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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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启示1董志凯[摘要]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
新中国建立前后势头凶猛的物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长期通货膨胀的持续作用以及军费所需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
为了抑制物价,必须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通货吐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
陈云领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通过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调动物资、增加供给;并且坚决而又灵活地展开反封锁的斗争。
通过以上举措,财政收支的平衡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其对当今抑制通货膨胀的启示为:抑制通胀仍是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平衡仍是抑制通胀的基本要领;由于与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胀的背景不同,今日抑制通胀不可简单依靠货币紧缩。
[关键词] 新中国通货膨胀治理启示以往谈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理时,原因主要谈物资供给不足,商人囤积、哄抬物价;治理主要谈城乡交流,调运物资,以充足的物资供给打击哄抬物价的投机行为,平抑物价。
而对金融货币政策因素谈及较少。
本文根据《陈云文集》等文献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及其对当今抑制通货膨胀的启示。
一、势头凶猛的物价涨风与货币发行之间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前后势头凶猛的物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物资不足有关,也与投机资本活动猖狂直接关联,但最主要的,是由于长期通货膨胀的持续作用以及军费所需导致人民币发行较多,物价涨风势头凶猛。
单以关内计算,赤字为127亿公斤米,赤字占支出的比例高达65.9% 。
1949年关内共发行货币29,951亿,比1948年底发行上升167.3倍,平均每月上升14倍。
人口扩大将近一倍,1至3月份发行不多,主要由于印刷不出来,4月份三、四野南下,大军渡江,军费开支增多,发行不得不随着军事行动增加。
第一季增加1.5倍,第二季增加7.35倍,第三季增加35倍,第四季增加123倍。
全年发行指数167倍,平均每月上升14倍,每51小时上升一倍。
从发行和物价比较上看,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发行,发行上升100,而物价上升50,如果算上人口扩大一倍,发行上升100,实际为50,而物价亦上升50,等于发行指数上升100,物价亦上升100。
从军事行动上看,1月打天津,2月进北京,4月大军过江,打南京,六七月收复上海、西安、汉口;11月打西南;因此发行亦在此时间先后大发行而物价亦是1、4、7、11月份随之大涨。
21该文系作者于2011年5月在河北师大举办的“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订稿。
2中财委财政金融计划处:关内一九四九年发行总结1950年4月2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另外,此种情况也与1948-1949年,在军事较量中节节败退的蒋介石秘密转移黄金,将700万两黄金分6批运抵台湾给大陆仅仅留下6千两。
这使得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丧失信用;也影响了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的信用。
参见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05年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二卷将这个问题的资料进一步比较全面地披露了。
其中收入的陈云于1949年11月18日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
七月份只有上海、汉口物价上涨,现在发行的钞票比那时数目多了五倍。
新解放地区,开头还多用光洋,因价值不易变动。
人民币的信用比不上光洋,而要用人民币代替光洋,就必须发行钞票。
钞票发行多了,就会刺激物价上涨。
如果要降低物价,就只有不发钞票,进而使钞票回笼。
还有最基本的办法,是以大量物资补充通货的过量。
这批补充物资的数量,约相当于三十亿斤粮食、一亿匹土布。
要渡过这一难关,需要有手段。
有了物资的准备,才有力量,这点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京、津、唐三市每天卖出粮食一百五十万斤,东北来的粮食每天是三百万斤,包括附近地区的销售,证明粮食不会少。
棉纱贵也没有道理,因为现在棉纱数量比七月份多。
这就完全证明,物价上涨是因为追不上钞票的发行量。
陈云还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当时工作中的缺点、教训:假如我们能争取主动,物价不至于暴涨、猛涨,可以使它渐渐地涨或平稳地涨。
但是我们估计错了,以为九十月份便涨,就决定发行大钞。
九月份物价平稳,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让大钞出手,否则就失去机会。
九月二十日开始发行大钞,那时若使物价涨高一些,就可能避免这次的猛涨。
这一点,我们没有好好地运用。
1货币过度发行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虽然出于解放战争的需要,并且只是暂时现象,但是毕竟存在不小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显而易见的是妨碍经济恢复,威胁政权稳固。
仅从货币购买力、存款和人民负担三个方面来看情况如下:(1) 货币购买力逐渐降低。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累计发行货币折合小米人均35斤,1948年每人合小米15斤,到1949年底每人只合米13斤,比1948年底降低了13% 。
如依银元算,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发行每人合1.1元,如将各区发行统一计算,1948年底(1银元合85元)每人合0.95元;1949年按1:14000的比价计算,人均只合银元0.525元,降低了44.8%。
两种算法都说明货币购买力日益降低。
2(2) 存款占发行的比例小。
战争进行,物价不稳,币值时刻贬值,人们重物轻币,银行难以吸收存款,就连折实储蓄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以至每月存款占发行比例很小。
1949年1、2、3、5这4个月份,均未超过10%,10月和12月份比例最大,但不过占发行的26%。
存款占发行的比例小,不利于回笼货币,控制通货膨胀,发挥金融机构的调控功能。
(3) 人民负担沉重。
货币剧烈贬值,必然造成人民的经济损失。
以1949年底人民币币值变化为例:每月发行按当时米价折合,全年发行共计2177506万斤米,到年底所发行的货币实值则降至540936万斤米,货币贬值共贬去1636570万斤米。
按41000万人计算,因货币贬值给人民增加的无形负担,每人合40斤米,以土地面积算全国(未计东北、内蒙古、新疆)共有耕地面积1208509919亩,每亩平均增加无形负担13.5斤米,这对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饥寒交困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在准确分析原因、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在1949年打击投机资本、大规模调运物资初步平抑物价的基础上,于1950年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根治措施继续稳定金融物价。
1《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3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三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二、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在物价稳定时发行大钞为了抑制物价,必须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通货吐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集中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四大问题;反复研究如何实现。
会议认为只有财经统一,才能集中调度,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急需的地方,办成几件大事。
对于物资严重不足,更需要集中统一调度,才能平抑物价;否则很难取得投放物资的主动权。
在支出方面,需要对人员编制、供给标准等方面统一规定,才能有效地控制支出。
于是,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管理成为二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
1 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其中在金融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现金管理。
统一现金管理,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对资金的集中使用,调控通货流量,稳定金融物价。
1950年4月7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
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执行机关,各公营企业、国家机关以及合作社的现金,除规定准予保留的限额外必须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各公营企业、机关、合作社之间的交易往来和货币收付,除小额零星者外,一律不用现金,须用转帐支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结算。
另外,责成中国人民银行逐步编制综合的现金收支计划,并组织国家机关、公营企业和合作社编制这项计划,使现金流转能够依照计划进行。
另外,1950年3月,政务院还颁布了《中央金库条例》,规定中央金库按各级政府的层次划分为四级,各级金库均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
凡一切国家财政收入,均须由经收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全部上缴同级金库,除特别规定者外,经收机关不得坐支及自行保管。
在实施现金管理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金融管理职能。
如代理国库、制定存贷利率、外汇调度和制定汇率,加强对地方分支机构贷款业务的审核等等。
并且尽量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
陈云指出,设法扩大货币流通面积,是预防金融物价发生风潮的办法之一。
只要在许多市镇上有了按统一牌价专收人民币的合作社或商店,则扩大货币阵地和稳定物价,就能迅速而有保证。
吸收定期存款。
当时定期存款只占全部存款额的七分之一。
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利息和其他方面的办法,多吸收两三个月及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
因为金融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估计只要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风波即可平息。
如果金融物价风潮来势猛烈,单靠上述办法还有危险时,当时最后一着,就是把军政经费迟发半月二十天,同时限制一切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在银行存款的提取数量,把大部存款作短期冻结。
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当时纸币一千元只值抗战前的大洋七分,还不到一角钱,这种钞票在印刷成本上划不来。
一万元一张的,也只值大洋七角。
当时刘伯承因西南物价低廉,数次来电催运钞票。
按照他所要求的数目,一千元面额的票子要用二百多架飞机才能运去。
陈云总结历史教训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发行钞票,手段低劣,物价较稳定时不敢发,到了物价大波动时被迫发行大钞,使物价更受刺激。
我们应该采取主动,在物价稳定时有计划地发行大钞,不至于刺激物价。
2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政府增加了对物价波动与货币发行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警觉。
陈云指出:“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27页。
2陈云:《发行大钞应在物价稳定时进行》1950年1月6日,载《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陈云早在1944-1945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就曾用发行贸易公司流通券来替换边币;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更换旧币,都是在原币币值趋强和市场物价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