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状元考3——唐代状元(一)唐代科举制度下的状元概览

中国历代状元考3——唐代状元(一)唐代科举制度下的状元概览

唐代科举是哪一年开始的？这个问题学术界看法不一，这里说说我的看法，供朋友们参考。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记录了武德元年“上书拜官一人”，二、三、四年均“不贡举”，五年有“进士四人”。看来他认为唐代科举始于武德五年。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则记武德元年有状元孙伏伽，这就是说唐代科举始于武德元年。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所载几乎全依《文献通考》，并将孙伏伽移为武德五年状元，在其名下注曰：“惟唐贡举始于武德五年”，还说《玉芝堂谈荟》“言元年者误”。但是，其卷二二大中十年引郑颢为进《诸家科目记》所上的《表》却有“《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等语，显然《诸家科目记》所记自武德元年始，《登科记考》于此处未提出异议，则与第一卷自相矛盾。 郑颢是当朝人，状元出身，且奉命专门组织人搜集整理过科举资料，不至于信口开河。他的说法最早，应该有依据，也最可靠。 唐 代 科 举 特 色唐代将科举制度化，几乎年年开考 ，在科举考试的选拔层次、国家主考的级别、考试内容及方法、考试科目的划分、考试程序的制定、录取后何时授职及起点官阶等方面都作了艰苦的探索，对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的确立有奠基之功，同时也表现出了早期的幼稚与不规范，科举还不是补充官员的主要手段，政府及国民对科举考试及其中选者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宋、明、清诸朝，对科场案查处不力，选才亦远未扩展到中下层。 一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1]，而人们最重视的又是“进士”科，当时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2]。从整个科举考试史的角度看，唐代的科举毕竟处于早期，尚为探索阶段。其他科目且不论，其进士科考试就始终不糊名，更无誉录之说，考试并不严格。多数的录取并不完全倚重考卷，还要看平时的文字高下，考生的声名、影响其家世、地位等等，有时甚至完全不看考卷，未曾开考，名次已定[3，4，5]。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唐代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6]。尽管如此，其草创之功不可抹杀。关于唐代科举的方方面面，已有不少著作和论文进行过研讨。本文仅拟就几个小的问题做点拾遗补缺的工作。 据《唐会要》卷七六、七七及《唐摭言》、《新唐书·选举志》、《文献通考·选举考》、《登科记考》等书的记载，唐代在科举考试的探索过程中，较大的变更只有一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下诏，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始，规定由礼部侍郎任知贡举，别的人临时担任此职称“权知贡举”，而任“权知贡举”者都不得低于礼部待郎（正四品下①）的官衔。此前一直是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担任知贡举。这次改革无疑提高了科举考试的档次、是有积极意义的，且一直坚持到唐末，形成了定制。 较小的变更是多方面的，大多变来变去，未能贯彻始终。 1．考试内容： 自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始，规定进士科的国家级考试（即省试）考3场，次序为：帖经——诗——杂文。第一场合格方许考第二场，第二场合格才有资格考第三场。此后虽然一直是考3场，但哪前哪后经常有变化，且各场的考试内容，如“帖经”时贴哪几种“经”，考诗时如何用韵，杂文考哪几种文体等也屡有更动。 2．参加考试的人数与录取名额：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定贡士名额为：上州每年 3人，中州 2人，下州1人，确有才行者，不限其数。这种规定实行不久，即经常被破坏。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又规定：今后每年考试者，明经不得过100人，进士科不得过200人，如其无人，不必满此数。这一规定也没有一直贯彻下去。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敕令：进士及第不得过25人；大和八年（ 834年）又改为不超过 40人；开成三年（838年）改为不超过30人；会昌二年（842年）仍改为不超过25人，取士人数经常变动，没有哪一种能形成定制。 3．进士及第后的授职： 唐代进士及诸科及第，一般都不立即授职。《文献通考·选举考》云：“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但，贞元元年（785年）、大和九年（835年）之前几年却特许当年各地藩镇可以奏请试用为官；大和九年（835年）则明令，进士及第后4年方许藩镇奏用；大中二年（848年）又改为及第的第三年即任凭大僚奏请试用为官；至乾符二年（875年），进一步改为满两年方许诸道藩镇及朝中各大衙门奏用。这一条的变动亦甚频繁。到可以授职时，新进士的起点官阶又如何呢？《新唐书·选举志》云：“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取在前面的极少数人为“甲第”，从倒数第二阶做起，而多数人则必须先任最低1阶的官职。这一点倒只是偶尔有些特例，一直变化不大。 4．殿试： 不少人认为，武后载初元年（689年）举行了科举史上第一次殿试。其实这还不能算“殿试”，与后世较成熟的殿试相比，只能算作是对殿试的尝试。这年分“神都”、“西京”两处开考，各自出题，各自放榜，武后充其量只是代行了“神都”试场的知贡举的职任而已。这也只是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制度。昭宗乾宁二年（895年），皇上亲自出题复试进士，这次重新排名，重新放榜，将原先的状元也刷掉了。这倒像后世的“殿试”，不过，仅此一次而已。 唐代读书人要夺状元，不像宋、明、清诸朝那样，先经县、州、府筛选，再经各省筛选，然后参加国家级考试：通过会试定1回名次，再通过复试定1回名次，再通过名义上由皇帝出题的殿试、10来位重臣“公同阅卷”、公推出前10名，由宰相在皇上面前“读卷”，最后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唐代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1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名义上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知贡举一般是3年一换的，有时1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更有强要状元[7]（P777）、自定状元[8，9]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宋、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因为宋、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唐代（唐代应考的举子多则2000人，一般每年1000人左右[10]，而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各科举子齐集京师竟达44562人[11]），录取比例自然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不是哪一个人说了能算数。 5．别头试： 权要及考官的子弟、亲戚另设考场，另分名额录取以防嫌，称“别头试”，始于高宗上元二年（ 675年）。这种制度时行时辍。开元二十九年（ 741年）规定：别头试不再由礼部郎官主持，而移送吏部考功司，依然时行时辍。 6．录取名单送宰相审定： 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正月，采纳礼部侍郎王起的奏议，规定礼部考过、定完名次后，先将录取名单及所作诗赋送中书门下详复，待下制书后再放榜，以防录取不公。大和八年（834年）又有令：录取者诗赋送宰相审阅，录取名单不必经过宰相。会昌二年（ 842年）正月，宰相李德裕奏：朝廷既委任了知贡举，应放手让他们选才，今后宰相不必干预科举录取之事。此奏被批准生效。 总之，唐代科举并不成熟，许多具体做法都是改来改去，处于反复试验、探索之中。 二 唐代处于科举考试的初期，在整个科举史上开考密度最大。 综合《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自建国当年即武德元年（618年）开始，法定是年年开考。289年间共举行科举考试266次[12]，实际上也几乎是年年都开考。其中，麟德二年（665年）的那次因主考事先泄露考题被揭发而作废，应除去。上文已述，唐代的科举考试分许多科目。单就人们最看重的进士科而言，剩下的265次（其中有14次是分两处或4处开考，各派知贡举，各自出题，各自放榜，未经统一阅卷、排名，未曾产生状元[13]。真正全国统一排名的考试只有251次）除2次未见录取人数记载外，其余263次共录取进士6637人。录取人数最少的贞观十二年（622年）、显庆元年（656年）、麟德元年（664年），都是3人；最多为咸亨四年（673年）因上两年停贡举而至79人；平均每次25.24人。拿289年平均，每年取进士22.97人。唐代每年所补充的官员绝对远远不止这个数。开元十 七 年 三 月 ， 国 子 祭 酒 杨 瑒 便 上 言 曰 ：“ ……每 年 应 举 ， 常 有 千 数 ， 及 第 兩 监 ， 不 过 一 二 十 人 …… 臣 窃 见 入 仕 诸 色 出 身 ， 每 岁 向 二 千 余 人 ， 方 於 明 经 、进 士 ， 多 十 余 倍 。” [14] 可见，尽管举子们竞争很激烈，但唐代的科举并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其它的途径还有很多，唐代的进士只占整个官僚队伍中的极少数，形不成气候。 初唐时期时期更是如此。据统计，玄宗开元初年法定的全国官员总数为18 805人，而自开国初至此际95年间进士加诸科总共取士2058人[6]，这些人即使有一半能活这个时候，也只能占官员总数的5.47%！因此，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后来的宋、明、清诸朝。相应的，官私著作中对科举之事亦远不如宋、明、清时期那么关注，那么津津乐道。直到晚唐宣宗十年（859年）政府才开始注意对科举资料的收集与保存[7]（P828）加之年代久远，资料散失，有关唐代科举的资料甚难搜集。即使是对于后世特别看重的状元，当时人们的兴趣也不是很大，资料亦难找寻。笔者经过10来年的努力，虽较《登科记考》有所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