投资项目247个,协议投资金额219.4亿元,实际到位资金63.4亿元

。2006年6月召开的浙商大会期间,省外浙商签约项目就达到62个,协议投资金额136.66亿元[3]。同时,23个外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联合发出“省外浙商反哺工程”倡议书,号召和鼓励广大在外浙商携带优质产业、资本资源、高端人才、高端技术,回乡投资发展。与此相呼应,浙江省选出了9位“回乡投资模范浙商”。正是这种星星燎原之势的反哺行为,促使浙江省政府部门对于浙商外迁有了理性和正确的认识和定位,并顺势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基本政策思路。二、浙商反哺的理论阐释浙江本土对于浙商的外迁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认识转换过程,从未引起重视,依次经历了不愿意接受、不得不接受、理性接受直到最近的全面接受和主动引导(见图1)。在2005年11月公布的《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浙江省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以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良性互动,再造省外“浙江”。这标志着浙江官方对于浙商外迁现象的全面接受,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面对和有策略地进行引导。

图1　政府部门对浙商外迁现象的认识转变过程 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相回应,浙江省提出了“腾笼换鸟”战略,为众多浙商回乡投资和反哺家乡提供了机遇。腾笼换鸟就是要腾出空间,利用浙江宝贵的资源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腾出51第1期向荣:浙商反哺浙江:现状、理性认识与引导政策建议 “低、小、散”,换上“高、新、优”,换循环经济之鸟,换服务业之鸟,换自主创新之鸟。“腾笼换鸟”战略从本质上而言,即借助于浙商反哺的行为,实现浙江产业经济结构的良性转换,从劳动密集型的、依赖土地等资源的低附加值产业转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依赖人力资本的高附加值产业。近年来浙江以电子及通信技术、高端服务业、医药制造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逐渐发展,正在逐步替代技术含量低的低层次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正在进行中。伴随浙商反哺规模和深度的加大,浙江的经济属性正逐渐由纯粹地域概念的“浙江经济”向基于地域概念的“浙江经济”和基于网络的“浙江人经济”转化,即在经济属性上实现对狭隘地域概念的超越。“浙江经济”的立足点在地域,“浙江人经济”的立足点在“人”,地域概念是静态的、稳定的,而“人”是动态的、发展的,浙商的流动性带来了浙江模式的异地复制,并将随着“反哺”力度和频度的加强而促进浙江本土经济的发展。“浙江人经济”突破了传统地域经济所依靠的个人关系网络资本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比较而言,这种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广义社会资本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资源共享性,能够更好地促进网络内企业的发展[4]59。三、促进在外浙商反哺浙江经济的政策建议借助于“浙商回乡工程”的逐步深入推进,实现经济结构由“浙江经济”加“浙江人经济”的优化组合构成,首要的任务是浙江省要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进行引导和规划。2006年开始,浙江省实施《当前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及《当前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重点产品指导性目录》,即是这一战略定位的具体解读。从微观上来说,则需要进一步优化综合投资环境。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硬环境,包括丰富的资源禀赋、便捷的交通网络、完备的基础设施;二是软环境,包括社会网络、学习氛围、共有经验积累、市场结构、专业分工、无形资源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的发展对硬件因素的依赖越来越小,而软环境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集群企业的成长越来越重要[5]。世界银行有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其中软环境所占权重高达75%,因此吸引在外浙商的关键在于从原来的重硬件环境转向以硬件环境为基础,构造优良高效的软环境。联系到浙江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现状,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即构筑更加完备的产业配套、提升已有的网络集群、强化后台服务支撑体系。(一)构筑更加完备的产业配套产业配套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纵向视角而言产业链条的完整性、横向视角而言产业相关环节的协调发展程度及地理区域而言的产业配套半径。产业链的完整能够有效降低产业内各企业的生产配套成本,其优化使得各纵向环节间更加协调的配合和科学的分工;

产业相关环节的协调发展增强了区域的横向配套能力,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运作风险;尽量小的配套半径意味着本地供应的可获得性高,有效降低了配套的交通成本及时间成本。更加完备的产业配套将极大的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并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尤其是控制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如设计、营销、关键资源和关键技术等附加值高的运作单元。这样将有效降低浙江企业的外迁可能性,并带动在外浙商的返乡投资行为。(二)提升已有的网络集群集群经济(政府部门称为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也是现阶段相对而言浙江省最大的优势所在。但现阶段浙江省集群经济的发展面临两个障碍:一是现有的集群以家庭、血缘关系、亲情、乡情等个人网络为基础形成,集群网络的有效扩大比较困难;二是现有集群内部存在过渡竞争和低水平竞争,这几乎就是现阶段浙江集群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61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2007年 对于第一个障碍,力争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下,使集群的运转逐步突破个人网络,转而以市场化的社会网络为运转的支撑点。社会网络是指某一特定产业区域内的企业基于主动或者被动参与产业运转,借助于产业相关资源的流动、彼此间形成的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关系,包括市场交易关系、社会纽带联接等。市场化的社会网络中的存在普遍信任机制,有效突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乡情等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集群内部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扩大了集群的交易网络。从实践经验来看,解决集群内部恶性竞争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完善行业协会的功能和运作机制。当前行业协会需要加强3方面工作:首要工作是协调行业内各企业间的正常竞争秩序。2005年8月,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通过中间采购商向浙江永康的8大企业采购电动滑板车,采购量为10余个品种百余万辆,但最终由于各企业间相互恶意低价竞争导致数十亿的超级大单搁浅。恶意低价竞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该地电动车行业内缺乏正常的竞争秩序,仿冒成风。以此为鉴,在浙江永康市经贸局的引导下当地成立了电动车行业协会,颁布了维权公约以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行业协会需要强化的第二项重要功能是代表会员企业积极面对欧美国家的反倾销指控。浙江省是我国面临反倾销指控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省份,而应对这种指控时按国际惯例政府部门是不能出面的,必须由行业协会出面应对。除此之外,由于浙商天然的“草根”特性,文化素质和管理知识及技能有限,需要由行业协会出面组织进行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培训。(三)强化后台服务支撑体系各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吸引外来资金,并提供诸如税收、用地、能源等优惠照顾政策,但这些单一、静态的政策优惠对于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有限,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各地方政府提供的这些优惠和照顾政策往往比较雷同甚至完全一样;二是投资者的逐利本性促使其在优惠期到期后马上转到提供同样税收、用地等单项优惠的其他区域。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真正实现企业(投资者)和所在区域的双赢更

需要借助政府引导下的全面、持续的支撑体系。联系浙江经济结构特点与现状,现阶段支撑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保持和强化块状经济声望,维护强势地域品牌。块状经济(集群)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并塑造了一批强势的地域品牌(如乐清的低压电器、海宁的皮革制品、温州的眼镜和打火机、诸暨的袜子、义乌的衬衫、慈溪的小家电、永康的五金、桐庐的制笔、富阳的造纸、濮院的羊毛衫、黄岩的塑料等),这是集群内全部企业的共有资源,具有强大的营销效用,必须保持和强化。二是完善融资渠道和建立担保体系。浙江省中小企业局《2005年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该省中小企业存活率仅为45.83%,主要原因就是遭遇资金运转瓶颈。2006年4月,浙江省诸暨市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企业应急互助基金”,尝试以互助方式帮助濒于危境的企业化解资金链断裂风险。该互助基金由参与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出资设立,以“救急不救穷”为原则,兼顾申请企业的实际需要、资金投放能力和风险规避。当企业在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到期后转贷过程中出现较为严重的资金周转困难,或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经基金评审委员会认可的其他突发性事件导致企业临时资金周转困难时,受理企业的资金申请。据悉,全国工商联已开始研究并准备推广这一制度[4]65。三是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公布城市投资环境排名,在其评价指标体系中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根据其2006年公布的城市投资环境排名,以杭州、绍兴、温州、宁波为代表的浙江城市的排名相对比较靠前,但具体到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而言,进一步改进的余地还比较大。以杭州为例,其综合排名高居第一,但在政府服务效率方面,内资公司的反馈杭州排名第3,外资公71第1期向荣:浙商反哺浙江:现状、理性认识与引导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