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达规则及其例外
判例来源一起强奸案催生的米兰达规则
被告认为，自己当时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违反了不得强迫被追诉人对自己作证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了被告的观点，认为：虽然被告肉体上没有受到强迫，甚至也没有人直接告诉他必须招供，但“心理上”的强迫是存在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里宣布，警察局审讯室里的“气氛”很令人担心。现代审讯用的是“攻心”战术，审讯在室内进行，同外界隔绝，现场除了被告以外全是警察。警察所问的并不是被追诉者做了没做，而是为什么要做。此外，警察还用各种方法松懈被讯问者的警觉，如常常假装同情或者把犯罪的责任推到受害人或社会身上，让被讯问人觉得案件并非那么严重；或者软硬兼施，一会儿口气粗鲁，一会儿温文尔雅。所有这一切，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都给被讯问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样供认的可信度是很低的，不应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所产生的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如
果警察在审讯时没有预先作出以上4条警告，那么，被讯问人的供词一律不得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米兰达案判决30多年来，这条法律规定如今在美国是妇孺皆知。因此，嫌疑人被捕后，一般都是开口就说：“我要对我的律师说话”或“在同我的律师谈话之前我不想谈任何东西。”
虽然米兰达规则已经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常规动作，但仍然存在不少的例外情形，笔者列于此处，供各位参考：
例外情形包括：
（一）哈里斯诉纽约州（Harris v. New York 401 U.S. 222 (1971) ）1966年1月4日哈里斯在向便衣警官出售海洛因时被捕。当时米兰达规则还未问世，在警察没有告知其享有的宪法权利情况下哈里斯作了有罪供述。但到此案提交法庭审理时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在法庭上哈里斯否认自己向警察出售毒品，因此审讯期间的认罪供述被禁止提供。控诉方在法庭上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证据时未出示这次认罪供述，而是在质疑被告人在法庭上与法庭外的陈述不一致时出示
了这次认罪供述。审判法官允许检察官将非法取得的认罪供述用于这种情形的质疑。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哈里斯上诉到最高法院，1971年最高法院就此案举行听证并作了维持原判的裁定。通过哈里斯案，最高法院确立：被告人未经告知米兰大权利的供述，如果不是用来证明被告有罪或用来反对被告人的，而是用来质疑其在法庭上与法庭外的
陈述不一致时是可以采纳的。这一例外使原本违反米兰达规则绝对不可采的口供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哈里斯一案的裁决经常被称为是对米兰达权利的第一次打击。
（二）“公共安全”例外：纽约州诉夸尔利斯（New York v. Quarles,467 US649(1984) ）1980年9月11日，黑人青年本杰明·夸尔利斯涉嫌强奸，警察在犯罪发生后不久就发现了他，并对他进行了拍身搜查，发现他身上有个空枪套，警察便问他：“枪在哪里？”夸尔利斯用头点了点墙角的一堆空纸箱，说：“枪在那里。”随后，警察在一个空纸箱内找到了一支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在这之后警察才向夸尔利斯宣读了米兰达警告，夸尔利斯表示放弃，并告诉警察枪是他的及在哪里买的。在审判中，辩护律师提出排除“枪在那里”和枪支所有权及购买地点的供述。前者是因为，违反米兰达规则，后者因为是前面违反米兰达规则行为的“污染”的“毒树之果”。初审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纽约州上诉法院都判决应当排除该证据。1984年1月18日，最高法院就该案进行听证，并于同年6月12日以6比3的决议作出裁定，推翻了纽约州上诉法院的裁定。伦奎斯特大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起草了裁定意见，认为“在本案这种情况下，‘公共安全’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要求嫌疑人回答问题的需要显然超过了遵循米兰达规则的需要。”因此，通过夸尔利斯案，确立了米兰达规则
的“公共安全”的例外，美国最高法院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道路上后退了一小步。
（三）“必然发现”例外：尼克斯诉威廉姆斯（Nix v. Williams 467 U.S. 431 (1984) ）威廉姆斯涉嫌在戴斯莫尼斯（Des Moines）诱拐并谋杀一个10岁小女孩，警察在戴文波特（Davenport）逮捕被告，并向其告知了米兰达警告。警察通知被告的律师要把被告带回戴斯莫尼斯（Des Moines），但不会对他进行讯问。这时州警察还未找到小女孩的尸体。在押解威廉姆斯回戴斯莫尼斯（Des Moines）的途中，一名警察对他说：“可能要下雪了，有可能使得找不到小女孩尸体，无法给她一个正式的基督葬礼。”威廉姆斯在听到警察的谈话后，自愿告诉警察尸体的位置并帮助找到了尸体。而此时，负责搜查的警察距离尸体的位置仅差2英里。辩方主张，作为被告供述的“毒树之果”的所有的证据都应排除，因为警察的讯问违反了被告的律师权。初审法院拒绝了该动议，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最高法院适用了“必然发现”原则，认为，就算没有被告的供述也必然会发现尸体，这样的证据不能被排除。
（四）俄勒冈州诉艾尔斯达德(Oregon v. Elstad,470 U.S. 298 (1985)) 1981年12月，两名警察来到艾尔斯达德家，以涉嫌盗窃罪对其实施逮捕，警察以“随便聊聊的方式”与艾尔斯达德交谈了一会，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没有宣读米兰达规则，
艾尔斯达德作了他在犯罪现场的供述。随后，回到警局后，警察向其宣读了米兰达规则，艾尔斯达德因先前作了有罪供述所以表示放弃并交待了作案过程。在法庭上，辩护律师要求法庭排除被告人的两次供述，因为第一次供述是警察违反米兰达规则取得的；而第二次供述则属于“毒树之果”。初审法院认为第一次供述可采，第二次供述不可采。俄勒冈州上诉法院认为两个供述都不可采。1985年3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作出裁定，推翻了俄勒冈州上诉法院的裁定。判决中表示：“在非法搜查的基础上获得的证据应该作为“毒树之果”排除，但米兰达规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推定，即在没有米兰达告知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应被推定为非自愿的。即使该口供实际上是自愿作出的，法庭也应该排除。然而，把这种排除的做法延伸到后来经过合法程序获得的口供则是对米兰达规则的不符合宪法精神的扩大解释。”从一定意义上讲，艾尔斯达德判例给执法人员执行米兰达规则打开了一扇变通之门，或者说，艾尔斯达德判例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米兰达规则的效力。（五）卧底警察取得的供述：伊利诺伊州诉伯金斯（Illinois v. Perkins 496 U.S. 292 (1990) ）卧底警察派瑞斯与犯罪嫌疑人伯金斯在同一个监所里，派瑞斯问伯金斯有没有杀过人，伯金斯讲述了他曾经杀过人。伯金斯因此被指控谋杀。辩方提议由于交谈之前没有给予米兰达警告，应当排除该供述。初审法院和上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