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母性”形象的瓦解

第４１卷第２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２月Ｎｏ.２Ｖｏｌ.４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ｅｂ.２０２０知雄守雌«阿娜的憨敦敦»中的母性情怀与女性拯救盛开莉(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ꎬ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３０)㊀㊀摘㊀要:东乡族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小说«阿娜的憨敦敦»以故土和母亲作为创作主题ꎮ小说塑造了集女性的隐忍与担当㊁智慧和慈悲于一身的典型形象珠玛姐ꎮ珠玛姐改变了传统女性的生存处所ꎬ将以内囿㊁封闭㊁固定为标志的女性生存带上了开放㊁外向㊁变动的特征ꎮ面对生活境遇的改变ꎬ珠玛姐对传统的持守与男性人物在都市的陷落形成了对比ꎮ小说通过珠玛姐这一形象传递出这一主题:女性所代表的看似柔弱㊁保守的力量ꎬ也许正是时时警醒人类提防文明病㊁守望来时之路㊁返归人类心灵家园的恒久力量ꎮ关键词:«阿娜的憨敦敦»ꎻ生态女性主义ꎻ母性情怀ꎻ女性的持守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㊀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㊀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３３１(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３５－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５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甘肃生态文学研究 (ＷＸ０６３)ꎻ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３１９２０１５０１３９)ꎮ作者简介:盛开莉(１９８０－)ꎬ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㊁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比较文学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ꎮ㊀㊀２００９年ꎬ甘肃东乡族作家马自祥回溯西秦国历史的长篇小说«阿干歌»获得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ꎮ时隔六年ꎬ他的长篇小说«阿娜的憨敦敦»于２０１５年出版ꎬ并入围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名单ꎮ如果说«阿干歌»是对历史的致敬与回望ꎬ那么«阿娜的憨敦敦»则是作者对经历了社会变迁的现代东乡人细致入微的一次描摹ꎮ小说呈现了以珠玛姐为代表的东乡族普通农民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奋斗史ꎬ东乡族农民从 大干㊁苦干㊁学大寨 到后来进城创业ꎬ所经历的艰辛和如今幸福的来之不易ꎬ都浓缩在珠玛姐这一女性人物身上ꎮ 我们东乡族人ꎬ把母亲称作阿娜ꎬ也是所有亲属称谓里最具亲和力的语音ꎮ [１](Ｐ１００)阿娜的憨敦敦即意为妈妈的小宝贝ꎮ小说以故土和母亲作为叙事原点ꎬ全篇洋溢着慈育和温情ꎮ珠玛姐所代表的母性情怀㊁女性智慧ꎬ成为小说重要的叙事动力ꎮ小说中ꎬ珠玛姐如同地下沉默的种子ꎬ在人们的踩踏和周遭的黑暗中积蓄着逆流而上的力量ꎬ只要获得一缕阳光便会破土而出ꎬ继而奋力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ꎬ为弱小者遮风挡雨ꎬ令践踏者自惭形秽ꎮ珠玛姐身上这种以柔弱胜刚强的力量ꎬ正是女性与自然的不谋而合之处ꎮ麦茜特说: 有机论的核心是将自然ꎬ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㊁善良的女性ꎬ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要的一切ꎮ [２](Ｐ２２)母性情怀的慈悲㊁护佑与自然母亲的哺育众生㊁大美无言如出一辙ꎮ生态与女性主义的结合ꎬ使得人们关注文学作品中富于女性智慧和力量的女性人物塑造ꎬ她们可能正是被轻视的自然力量的代言人ꎮ小说«阿娜的憨敦敦»中的女主人公珠玛姐正是如此ꎮ尽管作者对生态与女性的认识可能还处于无意识的情形中ꎬ然而通过生态女性主义提供的视角ꎬ有助于发现这部小说中可贵的部分 即女性所代表的这５３种与自然相契合的智慧与文化ꎬ其重要价值不可忽视ꎮ另外ꎬ珠玛姐凭借女性自身的性别优长ꎬ以看似柔弱实则坚定的态度ꎬ走出一条性别对抗之外的自我实现之路ꎬ对于那些身处社会底层并无多少选择的女性而言ꎬ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ꎮ一㊁母性情怀:护佑与慈悲㊀㊀这部小说中ꎬ母亲带出丰富的衍生意义ꎬ是故土㊁家园ꎬ也是包容㊁慈悲ꎬ更是感召㊁引领㊁启示ꎮ母亲珠玛姐一生中虽然承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ꎬ但是从未主动实施过一次迫害和欺凌ꎮ对于她生命中出现的诸多男性ꎬ她以温柔悲悯的力量给予和付出ꎬ很多时候ꎬ她甚至扮演了男性唯一的依靠和拯救力量ꎬ打破了父权制下男性拯救女性的传统叙事模式ꎮ最终ꎬ通过一系列苦难的洗炼ꎬ珠玛姐成为小说中母性情怀的理想化身 女性的隐忍与智慧ꎬ护佑与慈悲都集中化地体现在成为母亲的女性身上ꎮ珠玛姐的出场被放置在文革背景之下ꎬ东乡山区艰苦的物质条件加上非人的政治环境㊁扭曲的人际关系ꎬ丈夫长年不在家里的年轻女子ꎬ更是要获得加倍的人生坎坷ꎮ细拉二队包产到户的秘密并非珠玛姐有意泄露ꎬ而是革委会主任卡拉ꎬ夜里砸开珠玛姐的门ꎬ发现珠玛姐在偷偷捆扎麦子ꎮ被卡拉强行占有的珠玛姐在村民眼里就成了 裤带松的很ꎬ这下头的口子一松ꎬ上头的口子也会松的 [１](Ｐ２０)ꎮ除了卡拉的欺凌㊁队长的怀疑㊁男社员对她身体的垂涎和侮慢ꎬ更有连夜赶回的丈夫对她不加任何询问的辱骂和离弃ꎮ珠玛姐却用女性的智慧与隐忍直面了特殊境遇下的女性苦难ꎮ对于卡拉ꎬ她暗夜埋伏ꎬ以自投罗网的方式将他的丑行公之于众ꎬ为自己还了清白ꎮ在温柔忍让中藏有霹雳之勇ꎬ让一个灵魂扭曲㊁以极左面孔不断施人以虐的奸诈宵小之徒大吃苦头ꎬ名誉扫地ꎬ珠玛姐一时间成为众人眼中的女中豪杰ꎮ多年后ꎬ当年离弃她的第一任丈夫白善新为了夺子把她告上法庭ꎬ败诉后落魄地离去时ꎬ巴哈谩骂白善新ꎬ珠玛姐却红了眼圈: 咱们都是凡夫俗子ꎬ哪有不犯糊涂的时候呀? [１](Ｐ１１０)含冤遭弃不说ꎬ还被迫对簿公堂ꎬ新仇旧恨在珠玛姐那里却成了女性柔软的同情心ꎮ正如韦清琦所言: 女性 还代表了与 男性 迥然不同的阴性的文化气质:柔韧㊁和平㊁对土地与家园的眷顾等ꎮ [３](Ｐ１４６)的确ꎬ珠玛姐这个人物身上ꎬ传递的正是这种阴性文化气质ꎬ柔韧㊁包容ꎬ追求和平而非对抗ꎬ这些看似无力的东西ꎬ却往往是最有力量的ꎮ传统的男性拯救神话如灰姑娘故事ꎬ其核心大多是女性如何通过和男性的婚姻从而获得财富及社会地位ꎮ在那些故事里ꎬ凸显的总是男性的拯救力量ꎮ而«阿娜的憨敦敦»表现的却是女性的拯救力量ꎮ小说最主要的男性角色当属珠玛姐的第二任丈夫巴哈ꎮ通过和珠玛姐的婚姻ꎬ巴哈不仅经历了传奇般的命运翻转ꎬ获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ꎬ也逐步涤荡了粘附在身上的猥琐与粗鄙ꎮ巴哈是个诨名ꎬ东乡族语是癞蛤蟆的意思ꎮ巴哈最初对珠玛姐身体的垂涎ꎬ确实带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味ꎮ珠玛姐答应嫁给巴哈时ꎬ巴哈还是外逃的盲流ꎬ一文不名ꎮ如果说在父权神话里ꎬ婚姻是让女性获得财富和提升社会地位的便捷之路的话ꎬ此时的珠玛姐选择的道路ꎬ则看不到任何希望ꎮ反而是巴哈ꎬ这个流落在兰州城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二流子ꎬ因为珠玛姐的口头承诺ꎬ首次有了人生目标ꎮ离开大山头次进城的珠玛姐ꎬ虽亦步亦趋地跟在巴哈身后ꎬ可在关键时刻ꎬ帮助巴哈解围的总是珠玛姐ꎮ以往多是在女人的畏惧时刻ꎬ男性挺身而出ꎬ以显现男性的勇敢与坚强㊁女性的柔弱与依附ꎮ珠玛姐将通常的情景恰好翻转过来:在去新疆的列车上ꎬ巴哈出语粗俗ꎬ是珠玛姐适时地圆场ꎬ化解矛盾和尴尬ꎮ正如成功后的巴哈所言: 我们家是女人拿事ꎬ若没有珠玛姐ꎬ我巴爷算个?今天说不定还在哪里拾狼粪着哩 [２](Ｐ１９７)在兰州走向成功和富裕的道路上ꎬ珠玛姐更是核心人物 她作为餐厅的真正的拿事管家ꎬ一天从早上一直到深夜ꎬ都守在餐厅吧台上营业ꎬ点钞算账ꎻ还要关顾后堂前厅㊁灶房锅台ꎻ服务生之间为鸡毛蒜皮的芝麻粒大点的小事斗嘴吵架ꎬ还有些比较刁钻的顾客们找茬闹点故事ꎬ都得她去一一摆平 [１](Ｐ１４８)ꎮ在珠玛姐的感召下ꎬ巴哈原谅了当年迫害过他们的革委会主任卡拉ꎮ巴哈的成长之路ꎬ是由珠玛姐一手铺就的ꎬ她怀着母亲般的包容㊁慈爱与警醒的督促ꎬ将那个曾经言语粗俗㊁生活漫无目标的二流子巴哈一步步地改造过６３来ꎬ走向成熟ꎮ对于作品中其他的男性人物ꎬ珠玛姐同样以慈育温情的母性情怀予以包容和护佑ꎮ早年在细拉二队ꎬ由于丈夫长年不在家ꎬ珠玛姐与年幼的小叔子培养起了母子般的感情ꎬ几乎成为少年生活中的全部依靠ꎮ以至于哥哥白善福要将珠玛姐驱逐时ꎬ小叔子觉得家里的顶梁柱折了ꎮ在大岭公社ꎬ受人岐视的二流子萨利被铁棒主任的淫威镇压得命悬一线时ꎬ被骂作 坏分子骚婆娘 的珠玛姐ꎬ却不顾一切地站出来救人ꎬ公然忤逆革委会主任ꎮ铁棒主任怒火冲天ꎬ掏出了手枪ꎬ可她倒拿铁锨把ꎬ眼尖手快ꎬ 猛一挥手ꎬ把他的手枪打落在地 [１](Ｐ７１)ꎮ在那个年代里滥施淫威的革委会主任ꎬ却在珠玛姐那里受到了重创ꎮ其实ꎬ珠玛姐对于铁棒的对抗是源于温柔的慈悲心ꎮ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ꎬ珠玛姐想到的只是萨利的性命ꎬ哪怕萨利不过是个与自己非亲非故㊁人人厌弃的二流子ꎮ那些自命勇敢㊁所谓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迫于铁棒的威势ꎬ一个都没站出来ꎬ一个被人践踏㊁羞辱惯了的弱女子却站了出来ꎮ正如中国文化里的 处弱以为强 ꎬ以同情心㊁悲悯心为旨归的来自柔弱女性的母性情怀ꎬ在这样的情势下ꎬ却变得异常刚强ꎮ 如果母性是伟大的ꎬ那她一定是因为博爱而伟大ꎬ她悲悯的不仅是命运多舛的女性ꎬ而是一切遭受着压迫的芸芸众生ꎮ [３](Ｐ１４８)多年后ꎬ珠玛姐默默收留了跑到兰州的萨利ꎬ并以慈爱包容的态度劝导他改邪归正ꎮ萨利最终误入歧途后ꎬ她又远赴云南ꎬ为执行死刑的萨利送行ꎮ在巴哈眼里ꎬ 那样的下三滥ꎬ 他又不是你的实心亲戚ꎬ只不过一个庄子的人ꎬ心疼个啥 [２](Ｐ３０８)ꎮ珠玛姐却说: 他ꎬ自小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儿呀ꎬ离奇的身世ꎬ悲惨的命运ꎬ到头来跑到千里之外ꎬ抛尸荒野ꎬ成了孤魂野鬼ꎬ凡是做了母亲的女人都会心疼的! [１](Ｐ１５２)在这里ꎬ作者似乎有意将重建人类现实生活的精神价值的责任放到了女性的肩膀上ꎬ 在她面前ꎬ任何人间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都必须避让ꎬ而对人的同情与关爱高于一切!大于一切! [４](Ｐ９８)那些和珠玛姐较量过的男人们ꎬ没有一个赢得了她ꎮ卡拉ꎬ最终以罪有应得的方式离开了人世ꎮ白善福也早早离世ꎮ珠玛姐身上温柔的慈悲让她成为最终的胜利者ꎮ这种胜利并不指向征服和杀戮ꎬ而是指向包容和原谅ꎮ珠玛姐一生经历的苦难ꎬ并没有给她带来怨念ꎬ反而是以爱与坚韧的力量对苦难的超越ꎬ珠玛姐对于命运ꎬ更多的是随遇而安的接受ꎬ在柔软的接纳中ꎬ默默抗争ꎬ最终获得生命的馈赠ꎮ二㊁女性的位置:打破内囿女性生存处所的内囿化ꎬ是女性生存困境的表现之一ꎮ 今天ꎬ生态文学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与性别批评家当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者ꎬ因为他们关注位置观念ꎬ这种位置观念起到了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ꎮ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女性的位置 ꎬ这个位置通常被描述成阁楼或储物间ꎮ [５](Ｐ６８)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总是蜷伏在一个终身固定㊁相对封闭的处所ꎬ走出去ꎬ成了女性独立的寓言化表达ꎮ小说中ꎬ珠玛姐改变了传统女性的生存处所ꎬ将以内囿㊁封闭㊁固定为标志的女性生存带上了开放㊁外向㊁变动的特征ꎮ传统的女性生存处所以父亲的家和丈夫的家为标志ꎬ家以神圣㊁温情的名义将女性约束于封闭的一角ꎬ将女性对生命的想象扼杀在日复一日的捆绑中ꎬ同时也意味着女性身体实际上的囚禁ꎮ在细拉村ꎬ珠玛姐寄身于所谓丈夫的家ꎬ虽然丈夫长年不在家ꎬ却掌管着珠玛姐在这个家里居住的合法性ꎮ遭到卡拉强行占有的珠玛姐ꎬ因为身体的被侵犯ꎬ也就丧失了在丈夫的家居住的合法性ꎬ所以被丈夫决绝地从家驱逐出来ꎮ离开丈夫的家ꎬ只能回到父亲的家ꎮ依照奶奶的话ꎬ珠玛姐的身体被人糟蹋ꎬ最严重的后果不是对女性个体的伤害ꎬ而是给婆家蒙羞ꎮ故而ꎬ珠玛姐的离婚ꎬ家人觉得羞愧难当ꎮ按照父权制意识形态ꎬ此时的珠玛姐不管在丈夫的家还是父亲的家ꎬ都无法获得居住的合法性ꎮ所以ꎬ巴哈前来求婚时ꎬ珠玛姐坚定地做了选择ꎮ珠玛姐的离开ꎬ虽然满含不舍ꎬ却为她的人生开启了全新的一页ꎮ这是女性获得主体性生存的第一步ꎬ这个自主选择的婚姻虽然看上去充满风险和未知ꎬ却让珠玛姐在男性中心的父权文化体系中获得了相对的自由ꎬ这种自由以 无家 为标志ꎮ女性局限于一个家的生活被流浪迁徙的旅途变相放逐了ꎮ居无定所㊁漫无目标７３的旅程让女性和男性一同承担焦虑㊁辛劳ꎬ也一同体验了家以外的世界ꎬ共同参与了对未来的规划与想象ꎬ以内囿为特征的女性生存框架被切实地打破了ꎮ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母亲形象ꎬ珠玛姐最初的形象带有引起男性欲望的身体元素ꎬ 她的确长得很美ꎬ丹凤眼ꎬ吊蛋梨脸型ꎬ细条身段像一根葱ꎮ 并且以成为男性欲望化对象为情节的起点ꎬ卡拉主任在细拉二队瞅准的第一个女人ꎬ那就是珠玛姐ꎮ [１](Ｐ１５)有意味的是ꎬ这些元素也成为主人公在成长和蜕变中要洗涤掉的元素ꎮ比如ꎬ这种元素伴随着女性生存处所的变更而逐渐消失ꎮ以离开故乡到新疆逃难为界ꎬ有关珠玛姐的身体叙事在逐渐淡化ꎬ这意味着珠玛姐逐渐摆脱了成为男性欲望化客体的命运ꎮ可见ꎬ女性生存处所的改变ꎬ改变的不仅是生存空间ꎬ更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位置ꎬ是女性摆脱 他者 化客体地位的有效途径ꎮ经历了迁徙新疆生活的历练ꎬ来到兰州的珠玛姐很快成了羊肉馆的大堂经理和财会总管ꎬ在属于男性的商界ꎬ珠玛姐为自己觅得一席之地ꎮ对于公司的经营ꎬ虽无董事长之名ꎬ却有其实ꎮ从固定的家ꎬ到漂流的家ꎬ再到以商业运营为前提的家庭合作式经营ꎬ珠玛姐逐步挤入原本只属于男性的社会化生存空间ꎬ最终ꎬ珠玛姐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投身慈善ꎬ为东乡族儿童创立首个免费幼儿园ꎮ在珠玛姐身上ꎬ刻写了一个女性生存处所的变更ꎬ从狭小的灶房走向广阔的社会ꎬ从一个被强行固定的位置ꎬ挪移到能够获得个体自由的空间ꎮ在这个过程中ꎬ身份获得相应的改变 从家庭的傀儡和男人的附属品变成以博爱之心广济同胞的女性英雄ꎮ另外ꎬ从地域上看ꎬ从相对封闭的东乡山区ꎬ走向更为开阔多元的多民族聚集地 新疆ꎬ随后定居在以汉族城市人口为主的省城ꎬ这也是珠玛姐生存处所变化的一大特征ꎮ东乡故乡的封闭性被一再打破ꎬ进入开放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ꎬ固化的民族特性在逐步减弱ꎬ地域局限带来的保守性逐步淡化ꎬ在丰富多元的生存处所ꎬ少数民族女性的选择也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ꎬ也就不难理解ꎬ许多女性通过离开被旧式传统习俗所束缚的山乡ꎬ寻找可以使女性个体栖身立命的空间ꎮ然而这并非绝对意义上要求女性涌入都市接受现代性ꎬ而是说女性通过空间的迁移ꎬ改变生存的方向ꎬ对于女性获得精神自由和个体独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ꎮ三、持守与陷落当代文学的 乡下人进城 主题ꎬ通常揭示怀抱乡土观念闯进城市的农民经历的内心碰撞与困惑ꎻ或者展现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下的 飘摇的乡土 ꎮ«阿娜的憨敦敦»呈现的则是在城市商业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东乡族农民ꎬ身份获得了彻底的改变ꎬ曾经的诸多磨难正在被成功的喜悦逐渐冲淡时ꎬ所面临的生活和境遇ꎮ成功之后如何自持ꎬ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ꎮ徐德明指出: 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并不诉诸叙述人的道德论述ꎬ不像民国小说那样把城市称作 罪恶的渊薮 ꎮ[６](Ｐ４８)马自祥在他的小说里ꎬ却沿袭了都市批判ꎬ刻意将男性人物进城后的陷落与女性人物珠玛姐的持守形成了对比ꎮ在作者笔下ꎬ都市潜藏着远比乡土世界多得多的陷阱㊁诱惑与欺骗ꎮ 人们在 物 的丰收中迷失了 心 的意向ꎬ更深层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ꎮ [７](Ｐ１３１)都市的商业成功伴随着的物欲诱惑ꎬ是精神生态危机的最大诱因ꎮ小说中ꎬ精神领域的生态危机ꎬ集中体现在进城后生活境遇发生改变的男性人物身上ꎮ在山沟里穷了半辈子的二流子萨利ꎬ以完全迷茫的姿态一头扎进了都市消费主义的陷阱ꎬ沦为毒贩ꎬ死于非命ꎮ阿卜杜以成功者的身份傲然自若地拥抱那些在他看来属于都市精髓的东西 消费㊁享乐㊁搞婚外情ꎮ最终ꎬ却栽在了都市的温柔乡里 和情人调情时出了车祸ꎬ差点车毁人亡ꎮ小说有意将男性人物在都市的陷落作为铺垫ꎬ在珠玛姐这样一个进城的女性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ꎮ同样是进入充满诱惑的都市ꎬ面对生活境遇的极大改变ꎬ在故乡艰苦的自然条件下ꎬ珠玛姐养成的勤劳㊁朴实的生活习惯丝毫未改ꎮ在都市忙碌的商业活动之余ꎬ珠玛姐将对故土和乡亲的回馈作为最终的生命追求ꎮ 女人是更契合大地㊁更为植物性的生物ꎬ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ꎬ比男人更受本能㊁感觉㊁爱情８３左右ꎬ天性上保守ꎬ是传统㊁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保护者ꎬ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ꎮ [７](Ｐ９３)面对都市ꎬ珠玛姐成为传统㊁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保护者ꎮ珠玛姐担当了在都市里陷入迷惘的东乡人的灯塔和指明灯ꎮ萨拉蠢蠢欲动时ꎬ她劝说萨利ꎬ 咱们都是苦出身啊ꎬ 凭干粮吃饭ꎬ咋糟蹋自己的血汗钱? [１](Ｐ２６０)她时时告诫和劝慰进城的东乡人不可失其根本ꎬ比如用东乡传统美食来增进家人的归属感ꎬ用质朴的天然亲情㊁民俗的道德习惯规劝㊁引导那些误入歧途的乡亲ꎮ在她的影响下ꎬ儿子马睿作为新一代东乡族青年ꎬ选择了研究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人生方向ꎮ都市长大的女儿却选择了嫁给来自山乡的拉面师ꎮ都市相比于东乡山区ꎬ代表了更为先进的文明ꎬ然而ꎬ对于充分商业化的都市伴随而来的物质主义的享乐氛围ꎬ珠玛姐却并不认同ꎮ这应该是母性的持守ꎬ通常认为比起男性的开拓性追求ꎬ女性更倾向于保守地维持现状ꎬ这在激进主义看来ꎬ是一种落后消极的倾向ꎬ但是从生态主义角度看ꎬ却是一种值得思考的态度ꎮ鲁枢元曾经运用中国道家哲学的 知雄守雌 来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阐发ꎬ相当深刻地指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内涵: 偏重对 雌 的执守ꎬ以阴性的恢弘的弱效应来引导阳的力量ꎬ引导人类文化走向看似柔软ꎬ实则更加高等更为智慧的文明ꎮ [４](Ｐ１５０)女性所代表的看似柔弱㊁无用㊁保守的力量ꎬ也许正是时时警醒人类提防文明病㊁守望来时之路㊁返归人类心灵家园的恒久力量ꎮ珠玛姐和都市几乎没有什么交集ꎬ唯一有代表性的是ꎬ去参观兰州滨河路上的黄河母亲雕像ꎬ在珠玛姐看来ꎬ黄河母亲的眼神 看得那么专注ꎬ那么深远ꎬ都看到大山背后去啦 ꎬ 你们要懂得 知感 啊! [１](Ｐ１８２)都市的文明激起珠玛姐对故乡加倍的复杂情感ꎮ而这种情感并非对现实的不满ꎬ而是对经历过的苦难生活以及东乡山区的感恩ꎬ在感恩中获得启悟ꎬ将回报山乡作为理想ꎮ在身患绝症的晚年ꎬ为来到大城市的东乡族孩子谋求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ꎬ成为珠玛姐最后的夙愿ꎮ最终ꎬ珠玛姐捐出了自己在兰州打拼的财富 市中心的四合院ꎬ开办免费幼儿园ꎬ专门面向来兰州务工的东乡族家庭ꎮ同样是经历过苦难ꎬ来到都市改变了人生境遇的东乡人ꎬ珠玛姐走向了另一条和萨利㊁阿卜杜们完全不同的感恩回馈之路ꎮ珠玛姐将来自山乡的卑微意识ꎬ深深植根于心理深层ꎬ以提醒自己不可忘记根本ꎮ这种卑微意识并未导向自卑和自弃ꎬ而是使珠玛姐不管身份如何变更ꎬ境遇如何改变ꎬ都谨守着克己㊁自律㊁简朴与善良ꎮ小说以花开米娜园为最终结局ꎬ身患癌症的珠玛姐也许将不久于人世ꎬ但是她全力开创的事业 米娜幼儿园已经开班ꎬ在孩子们的欢闹声中ꎬ仿佛又回到了故乡的珠玛姐辛福得潸然泪下ꎮ 女性不仅指女人ꎬ而且是一种代表了看护㊁和解㊁智慧㊁行善的文化隐喻ꎬ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所能够积极追求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 化干戈为玉帛ꎮ [８](Ｐ１５０)相较于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进城后的变化ꎬ如萨利与阿卜杜与都市之间的较量与冲撞ꎬ珠玛姐以女性独有的姿态将高大森冷的城垣抚为平易亲和的 女墙 ꎬ这是珠玛姐的人生之路ꎬ也是人类走向和谐社会ꎬ地球生态走向复苏的必由之路ꎮ马自祥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ꎬ从本民族最边缘的个体 底层女性入手ꎬ试图以恢弘的弱效应ꎬ凸显一直被人忽视㊁却蕴涵丰富的力量ꎬ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ꎮ参考文献:[１]㊀马自祥.阿娜的憨敦敦[Ｍ].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２]㊀[美]卡洛琳 麦茜特(著)ꎬ吴国盛ꎬ等(译).自然之死:妇女㊁生态和科学革命[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３]㊀韦清琦.知雄守雌 生态女性主义于跨文化语境里的再阐释[Ｊ].外国文学研究ꎬ２０１４ꎬ(２).[４]㊀王明丽.中国现代文学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Ｄ].兰州大学ꎬ２００８.[５]㊀曾繁仁.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Ｊ].艺术百家ꎬ２００９ꎬ(５).[６]㊀徐德明. 乡下人进城 叙事与 城乡意识形态 [Ｊ].文艺争鸣ꎬ２００７ꎬ(６).[７]㊀鲁枢元.生态文艺学[Ｍ].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８]㊀韦清琦.从生态批评走向生态女性主义批评[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２ꎬ(２).[责任编辑㊀王兴文]９３。

中日文学中的蛇女形象引言中日文学中经常出现一种特殊的形象——蛇女。

蛇女形象不仅在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

本文将探讨中日文学中的蛇女形象，分析其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以期为读者深入理解这一形象提供参考。

主体部分1、概述蛇女形象在中日文学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内涵。

她通常被描绘为美丽、神秘、充满诱惑力的女性，与蛇类有着密切的。

蛇女形象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向读者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情感力量。

2、日本文学中的蛇女形象在日本文学中，蛇女形象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她常常被描绘为拥有美丽外表和蛇的特质，如冷酷、狡猾和机智。

日本传说中的著名女性形象——白蛇姬，就是蛇女的代表。

白蛇姬的故事传达了爱情、善良与勇敢的价值观，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

3、中国文学中的蛇女形象在中国文学中，蛇女形象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著名的古代传说《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蛇女形象。

白素贞被描绘为美丽、善良且具有神力的女性，她与人类男子许仙的爱情故事成为了传世的佳话。

这个故事传达了对爱情和善良的赞美，同时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勇敢面对困难的精神。

4、比较分析中日文学中的蛇女形象在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上具有一定的异同。

共同之处在于，两国文学中的蛇女形象都融合了人类的情感和动物的特质，展现了矛盾而又诱人的魅力。

然而，在文化内涵方面，日本文学中的蛇女形象更强调机智和独立，而中国文学中的蛇女形象则更多地强调爱情和善良的力量。

结论中日文学中的蛇女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和情感表达的载体，具有独特的魅力。

通过对这一形象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文化的异同，并领略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人性与哲理。

建议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尤其是涉及蛇女形象的作品，要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与欣赏。

《搜神记》是中国古代一部记录神话传说的著作，其中涵盖了各种神祇、鬼怪和妖物。

在这些神奇的世界中，女神、女鬼和女妖的形象各具特色，反映出古代人们对神秘事物的想象和崇拜。

简析渡边淳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作者：刘娜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04期摘要：作为“日本中间文学第一人”的渡边淳一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有些日本媒体评价他为“现代男人的代言人”，但是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美丽动人、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渡边文学对现代女性的关注。

基于此，通过对渡边文学中女性具体形象的分析，来探索渡边文学的精髓，进而从女性主义视角浅析渡边文学中男女两性地位及性别意识等问题。

关键词：独立；矛盾；完美主义；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性别意识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4-0150-02渡边淳一作为时下最为流行的浪漫小说作家，他以风格细腻、唯美而别具一格等特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美丽动人、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不乏独立、矛盾、完美主义等女性形象，下面通过对渡边文学作品的分析来解读渡边笔下的女性形象。

一、形成女性崇拜的原因首先，渡边淳一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女性有着较为强烈的崇拜感。

渡边淳一的母亲是大商家的小女儿，来自矿区的父亲铁次郎入赘。

渡边淳一跟随母性，祖母甚至将财产的大部分跳过父亲那一代直接登记在渡边淳一的名下。

母亲的善于社交、强悍与父亲的自制沉稳、柔弱形成对比，这样的特殊家庭对渡边淳一的成长带来很大的影响。

其次，学生时代的渡边淳一从阅读《万叶集》和做短歌开始接触文学，从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岛由纪夫，直到所谓的“战后第三波新人”的作品，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

其中川端作品中的唯美和直言深受渡边的喜爱，渡边文学被称为继承了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的审美传统和理念，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是栩栩如生。

再次，渡边淳一的女性情结很大一部分源于他的初恋情人纯子，“世人都说：‘男人能够改变女人’，可对于我来说却是不对。

正是相反，应该说是‘女人能够改变男人’才对。

确实对于我，纯子的影响太深了。

”[1]在他的自传散文集《我的伤感的人生旅程》中，渡边淳一记录了他与加清纯子的初恋，这场初恋以纯子的自杀而结束。

046《名家名作》·评论现代戏中的母亲形象分析—以《山村母亲》《土炕上的女人》《挑山女人》为例姚 瑶［摘 要］在戏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文艺作品中涌现出一批与之前或相同或不同的母亲形象，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补充了戏曲文学传统中相关叙事的某些不足，同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戏曲现代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可能。

母亲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其形象内涵已经从传统的家庭领域内部的一种伦理角色逐步演变为带有公共领域意味的社会文化符号象征。

因此，以《山村母亲》《土炕上的女人》《挑山女人》为例，对戏曲现代戏中的母亲形象做一番梳理，希望能探讨其发展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形象价值。

［关 键 词］戏曲现代戏；母亲形象；《山村母亲》；《土炕上的女人》；《挑山女人》纵观国内外的文艺作品，对于母亲形象的赞美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

中华文化中早在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对母亲形象塑造的尝试。

但提起具体的母亲形象，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关叙述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总是处于神圣、母性的一极，如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和为游子缝制身上衣的慈母。

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的领域中，母亲形象在剧中以主角出现的情况较少，大多数情况处于配角位置。

母亲唱词、念白少有浓墨重彩，大多也只是零星点缀。

总体而言，母亲形象在戏曲文本中基本上都是起辅助作用，凸显的只是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功能而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

从这一维度上来说，母亲复杂多义的本质属性与在戏曲叙事传统中单一的形象塑造似乎有着比较深刻的矛盾。

戏曲文本在近几十年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与之前或相同或不同的母亲形象。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补充了戏曲文学传统中相关叙事的某些不足，同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戏曲现代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可能。

母亲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其形象内涵一直随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而处于演变之中——她已经从单纯家庭内部的一种伦理角色逐步走向了带有公共领域意味的社会文化符号象征。

因此，本文尝试以《山村母亲》《土炕上的女人》《挑山女人》为例，对新时期戏曲现代戏中的母亲形象做一番梳理，探讨其发展中的文化语境及其形象价值。

苦难中的“并蒂莲”——《小姨多鹤》中女性形象之分析语文学刊年第期苦难中的“并蒂莲《小姨多鹤》中女性形象之分析张闽敏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人文系,江苏南通摘要《小姨多鹤》是作家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她塑造了两个形象鲜明的女性人物??日本女人“小姨”多鹤和中国女人“母亲”小环。

战争的硝烟,命运的遭际,让这两个女人走进同一个屋檐,演绎了爱与恨牵绊着的一生。

犹如一朵并蒂莲,严歌苓赋予这两个从苦难岁月中一路走来的女人以善与美,书写出人性的光辉。

关键词严歌苓;《小姨多鹤》;如陛形象;人性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严歌苓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她的作品丰盈而厚现出多鹤的“母性”情怀。

在严歌苓眼里,多鹤最初只是一个重,“翻手为苍?,覆手为繁华” ,她以其独有的融合了求生者,为了生存她作出了妥协。

一旦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东、西方文化魅力的视角和女性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如少女了,所有母亲都一样,孩子在哪儿,她的家就在哪儿。

“在我小渔、王葡萄、扶桑等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严歌苓曾说过了解的日本‘垦荒团’的女人中,有些最终也没回日本,因为她着力写女性是因为“自已是女人,观察女性当然就有优她们的孩子都在中国。

”【所以,当多鹤从张家逃走后发现自势”】,她爱自己笔下的女人,懂自己笔下的女人。

于是,缪己怀了孕又跑了回来,当她被张俭故意丢弃,辗转流落到武斯女神的艺术长廊上又出现了两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竹昌没有足够的钱买火车票时,多鹤决定“走也得走回去”,内多鹤和朱小环。

“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是三个孩子把多鹤《小姨多鹤》的故事发生在本战败后,当年打着“垦荒与张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多鹤的“母性”情怀在苦难的岁月开拓团”旗号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失去了保护和依里以超越民族、语言、文化差异的人性本质,诠释着人性的伟仗,开始了大逃亡。

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就是这支逃亡队伍中大和至善至美。

的一员,她凭着对生的渴望躲过了被扼杀的命运,但最终还她坚韧。

小川洋子作品中人性的改观小川洋子(1962-),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冈山市,是现代日本文坛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女性作家。

1988年,小川洋子以《燕尾蝶受伤时》获得海燕新人奖出道。

之后,她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小说、随笔集等,并摘得芥川文学奖、读卖文学奖、书店大奖、泉镜花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作为牵引日本现代文学的中坚作家,小川洋子仍活跃在当代日本文坛,她也是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被认为对文学怀有坚定信念的小川洋子,其文学作品的倾向也有所变化。

从初期文学作品当中,可以看出小川洋子着重于描写普通人物不为人知的内心的阴暗与恶意。

在之后的文学作品当中,小川洋子开始描写人性的善意与温暖,她的作品风格也逐渐发生变化。

对于人性的改观使得小川洋子的文学作品更具魅力。

但是,迄今为止,对小川洋子的文学作品的变化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着眼于作品中人物角色的人性从恶意向善意之改观的研究少之又少。

因此,为了能够加深对小川洋子文学的理解,本论文基于人性的善意与恶意的概念的理解,考察小川洋子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人物角色,对其中的人性丑恶和人性的真善美进行探讨,并探究其作品中人性描写的变化和变化的原因。

本论文将特别从小川洋子作品中人性从恶意向善意的视角,来探究作家对人性的善意与恶意的描写。

此外,本论文也将考察小川洋子作品风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论文以文本分析的方法为中心进行分析。

本论文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在序章主要介绍研究动机、小川洋子文学的先行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第一章,主要对小川洋子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历程进行整理归纳。

其次,总结提出人性的善意与恶意的基本概念。

在此基础上,对小川洋子作品的写作方法及作品中的人物角色的形象进行分析总结。

在第二章中,考察小川洋子的初期作品《完美的病房》中主人公的人性恶意与阴暗。

首先,在小说《完美的病房》中,作为家庭主妇的主人公“我”与21岁却得了不治之症的弟弟等人物角色之间故事情节的描写来看主人公有着怎样的病态心理。

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论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宁殿弼【摘要】What happened to it in the process of its writing and publishing made Mother an unusual of Ding Ling, who depicted an ordinary but respectable mother based on her own. The biographic novel with flexible and varied characterization, how a mother was made. Its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Hunan and panoramic introduction of the folk custom there, together with its borrowing of th work tells, landscape of e ＂European form＂ in its psychoanalyses, are attributed to the author＇ s demand for characterization, homesickness and ＂personal unconscious＂.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characterized by daily-life colloquialisms, constitutes a calmly elegant style of the whole work%《母亲》写作、出版前后的特殊遭际和所受到的特别关注，使其成为一部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小说。

丁玲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精心塑绘了平凡而可敬的母亲形象。

小说带有自叙传性质，揭示了生动流走的母亲成长历程，驾驭了灵活多样的刻画人物方法。

30在“无我”的人生中寻觅人性的幽光——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文化解读葛倩倩 温州大学“母亲”，具有作为一个人、女人和母亲这三重身份，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

①柔石笔下塑造的“无我”意识的母亲形象：春宝娘，是现代文学画廊之下女性受地域文化陋习戕害的典型，但她身上所渗透的母性乃至隐约显露的人性幽光，是柔石对浙东农村典妻制度独到而又深刻的理解。

一、“无我”意识的怪胎——春宝娘春宝娘，是柔石在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中塑造的一个浙东农村穷苦的的底层流泪母亲。

她的丈夫是个皮贩子，并且染上了酗酒赌博的恶习；儿子春宝卧病在床，一家生活没有着落。

“幸运”的是，丈夫私自想出了一个绝妙“好计”——将她出典给地主老秀才生儿子来换取钱财，以满足一家的日常生活所需。

自此，春宝娘在无法抗拒的现实之下，开始了她的出典之路。

在她出典的这三年里，她给老秀才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秋宝，完成了她出典的目标。

可当她回到原来的家中，发现一切都与她的愿景背道而驰，她当初出典自己所得的一百元大洋非但没有改善原本穷困的生活状况，而她忍痛离开的儿子春宝也变得奄奄一息。

毫无疑问，春宝娘身上没有自我的独立思想，她早已成为男性精神的附庸。

在家中，任由丈夫皮贩子出典自己；出典到老秀才家，对以传宗接代的老秀才抱有幻想，而将自我的意识封存。

因此，春宝娘的“无我”意识在以男性为主权的宗法文化的承袭之下，使得她个人身上背上了沉重的精神烙印。

而最终现实“馈赠”于她的，不仅是为人妻的奴隶、为人母的奴隶，更是宗法社会之下无自我主权意识的奴隶。

二、“典妻”制度的陋习贫穷，是一切生命本源迸发生机的阻碍。

浙东农村的贫困，使得女性成为男性经济乃至精神的附庸，而这种附庸之下的浙东文化的典型代表——典妻制度，则是当时浙东农村妇女地位堪忧的表现。

作为自我意识被侵蚀的母亲：春宝娘，无疑是典妻陋俗之下的牺牲品。

但丑陋的典妻之习，是造成春宝娘永远处在母爱被剥夺的无尽折磨和无法言说的精神凌迟之中的直接原因，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奴隶地位则是隐藏在这一悲剧背后的真正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