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安徽史前考古发现中的早期文明因素

收稿日期2008-12-08作者简介李忠林（1970~），男，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秦汉考古。

内容提要：安徽地区史前考古起步较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有些遗存中包含着丰富的早期文明因素，其中，双墩陶符、凌家滩礼玉和尉迟寺聚落形态最为典型，对于研究江淮地区早期文明起源的形式、内容及其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考古工作者重视。

关键词：安徽史前考古早期文明中图分类号：K871.13文献标识码：Ａ安徽省境内的史前考古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李景聃等先生在安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12处［1］，掀开了安徽史前考古的序幕。

在20世纪年50代的治淮工程中，又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根据1957年发表的《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一文，大约有10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淮河、长江沿岸，大的有8000多平方米，小的也有590平方米［2］。

从1978年至今，安徽地区的史前考古有了长足的进展，发现了一大批具有重大意义的史前遗址，著名的凌家滩遗址、双墩遗址和尉迟寺遗址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如和县猿人、巢县智人也是同期发现的。

据不完全统计，该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达400余处，其中经过考古发掘的就有50处左右［3］，著名的如定远侯家寨、蚌埠双墩、怀远双古堆、濉溪石山子、蒙城尉迟寺、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等。

相对于如此丰富的考古收获，该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却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尤其是新石器时代遗存所反映出的一些早期文明因素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即便像文明探源这样的大型工程，仍限于人力物力，关注的焦点还是集中在黄河流域，具体说来，在晋南豫西一带。

在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对河南灵宝西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新密新砦以及偃师二里头等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4］。

工程领导小组首席科学家王巍先生是这样说的：“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科技部同意项目承担单位的建议，将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

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一是探源工程预研究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预研究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该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七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加之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顺利实施。

”［5］倡导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六区系框架中也没有给安徽史前考古文化以应有的地位，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划分的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6］。

显然苏先生是把安徽的考古文化归于相邻的一些区系。

略论安徽史前考古发现中的早期文明因素李忠林（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考古学者开始重视和注意皖北淮河系新石器文化的谱系，高广仁、邵望平两位先生将淮系文化的源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和贾湖文化［7］，而阚绪杭先生则认为侯家寨文化是早期淮系文化的典型代表［8］，如果阚先生所见不错，淮系文化自有其独立的源头。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该地区一些重要的早期文明因素进行探讨，这些因素主要是指双墩陶符、凌家滩礼玉以及尉迟寺聚落形态。

当然，存在早期文明因素并不等于就进入文明时代，反过来，在人类迈入文明时代之前的史前时期也产生了许多早期文明的萌芽，这是可以肯定的。

有关这一点，李学勤先生也在许多文章中反复指出过［9］。

我们不妨先从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谱系说起。

根据最近的研究，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大致可分三个部分：淮北地区、江淮地区和皖南地区。

其中淮北地区与苏、鲁、豫紧连，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递承关系较复杂，相对年代大致可分为小山口一期文化——石山子类型——后铁营类型——大汶口文化——龙山时期文化等若干阶段。

小山口一期文化与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时代相近，但该文化有其自身特点，进入大汶口文化阶段，这一地区逐步成为北方文化南下的通道，其地方文化特征日益消失，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蒙城尉迟寺遗址保留了完整的聚落遗址。

江淮地区可以分为江淮北部和皖西南两个区域。

江淮北部包括长江沿岸和淮河、巢湖流域，这一区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侯家寨类型，距今7300年~ 6000年，该类型可分为三期，即双墩一期文化及侯家寨一、二期文化，其中双墩遗址发现的陶符值得重视。

其后是距今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对研究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江淮北部相当于龙山时期的遗址主要以寿县斗鸡台、含山董城遗址、大城墩遗址二期、肥西古埂遗址上层为代表。

皖西南地区相对独立，这里早期为薛家岗文化前三期，晚期分布着以薛家岗第四期文化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潜山薛家岗、安庆张四墩等。

皖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可以黄山为界分为南北二区，北区以芜湖、铜陵为中心，主要有四类文化遗存，彼此之间缺环较大，依次为繁昌缪墩——宣城孙埠——繁昌洞山——泾县瑶庄。

皖南的南区遗址以歙县新洲遗址为代表［10］。

从上面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史前考古文化中包含早期文明因素最为显著和值得关注的凌家滩遗址和双墩遗址，主要集中在江淮北部，也就是皖中地区，另外淮河以北的尉迟寺遗址也值得重视。

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三个遗址中的早期文明因素加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安徽史前考古中早期文明因素的重视。

一双墩陶符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安徽省蚌埠市小蚌埠镇双墩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陶器刻划符号［11］，共计607件，徐大立先生曾著文介绍说：“双墩遗址刻划符号不仅内容广泛，其表现形式也非常复杂，有多种分类方式。

如可以根据符号的类型分为象形符号、会意符号和指事符号；根据符号的形式分为单体符号、复合符号和组合符号；根据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可分为植物类、动物类、几何类、自然类等等。

双墩刻划符号的主要特点是：写实类符号简洁、生动、形象，具有文字书写特点。

刻划符号出现了两种、以及两种以上的符号组合，并有主纹与地纹的区别，表达了相对完整的意思，显现出语段文字特点。

双墩刻划符号在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也有发现，同一符号在不同遗址内出现，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已有固定形态的符号得到认同并使用，具备文字社会性的特点。

符号内容多样，已有象形、指事、会意的文字特征，体现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始造字规则，是一种可以会意并释读的符号。

”［12］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客观地估计双墩陶符在史前文字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我们对目前发现的史前陶符数量、时间和文化归属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分析。

就全国范围看，史前时期的陶器刻划符号集中出现在距今6300年~3800年之间。

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都发现了数量丰富的陶符。

其中数量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处：1、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共发现27种陶符，刻划在113件陶器或陶片上；2、陕西临潼姜寨共发现38种陶符，刻划在129件陶器或陶片上；3、青海乐都柳湾共发现130种陶符，刻划在679件陶器或陶片上；4、安徽蚌埠双墩共发现59种陶符，刻划在146件陶器或陶片上；5、湖北宜昌杨家湾发现74例50多种陶符；6、大汶口文化共发现10种陶符，刻在18件器物上。

除双墩陶符外，其他分别发现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其中黄河流域上游的有青海乐都柳湾陶符，距今4000~3800年［13］，黄河中游的有西安半坡陶符和临潼姜寨陶符，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6100~5500年之间，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陶符出现在晚期［14］；长江流域的主要有宜昌杨家湾陶符，属于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

双墩遗址地处江淮之间，距今7330~7000年［15］，这是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外大规模发现陶符的地方。

相比以上几处遗址所发现的陶符，双墩陶符具有时间早、数量大的特点。

考虑到双墩陶符是在不到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我们应对该地区存在发现更多陶符的可能性抱有充分的信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除过上面的单字陶符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成组系联的陶符，具有代表性的是山东邹平丁公和江苏高邮龙虬庄发现的陶器刻划符号。

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组陶符，尤其是丁公陶符可能属于另外一种文字系统［16］，而作为汉字成熟形态的甲骨文与前面提到的那些陶符在书写风格上更为接近，在这种既定的学术理路下，研究双墩陶符的意义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凌家滩礼玉古人用玉往往与礼仪有关，《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或者具装饰功能，或者具礼仪功能，有的两者兼而有之，其中不乏琮璧圭璋之属。

在史前考古中，玉器的发现常常格外受重视，也是因为其礼仪功能。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最早的史前玉器发现于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是两件玉玦，距今约8000~7000年。

此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发现了大量史前玉器，长期以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自从凌家滩遗址发现以后，这种局面事实上已经被打破。

凌家滩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先后经历过五次发掘，最晚的一次是在2007年7月完成的。

从前三次发掘，尤其是最近一次发掘来看，凌家滩玉器在数量和质量上不逊色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时间上甚至早于良渚文化。

凌家滩的玉器数量，前四次发掘所得为800多件［17］，第五次发掘在2007年5月至7月进行，出土玉器、石器、陶器近400件，其中玉器要占多半［18］。

据此，凌家滩遗址所出玉器当在1000件以上。

从时间来看，凌家滩遗址出土碳标本所作14C 测定，上下限为“距今5560±195年和5290±185年（经树轮校正）”［19］，这个时间和红山文化相当［20］，而早于良渚文化［21］。

除见于其他同类遗址中的璧、璜等礼玉和动物型玉器外，凌家滩遗址最具特色的玉器要算玉人和玉龟版了。

凌家滩共出土6件玉人，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批玉人［22］，王仁湘先生通过对玉人纵梁冠的深入研究，指出“纵梁冠最初当是人主之冠，凌家滩玉人像所见即是”［23］，这就从考古学上肯定了玉人像的意义。

凌家滩的玉龟版自出土以来，一直就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对其文化内涵讨论较多，如张敬国等先生认为玉龟和玉版可能与八卦图有一定的关联［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