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民事诉讼证据质证
质证作为民事审判的一项制度规定于我国的法律之中，《民诉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法律只对质证作了原则性的概括性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具体操作中的问题未能作详尽的规定，以至于在审判实践中各行其是，抑制了质证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拟对质证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首先对于质证的概念，法学界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可谓众说
纷纭。有学者认为“质证又称对质，民刑诉讼中，就同一事实，组织两人或两人以上当面质询诘问的一种讯问和证明形式。”[1]还有人
将质证理解为质询、质问。即在民刑诉讼中，司法机关对证人证言、当事人的供述或者陈述，以及在质证过程，对质一方对另一方的叙述，提出疑点，进行辩驳的诉讼行为。多数意见认为质证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者理解为以交叉询问方式对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从而确认其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2]
上述观点未能反映我国民事审判的实际，有的只说明了质证的
部分对象，有的只说明了质证的基本形式，有的概念是针对刑事诉讼中的质证而作的，不能反映我国民事审判中质证的本质。我认为：质证，是指在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中，质证主体与被质证主体之间，对法庭出示的证据提出质疑、辩论、核实，由法官当庭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的诉讼活动。
质证的主要形式是对证据的辨认、质疑、解答、证明、辩驳、
反驳以及出示等。这些活动有利于法官对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查，排除虚伪的证据，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查清案件事实，公正裁判。
在以往的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不实行直接开庭，立案后办案
的程序是：法官阅卷;询问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
拟定庭审提纲;开庭审理;合议，报庭长、院长批准后下判。这种审判方式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由于法官在开庭前与当事人过多的频繁接触，为当事人拉关系、搞不正之风留下了机会。而且容易形成法官先入为主，法官对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但谁胜谁负，早已心中有数;而庭长、院长不参加
对案件的任何实际审理，也不参加合议庭的合议，可以运用行政权力而直接定案。法院内部的“先定后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情形就是这样产生的。质证制度未能在民事审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开庭审理流于形式，法庭调查阶段查明的事实没有认定，法庭上没有查明、甚至没有调查的事实反而被认定，当事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质证仅仅是法律的规定而已。这就使本应公开的法庭审判，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不可捉摸。
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的主要任务是查明案件事实，才能正确
适用法律。由于案件的当事人因其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受趋利动机的驱使，总是向法院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甚至伪造证据。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的证据，由于各种原因，也有可能失真。因此人
民法院对所有的证据必须经过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在开庭审理中，质证是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是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对于质证的主体，有人认为“民事诉讼质证主体只能是当事人双方。”[3]还有学者认为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是质证的主体，也就是他们才享有质证权。但另有学者认为“质证可以在证人与证人之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证人之间进行”[4]。尤其是对于人民法院和诉讼代理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引起上述分歧的原因，是确定质证主体的标准不同。
有学者主张：能否成为质证主体的标准，以该主体是否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标准，因为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仅是质证主体积极行使质证权的动因，而且是质证主体承担质证不能后果的依据。[5]我认为以“主体是否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作为确定能否成为质证主体的标准，反映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共性，但不能以44此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该标准不能完全反映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对有些案件是不适用的。不可否认，民诉中不少案件的当事人起诉、应诉是因为其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因而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并不意为着为保护法律规定或他人授权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与案件有间接的利害关系的人就不能成为质证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2条规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拒绝支付失踪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和其他费用，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要求偿还债务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5条规定：“失踪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代管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以原指定的代管人为被告起诉”，这当中的“财产代管人”是为保护代管财产而参加的诉讼，这是为了保护他人授权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或法律规定应由他保护的民事权益，这绝不是他本人的民事权益，他们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又比如清算组织接管破产企业后，以独立的诉讼当事人身份参与诉讼，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是为了保护法律规定赋予其应保护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们都只有间接的利害关系，而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甚至无任何利害关系(如清算组织)，但任何人也否认不了他们可以成为当事人。[6]既然他们可以成为当事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也就不能否认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也可以成为质证主体。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只要是当事人都可成为质证的主体，而不论其是否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即使是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根据当事人的授权或者根据法律赋予其的职责，也可能成为质证主体或者成为被质证的主体。理由见下文的论述。
有学者按照主体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的标准，认为人民法院不
能成为质证主体，其理由是：(1)我国《民诉法》第66条只规定了当事人对证据互相质证，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也要对证据互相质证。(2)质证主体将承担质证不能的实体法律后果，而审判主体不承担质证不能的实体法律后果。(3)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对证据的提供者进行质询
是基于审判权而实施的行为，就其实质是人民法院调查审核证据一种职权性行为，而不是质证权的外化行为。(4)质证主体相随于举证责
任主体，一般地说，负有举证责任的主体就应当相应地被赋予抑制对方举证力度的质证权，从而互为质证主体，我国法律并没有把审判主体列为举证责任的主体范围，因而也就无须赋予审判主体以质证权，使之成为质证主体。
我认为人民法院也可以成为质证主体。人民法院是代表国家行
使审判权，在审查、核实证据问题上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在质证过程中，法官的主要精力是组织质证、听证、鉴证、判证、认证。质证要受质证主体综合能力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提出有力的质问或者进行辩论，法官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往往要向证人或收集、提供证据的人补充发问，或者向其质询。事实上，法官在法庭调查阶段，对被质证主体的质询不同于收集、调查证据时的询问，此时的质问是以审查证据的效力为最终目的。而按法律的规定，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当事人辩论、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当事人质证后，法官要当庭对出示证据的效力进行确认，而该确认的基础应当建立在科学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