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与科举制度

晚清传教士与科举制度发表时间：2011-06-20T08:26:47.270Z 来源：《学园》2011年4月第8期供稿作者：李剑[导读] 尽管传教士大肆批判科举的弊端并提出许多改革建议。

但仍没有触动科举制度的要害。

李剑唐山师范学院【摘要】晚清时期，大批拥有西方近代新式教育背景的传教士涌入中国传教，为了达到以教育促传教的目的，他们顺应当时科举改革的潮流，以近代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批判传统的科举制度的弊病，为当时的晚清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反思角度。

【关键词】传教士洋务教育科举制度【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1）08－0020－0219世纪中期，以鸦片战争为肇始，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热衷于海外传教的传教士们纷纷涌入中国，妄图控制中国人的精神，将中国纳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

基督教会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在西方，神职人员是社会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而且为了更好地开拓在华传教事业，许多教会倾向于选择多才多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充当传教士来华宣教。

比如，著名传教士丁韪良曾于1870年被纽约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著名传教士狄考文是杰斐逊大学高材生；林乐知获得了埃默立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李提摩太毕业于哈佛孚德神学院，有的在入华前就从事教育事业。

19世纪80年代入华的传教士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文化教育素质方面更是普遍高于早期的传教士。

良好的教育背景保证了他们对教育现象足够的感受和辨析能力。

同时，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观念和传统文化对传教产生的巨大阻碍，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士绅阶层的不合作态度，迫使传教士们不得不拉拢中国士绅阶层，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两方面的因素促使来华传教士关注中国传统教育以及科举制度。

美国传教士库思非声称“只要中国还以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自己的年轻一代，中国就仍将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异教国家”。

为了以基督教育取代中国传统教育，传教士成为传统教育的猛烈批评者。

一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否定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学而优则仕”被极度崇拜和无限热爱，它是儒生们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无数儒生父母唯一的期望。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评论道：“中国人笃信教育。

…… 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驰骋于年轻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也认为：“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孜孜矻矻，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

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

”狄考文批评以选官为目的的科举制度使学校教育偏离了传授知识、培养真才的正轨，完全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读书人则除了功名利禄，别无所求，何来真才?“今之势徒令人役志于功名，取其才而听其无用。

”狄考文认为，一些人即使有为官之才，也不一定有为官之德，有才无德者万万不能为官。

特别是那些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而通过舞弊手段达到目的的人，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国分忧、为民请命呢？二对传统教学的批评许多来华新教传教士认为，中国教学内容陈旧落后、空疏无用，教学方法采用灌输式和填鸭式，教学手段严重违背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对此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评论道：“当今的学生们正在接受着与十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丝毫的变化……”德国教士花之安在《教化议》一书中直言批评道：“今所教者不过词章之学，于德行道艺全不讲求。

无怪廉能之士寡，而经济之才疏。

上不以为教，故下不以为学也。

”中国科举教育历来排斥实学，轻视实践。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说过：“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都是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没有人教。

”卜舫济也认为，中国近代文化落后，“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一千多年前采取的教育制度的片面性造成的，这种教育制度完全忽视了数学和科学的研究。

”林乐知更尖锐地指出：八股文章选出的“人才”既不学不懂最新的知识，又不观察今日民情国事，“考试得官之后，使之治今日之民，其能不仍如古之寂寞哉！”传教士麦高温这样批评中国的教育违背儿童生理发展规律和学习心理特点：“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方法正处有待发展的阶段。

中国人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法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在中国学校教育普遍存在。

明恩溥认为：“典型的中国教师有时是个完完全全的文化暴君。

”体罚其实是封建伦理观念下师生关系不民主和不平等的体现。

三对考试评判标准的抨击科举考试是选拔性的考试，其标准就是以八股取士。

整个社会“唯科目则为正途，人皆趋于八股，不暇及于他学”，致使世人“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今屈天下之人才尽出于八股，使有才者不得伸，非病民而何？”，这充分表明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之严峻，“大敌当前，岂赋一则可能退，挥之八股能服也！”林乐知在19世纪80年代也指出:“万一疆场有警，诅一篇诗赋数行文字，即能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狄考文曾说：“是为搭［答］题文法所限也，既不足益士子之大智，更不能阐圣道之渊源。

”韦廉臣认为：“中人乃以有用之心思埋没于无用之八股，稍有志者但知从事于诗古文，矜才使气，空言无补。

”四对传统教育束缚人性的批判无论从学术发展还是人的持续性发展的角度看，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教育更易于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使之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

丁韪良于1968年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人们把精力花在提高文字功夫上，而不是研究事物，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力”。

因此，“最杰出的学者也不会比牛顿和托里拆利以前的欧洲人知道更多关于石头落底河水从抽水机中上升的原因”。

他嘲笑总理衙门的官员“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还是孩提”。

林乐知于1875年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曾指责“中国的教育是向后看的”，缺乏“必改古人之错”“必补古人之缺”“必求古人所未知”的创新精神。

在林乐知看来，保守心理使中国人“不知盼望前程，但知遵循旧辙耳”，而稍“背圣贤之遗训者，亦被斥为不赦之罪人矣”，结果“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

这位传教士教育家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在传教士眼中，科举的弊端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比如规定女性不许报名考试，于是便被剥夺了读书、科考、进入官僚队伍和精英阶层的权利，女性的智慧被深深地压抑，埋葬在“相夫教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中。

五传教士对传统科举教育的改革建议文化的适应原理认为，当一种文化试图进入另一文化圈时，它必须适应异质文化圈的特殊情形，就好像一棵树要移植，它须先适应本土的土壤一样。

当传教士企图以基督教文明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时，就必须适应中国教育特殊情况和需求，才可能打破中国人的文化保护。

因此，尽管晚清时期科举考试弊端丛生、行将就木，但传教士们并没有彻底否定这一制度，认为其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国家公开选拔人才。

就像林乐知指出的那样：“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但是“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

”因此他们提出了不少改革建议。

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一文中提出“考试之兴利少而弊多……盖时势有变迁，法制当有因革”。

林乐知在1882年的《中国专尚举业论》中提出，“今日之中国，纵不能举举业之制义试律而废之，亦当如唐优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多其科目。

”花之安则认为中国当今之计，“必变科目之法，从事实学，方能收实效”，主张“铨选勿重八股项”而“考以天文、地舆、格致、农政、船政、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

不少传教士提倡“合学校于科举”的主张，像李提摩太主张在各省各府及通商大埠设立书院，并将西学列为考试科目，提出在科考中增设中西一科，“每年每府，取进中西学秀才约百人；每年每省，中式中西学举人约百人；每年，中式中西学进士约百人；每年，殿试钦点中西学翰林十人”，这样，“济济多才，方驾大地矣”。

尽管传教士大肆批判科举的弊端并提出许多改革建议。

但仍没有触动科举制度的要害。

传教士们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深恐触动保守势力的利益，有损布道传教事业，更不敢贸然提出废除科举的主张。

相反，他们在一些教会学校里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程，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还专门为那些应式科举的学生开设儒学课程。

他们认为，精通西学而又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可以更好地推动传教事业。

由此可见，传教士的出发点依然是“中华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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