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团主义研究-0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审查大纲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一、概述
㈠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

如为改扩建矿山, 应说明矿山现状、
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㈡编制依据
(1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况。

(2 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

如经储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

对改、扩建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 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㈠该矿产在国内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1、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2、国内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㈡产品价格分析
1、国内矿产品价格现状。

2、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㈠矿区总体概况
1、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2、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3、该设计与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㈡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1、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2、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之争新论在当代社会，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一直是热门讨论的话题。

两种理论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它们对于国家的角色、政策和制度具有相互冲突的特点。

本文将对这两种国家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旨在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为当代国家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观点。

我们需要了解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基本概念。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自由，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

而社群主义则注重社会公平和平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国家理论观点，分别强调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中，其核心理念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有效性。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强调市场竞争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作用。

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个体的自由选择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创新，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强调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倡小政府和自由市场。

相反，社群主义国家理论则着重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

社群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的不公平，需要政府及时干预，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他们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纳税和社会福利政策来调节社会贫富分配，提供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确保每个市民都能够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社群主义国家理论着重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主张社会公平和福利制度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国家理论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两者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对现存社会模式进行的一种批判和反思，都试图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模式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它们都对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效益和公平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社团资料社团口号：走中国特色，创聊大特色社团会徽：社团简介--•聊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于2008年10月份正式成立。

•它由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根据十七大而作出了成立该社团的提议，经聊城大学团委决定，终被确定为聊城大学校级社团。

它是在聊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和在共青团聊城大学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和宣传的校级学生组织，是校团委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托机构。

该社团工作分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两部分，而学术研究又分为时政透析和学术研讨两部分。

该社团力求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的广大会员，结合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业特色，学习、研究、宣传、践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架起学校和社会的桥梁，建立广大师生间交流的纽带，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院、社团的特点开展咨询、服务、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社团活动总结一、学术理论方面：（一）“旗帜论坛”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作为本协会的特色活动，长期以来以思政学院为主要阵地，邀请有关资深专家教授学者作专题报告，并进行广泛的交流学习。

（旗帜论坛）图为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魏宪潮图为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于学强博士所做的关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旗帜论坛。

图为思政与马克主义学院副院长唐明贵所做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旗帜论坛。

（二）新闻摘要系列每周两期，将最新的时政要闻与其他新闻热点以海报、展板的形式面向全校师生广泛展出，宣传时政要闻。

（三）时政讲堂此专题主要包括时政评点和理论讲堂两部分。

时政评点即针对时下热点问题邀请广大师生一起广泛探讨、畅所欲言；理论讲堂主要针对大政方针政策等，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他。

秦正为老师与社团社团成员一起交流，并做了“回眸十一五，展望十二五”的讲座二、社会实践方面：（一）教育局采风（二）民生问卷•问卷调查的内容涉及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居民住房、收入和社会收入等方面，此次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活动使得同学们对民生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社团变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从国家合作主义到社会合作主义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社团的历史和现状，从合作主义的视角论述转轨时期中国社团从国家合作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变革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社团国家合作主义社会合作主义一、合作主义的概念及分类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是70年代盛行于欧洲斯堪地纳维亚地区的一种处理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模式，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潮流派之一。

它是社会中的一种政治社团意识，主张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社团中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不强调个人的作用。

二、中国社团现状的国家合作主义分析虽然合作主义是源于欧洲的一种社会政治模式，但是它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

中国社团建国以来的发展情况，就与国家合作主义的上述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

①转引自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至２４页。

②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页。

（一）社团受政府严密控制是国家合作主义的典型特征。

中国社团受政府严密控制突出表现在社团的“双重管理”体制，它源于国务院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后１９９８年修订的新条例。

所谓“双重管理”，是指社团的成立必须经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社团日常工作受业务主管单位监督管理，且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行政管辖范围，必须与社团的活动范围相一致。

这就从纵横两个方向挟制了社会团体独立开展活动。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

《条例》赋予业务主管单位相当宽泛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责任。

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和实现市场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程度。

只有当公认的民主原则和规范成为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宗旨的情况下,民主才会在具体民族土壤中确立和制度化。

(文　华摘自俄《莫大学报第12类:政治科学》1996年第2期社团主义:一种新公共伦理学〔美〕M1戴利 在美国的政治思想中,社团主义是一种新哲学。

它致力于社团价值观与个人自由价值观的相互协调,其理想是民主的社团。

它只能在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所促成的社团价值观的衰退似乎已经到了必须加以纠正的地步。

在这种意义上,社团主义是一种后自由主义哲学。

它在形式上是修正性的,并力图把社团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

尽管自由主义的缺陷已经为许多人所认识,还应当把社团主义的政治哲学明确地建立起来。

社团价值就是恢复“博爱”在自由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它认定:由于现代自由主义忘记了博爱,所以“自由”与“平等”也变得没有多大意义。

在社团主义的旗帜下,可以聚集许多不同的观点。

有人把社团看成人类生活的最自然也是最高级的形式;有人认为社团交往是基本的人类需要,一旦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冷漠、犯罪、酗酒、吸毒和家庭破裂;有人则把由积极公民所控制的社团与真正的民主制等同起来;还有人将一定地域的群体世代锤炼的社团传统作为评价道德的伦理标准。

“社团(comm un ity)也有多种含义。

而典型的形式是一个小镇:其居民相互认识,拥有共同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并由一种休戚相关的“我们感”(w e-ness)所连接。

从当代的定义看,一个社团是由有限数量的人所组成,他们在同一种社会关系之中形成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共成员之间的联系均是直接的。

这个定义表明,不仅小镇,而且拥有共同目标的组织——如职业协会——也属于社团的范畴。

现代人哀叹社团衰弱了,显然不是指它的人数减少了,而是指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削弱了。

社团主义缘起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因而其修辞往往是否定性的。

社团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过分发展和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之争新论从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市场规则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逐渐获得了重要地位。

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弱化政府干预。

与此同时，社群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派别开始崛起。

社群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实现社会公平和民主。

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理论之争主要围绕市场与政府的角色，以及公平和法治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能够提高经济效率，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过程，以避免损害市场效率。

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公正与民主。

在市场与政府的角色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理论之争始终存在。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政府尽可能地做少事，市场自由发挥作用。

举例而言，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市场理论中，对于对外贸易，新自由主义者主张通过减少关税来扩大国际贸易，而社群主义则认为应通过政府干预贸易来促进公平的贸易，并确保国内劳工的利益得到维护。

在公平与法治的问题上，社群主义明显更加重视。

社群主义认为市场自由不能导致社会公平，因为自由市场直接导致财富的集中，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的差异也会随之加大。

因此，社群主义主张政府应干预市场，以便确保资源公平分配与机会平等。

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市场自由较重，政府应以保护生命和财产为重点，而忽视社会公平和机会公平。

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理论之争首先是市场与政府的角色问题，其次是公平与法治的问题，也就是市场能否确保公平与法律的遵循。

在不同的场合下，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理论对策不同，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要在两种理念中进行选择。

但不可否认的是，社群主义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更注重政府的干预，以保障公平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必须尽可能自由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

然而事实上，两种理念都有其长处和短处，社群主义的目标是更加平等和稳定的社会，而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高效和创新的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之争新论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国家理论，在当今世界中备受关注，它们分别代表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种极端。

两种理论在对国家角色、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当今全球化潮流的主流，而有人则认为社群主义是更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理论。

本文将就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国家理论之争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以寻求一种新的国家理论之新论。

我们需要了解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内涵。

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最小化，以实现市场的自由竞争和效率。

它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创新受阻，经济增长受限。

而社群主义则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政府干预来调节资源分配，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权利。

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市场被视为最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的干预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的扭曲，大规模的社会福利项目也会削弱市场的竞争力。

而在社群主义中，政府的干预则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认为市场无法全面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调节。

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国家角色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也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国家理论。

我们需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都有其理论的局限性。

在实践中，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导致市场的垄断和资源的过度集中，使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而过度的社群主义干预则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效率的下降。

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以寻求一种新的国家理论之新论。

在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国家理论之新论：政府和市场的合理结合。

这种新论强调政府应当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干预，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平，以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

在这种新的国家理论之新论中，政府应当充当市场的监管者和社会公平的保障者，既要保证市场的自由竞争，又要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发展。

在华的国外非政府组织：在社团主义和困惑中前行在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在实施发展和人道主义的援助，引起了很多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的注意。

然而，对于非政府组织如何在集权国家得以建立并如何与政府打交道，这方面的关注却比较少。

中国的例子表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双方都有各自的疑问，非政府组织遇到了政府高压控制的阻碍，而政府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国外的发展组织，也同样感到困惑。

中国政府的社团主义在美国、欧洲、拉美和非洲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其自治程度比较相近。

然而，中国政府似乎认为非政府组织（通常被称为“社会组织”）是国家政策的“传送带”，而不是用来监督政府的自治组织。

有些学者曾研究过中国政府的“社团主义”倾向，也就是行使权力来控制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声称是人民的最终监护人，于是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也因此而合法化。

也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已经不再使用极端的社团主义，而是给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空间。

不过，大多数外国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依然以社团主义为基础。

在华非政府组织的进入与成长中国政府从1978年开始接受来自国际的发展援助，到了1980年代初，已经有200多个联合国的项目成立。

然而，不同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不允许国外援助的个人和机构参与到资金花费的决策中，也禁止中国的社会组织与国外组织接触。

1990年代，社会组织的数量持续增加，但是国外非政府组织仍不能与中国的组织接触。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面临着人口增长、农民工问题以及可耕种土地的减少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中国活动，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形成了由政府主持的多元局面，同时，在华非政府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也突出了。

中国政府对在华非政府组织的态度目前中国政府仍然对在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保持警惕，但也意识到这些组织带来的种种好处。

外国非政府组织帮助中国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在很多领域提供技术援助。

政府通常认为这些组织是人民和政府间的桥梁，能够帮助政府官员向人民传达政策，并听取来自人民的反馈。