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现代客家小说观照客家女性文化

试论从现代客家小说观照客家女性文化现当代客家小说对客家女性的描写，展现了客家女性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婚恋贞节观，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优秀道德品质，通过对小说的解读，以现代目光审视客家女性个体意识的缺失。

现当代客家小说充分地展现客家的地方风情和地域文化，弥漫着浓郁的特定的地域气氛，并为读者提供了显示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图景，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

对客家女性的描写，集中展现两个方面：一为愚昧乡村女性的婚恋贞节观，二为知识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传统因袭的婚恋苦难，又有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优秀品质，本文通过对小说的解读，对客家女性文化进行现代审视。

一、传统文化影响T的客家女性婚恋观(一)重学问的择偶观客家文化，本质上传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传统。

在客家地区，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养出读书人为骄傲和自豪。

所以，为人父母者，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学业前途方面疏忽大意。

这种客家文化进取情怀，张资平在《资平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冲积期化石》等小说中都有表现。

《冲积期化石》中的天厂，就是一位望子成龙的慈父，他为了能让儿子出国留学，实现文化治贫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说到了万死不辞的地步。

他弥留之际给远在日本求学的儿子留下的临终嘱咐就是好好用功，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报答亲恩，还特别叮嘱：父亲死后也不必回家奔丧服孝，“如遗父命，便为不孝”。

在这里，孝和不孝的内涵有了新的特定内容。

小说中的韦天厂的原型正是张资平自己的父亲——一位中年丧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开通，思想进步的穷秀才。

在客家人看来，一个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经由读书走出大山的书生结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

故在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如黄广勋、谢克欧、刘文如、宗礼江、吕广、吴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书生，是小说中最受年轻女性青睐爱慕的美少年。

以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会，女子嫁人，首要选择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子对丈夫具有强烈的依附色彩，这种经济与地位决定的依从关系，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男尊女卑。

客家女性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嫁学问人并非仅仅功利地为“穿衣吃饭”。

这里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女性的选择更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

(二)严苛的贞操束缚张资平在小说中也展现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

客家人日常所说的“等郎妹”、“细薪舅”，指的就是童养媳。

客家人娶童养媳一般是在女婴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回领养，婆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调教儿媳。

待童养媳稍大，她就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必须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张资平作品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客家妇女的命运和不幸人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

在张资平早期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童养媳的风俗习惯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县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极为盛行。

尽管张资平没有直接描写以童养媳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小说，但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养媳，像《冲积期化石》中的刘四妹，三岁就到舅母家和刚满三个月的表弟结婚；《梅岭之春》中才周岁的保瑛嫁了一个三岁多的丈夫；《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商人做媳妇；《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过面的角色)等也是童养媳。

童养媳的买卖是充满着罪恶和血腥的野蛮行为，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及情感选择的自主，其实质是将女人看作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产。

张资平用写实手法真实、清晰地记录下了历史上客家妇女的不幸。

他笔下那些童养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人物。

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就是客家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命运就是无数客家妇女不平命运与苦难人生的缩影。

青壮男子长期在外谋生，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男女之间正当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

有的男人一去长年不回，夫妻之间常常音讯不通，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乡，或者另娶新妇，另筑家室，也未可知。

张资平的一位堂伯父张淑皋就是这样的典型。

他因为长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妇人，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果新妇旧人互相仇视，两方儿女形同敌人。

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就是以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为原型创作的。

长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条件许可，自然不会拘于纲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乡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红颜消损。

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胆僭越陈规去寻求个人幸福的女性。

在现实中，那些试图超越古老礼制秩序去寻求感情和欲望满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归案”则身败名裂，性命不保。

族人对犯了“罪”的女人的惩处办法是：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锥钻刺死她(《梅岭之春》)。

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为阿和掌握了她和黄广勋偷情的证据，如泄漏出去，后果则如村中邻屋的那个女人，按习惯被捆缚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锥子刺她。

美瑛曾目击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那个女人被残毒的几个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

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梅岭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离家出走。

无独有偶，李金发的小说《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写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贞节压迫。

小说揭示了粤东山区这个闭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独特的旧俗，实行盲婚制度，包办婚姻严重，贞节观念严苛。

小说的主人公菊英，16岁被父母媒人包办嫁给患痨病的陈少康。

不久，陈少康病逝，留下年轻的菊英守寡。

此后，菊英被婆婆视作不祥之物，周围人的目光也充满仇恨，窒息的氛围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

终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却引来大祸。

一些好事之徒造谣说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窝藏的，于是三十个男女，甚至藏着铁锥子来了。

当躲在邻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陈姓人”拉出来时，娘家的父老，没有一个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

菊英被带回陈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实施暴打。

在这个闭塞的山乡，这种野蛮的陋俗被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些愚昧的观众竟以此寻找刺激，变态的施虐的快乐。

李金发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闭塞和愚昧，对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二、客家女性的神性品质客家女性身上体现的是典型的客家精神，于社会、经济、家庭中体现的其卓绝的风范、情操和品格。

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中说过：“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牛乳上的奶酪，而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

”。

大诗人黄遵宪曾这样评价：“无论是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太母，操作亦与少幼等。

举史籍所称纯德懿行，人人优为之而习安之。

”《客家文化审美导论》中提到，客家女性相对此其他汉族女性，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客家女子不缠足，二是客家女子不像其他汉族女子那样被锁在深闺，而是走出家门，承担繁重的劳作，还有不少是知书识礼的。

谭元亨的《客家魂》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客家女性在特殊年代里，身上体现的是集体无意识传承的美好品性。

(一)博爱的母性客家女性具有宽广的胸怀，博爱，是其最本质的爱。

女性之爱在这里是全身心地投入，是无私地奉献而不求回报，是慷慨地给予，是恒久的忍耐，在人类文化史上远古的母系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原则既是初始的，又是永恒的，那是以“母爱”为生存基点而衍生出的爱的原则。

女性在孕育生命、维系生命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孕育了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女性精神”，就是源自生命崇拜的“唯爱”精神。

客家关于“葛藤坑”的传说体现的是客家女性的宽广的胸襟，博爱的精神。

黄巢军队肆虐之时，一位母亲牵着自己的儿子逃难，而背负着侄子。

这位母亲的回答是：“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所生，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

”危难之前，顾他人而忘自我，是一种淳厚的人道精神，一种哀悯苍生的仁厚之心。

启慧(《客家魂》之二《客家女》)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在进村的途中产下儿子，自己为自己接生，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客家女由于长期迁徙的缘故，为自己接生亦属平常，是出于对生命的顶礼膜拜，是作为母亲的天性使然。

之后“她有点认不出自己了，因为一路已好些日子没照镜子了，分明瘦削了一些，但仍炯炯有神，而且添上了疑惑与慈祥。

和蔼的圣洁神采。

她猛地醒悟，可不，自己是母亲了，能不添上母亲的慈容吗?迈进了人生又一神圣阶段!她胸中充盈了温柔与仁爱。

过去，是老师，今日，又添上母亲的身份，为人师，为人母，都是至圣至美的。

”此后，启慧就在那小小的村庄建立了学校做了老师，将所有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倾注了所有的爱，并为了救落水的学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由“母爱”而衍生的博爱精神。

远晴是一个柔弱的客家知识女性，在她身上却体现了母爱的强大。

被解除公职回乡下后，为了女儿萱龄和侄子元戎的学业，不惜卖血；自己的冤情无处诉说，却为女儿的被冤而四处奔走；在武斗场合冒着被流弹射中的危险去救女儿，逼使所有的枪口都垂了下来；直至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石萝生下的孩子伟龄，远晴都是视为己出，倾注真诚的母爱，将其教育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又将辛苦抚养的儿子伟龄还给其生母，无不显示她伟大而宽广的胸怀和深沉无私的母爱。

客家女性的母性，还表现在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

“女人们则是家园的守望者，给男人创造根基、慰藉、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是她们永不竭尽的奉献支持了男人的生存、家族的荣誉、历史的精神。

”只要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的存在。

所以《客家魂》中郭家在远晴死后，还有石萝的身影出现，她是作为“家”的隐喻存在，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族的存在，就有希望的存在，就能让远行的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民系心中有归宿感。

(二)自强不息的独立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

而客家女性相对其他汉族女性，具有自强不息的独立精神。

客家女性是家庭的中心，主持家政，她们承担了比男人更繁重的农耕。

黄遵宪道：“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

”有文撰道：“一家妇女所得，不但以维持一家生活费用，甚至可供给子女受中小学教育；而男子在外地寄回之金钱，则涓滴不漏，储积以生息，及购置天屋；故各家家庭之支柱是妇女……”可见客家女性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

著名美国作家A·米切纳的代表作《夏威夷》中，有关客家人的内容的一章《哀鸿遍野的农村》，作品的主人是客家女性谢玉珍，她从出生开始就是不幸的，最后被带到檀香山，经历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到达夏威夷，因为玉珍的克勤克俭，成为华人们的道德楷模。

玉珍舍身陪患麻风病的丈夫去孤岛生活，历尽艰辛。

丈夫死后玉珍重返夏威夷，将五个孩子送去读书皆有出息。

此后发生了火烧唐人街的事，玉珍肩负起复兴家族的重任，开始第二次创业，又经历种族歧视、地震、飓风等天灾人祸，最终终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